走出国门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走出国门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在很多人眼中，“刘大钧是一个很重视对外开放的领导，对我们学校的外事工作作了很大的贡献。”曾经和他一起共事的副校长程遐年提到：“刘大钧去过苏联，后来又去了美国，所以特别重视国外的先进科技。刘大钧上任的1984到1991年里，对学校的外事工作抓得很好，开创了学校外事工作的新阶段。”（注：程遐年访谈，2013年5月22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曾经的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严志明教授说：“我觉得刘先生的个人开拓意识还是很强的，也很重视学校对外国际交流工作，在刘先生手上建立了外事科，慢慢开始了我们学校的外事工作。在刘先生的领导下，和很多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像林肯大学、瓦赫宁根大学等，对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注：严志明访谈，2013年5月31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严志明，南京农业大学外事办、校办原主任。多次随同刘大钧出访，与诸多国际知名农业大学建立校际关系，组织接待外宾工作，外事工作业绩突出，曾受到农业部表彰。）

刘大钧在任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再看南农，刚刚从扬州迁回南京，又经历了文革的重创，科研活动停滞好多年。当时有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科技水平和美国50年代后期差不多。”刘大钧的博士生房经贵在回忆自己去美国进修的时候说到：“我去了美国才知道，我在翻资料的时候，人家80年代出的书，我2004年的时候还没学过，就是当时的植物生物学。还有一些科研，美国在做，我们也在做，但是还是很落后。”（注：房经贵访谈，2013年5月24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房经贵：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系刘大钧1996年级博士研究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大钧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把优秀人才引进南农、让南农的老师走出去”。所以，在他任职校长期间，尤其重视与国外院校建立校际、系际关系，聘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派出学生攻读学位、派出专家学者外出访问等。

建立校际关系(www.guayunfan.com)1980年，当刘大钧还是农学系主任时，就主动与国外相关院校联系，成功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建立院系关系，到1988年为止，9年内学校共有11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在该院获得学位；有11位老师去该院进修，总计提供奖学金19万美元。

1984年7月，新西兰林肯大学农学院前院长兼新西兰-中国咨询公司董事斯特瓦特教授来到南农，就南京农业大学与林肯农学院相互交换留学生进行商讨。时任外事科副科长严志明回忆说，他和刘先生之前就去了一次新西兰，就建立两校合作关系进行了交流。“刘先生知识渊博，虽然是学农的，但是文学、艺术、音乐，无所不通，非常厉害。再加上对新西兰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英语也是很棒。在新西兰的时候，他跟那些专家们聊天，人家聊什么话题他就聊什么话题，所以在他身边工作，实际上也学到很多。”（注：严志明访谈，2013年5月31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刘大钧的健谈、专业给新西兰专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好地推动了两校合作关系的建立。后来新西兰的斯特瓦特教授来学校时，也是刘大钧亲自接待，两人毫无障碍地沟通，不需要翻译，甚至刘大钧还充当别人的翻译，这也让在场的南农师生大为赞叹。

1985年4月，刘大钧率团访问荷兰，与瓦赫宁根大学签订了《未来合作方向的协定》，双方互请5名高级教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互换学生和低级别教师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交换出版物和开展合作研究项目。1986年9月，该校代表团来访，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拟出了长期合作协定。30年来，两校往来频繁。2013年4月，南京农业大学现任校长周光宏教授率团访问了瓦赫宁根大学，访问期间，周光宏代表南京农业大学与瓦赫宁根大学续签了校际合作备忘录。该校校长Aalt Dijkhuizen博士说：“南京农业大学是瓦赫宁根大学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双方在合作研究、学生培养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成功合作。”他希望以此次续签校际合作备忘录为契机，深化校际交流，拓展合作领域（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周光宏校长率团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高校访问。南农大校园网。http：//news.njau.edu.cn/？m=article&id=36669&wd=%CD%DF%BA%D5%C4%FE%B8%F9%B4%F3%D1%A7//2013-05-09）。

图6-6　1989年刘大钧（左二）率团访问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

1985年，农业经济系张文年到苏联进修农业经济，1988年农经系王万茂到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访问。不久，该院副院长A.B.波沙塔也夫和党委书记B.M.哈朗斯基应邀来校访问。1989年，刘大钧率团回访，拟定了两校合作计划，确定了在教学、思想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人员交流、互换学术刊物等具体计划。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是刘大钧曾经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校，这为两校友好合作打下良好基础。1990年5月，白俄罗斯农学院代表团访问南农，签署了校际交流合作协议书。

图6-7　1985年刘大钧（左一）接待来访外国专家Dr.Gorden Kimber（左二）

聘请外籍专家

在刘大钧任校长期间，依靠他广泛的人脉关系，为学校争取到很多外籍教师来讲学。英籍教员David Griffith先生、Anne P.Roda女士和美籍教员彭果丽（Bradley）、林志昭（Brand Lin）受聘担任英语培训班一年教学工作。美籍原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官员Philip R.Tomforde先生携夫人Winirred H.Tomforde女士和Isabell女士等应南农聘约，在南农举办的农业外事干部培训班担任一年英语教员。在刘大钧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外籍专家愿意到南农来讲学。各院系的老师也明白，让国外的老师到学校来办讲习班，对学校的科研和实验技能的进步是大有好处的。澳大利亚专家巴特（Dr.G.M.Bhatt）受邀举办小麦育种讲习班；美国专家施密特（Dr.L.Schmidt）举办生物固氮讲习班；美国专家尤爱达（Ida Yu）举办分子生物及微生物工程讲习班；日本专家远藤隆、河村、伊东正分别举办小麦细胞遗传、分子生物学和蔬菜光合生理讲习班；英国专家克尔诺（Dr.A.Curnow）举办田间试验和统计分析讲座；联邦德国专家艾伦道夫（F.Ellendooff）举办家畜内分泌学讲习班。仅1986年，应邀来学校讲学和合作研究的就有13批16人次。这些外国专家学者的到来，缩短了南农部分学科与国外的差距。如加拿大籍华人学者戴乔治博士举办《统计遗传应用于作物育种》研讨班，为南农师生介绍了应用多元分析法进行品种稳定性测定的理论方法，为当时农学系品种稳定性测定提供了新思路；畜牧系邀请日本京都大学佐木义博士来校举办现代家畜育种讲习班，他带来两套大型计算机应用程序，提高了我校家畜育种统计水平；土壤农化系邀请的美籍华人学者举办的土壤化学讲习班，介绍了先进的土壤化学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并赠送了美国土壤化学方面的最新教学图书和参考资料（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10月，第400页。）。

1989年前后，是南农外事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时期，每年有大量的国外学者到学校交流访问。那段时间虽然也是学校比较困难的时候，但是，学校在刘大钧带领下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工作，共接待加拿大教师代表团、新西兰教育部部长、FAO东南地区猪育种会议代表团、苏联季米里亚农学院代表团共60多批，创历史纪录。1990—1993年接待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苏联、朝鲜、日本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团体共200批，600余人次。其中短期科技专家和长期语言专家来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占总人数的90%。在刘大钧的支持下，学校很好地完成了农业部的任务，又提升了自身各方面的实力。

图6-8　刘大钧（右一）拜访世界著名育种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Norman Borlaug博士支持留学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主持全国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时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1978年8月，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一万个人。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刘大钧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在“引进来”的同时，也鼓励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走出国门，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1984年到1993年，全校派出去很多进修和攻读学位人员，分赴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等国家学习。

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是申请世界银行贷款。世界银行贷款主要是面向高校、研究院，甚至可以直接面向生产，分一期、二期、三期。1985—1986年，学校接受世界银行两期农业教育科研项目贷款。第一期总额430万美元，国家配套资金总额645万元人民币。第二期122.9万美元，国家配套资金按1：2配置。刘大钧很重视这笔资金，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派两名老师专门管理这个项目。据汤一卒教授回忆：“当时我们学校重点实验室的基本设备就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买德国、日本最先进的设备，我们学校的设备在国际上是一流的，好多外宾看了都很惊讶。当时最大的计算机差不多有一个房间大，我们有专门计算机房，是很高级的。这都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购买的。”（注：汤一卒访谈，2013年9月13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学校充分利用这两笔世界银行的贷款，提高了学校教学科研水平以及实验设备的改善，主要用于学校的设备采购、语言培训。在设备采购方面，至1985年底，共有85个品目、783台件。第一期项目引进的设备费用占总费用的60%，改善了植物生理、农业微生物、家畜生理、生物化学、细胞遗传、电镜技术6个实验室，并且建立了化学测试、电子显微镜、电子计算机3个中心。利用项目贷款，学校按照国家选派出国人员的统一标准，从1983年起到1986年12月止，派出博士学位10人，硕士学位21人，进修生8人，短期进修2人。农、牧、渔业部农业教育科研外资办公室统一组织了考察团，学校组织13人次，分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进行专业考察和管理考察，全部圆满完成了各自考察任务（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10月，第404页。）。

这样大规模的出国，既可以接触到世界先进的科研技术，同时也可以把国外先进的实验设备、试剂、材料带回国。据汤一卒教授讲：“当时有个好处，像他们（指刘大钧）这个年龄层次的凡是出了国基本上都按时回来的，其中有一个老师，带回来南京农学院第一台电脑。当时还没电脑，在国际上也还很少，但是他把在国外用的这台带回来了，等于是提升了学校的科研条件啊”。蔡宝祥（注：蔡宝祥（1926—　），浙江杭州人。1947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并留校任教。是我国家畜传染病学家，历任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兽医系教学秘书、教研组主任、畜禽传染病学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兽医免疫学教材，为促进中国现代兽医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教授将国外带回来的CU系禽霍乱疫苗及单克隆（N-79型）新城疫苗继续进行研究和推广，在省内批量生产，对防治禽传染病收到良好效果。李式军（注：李式军（1934.12—　），浙江临海人。1958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园艺系。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主任、农业与生命科学院副院长、蔬菜研究所所长、农业部和江苏省蔬菜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以及农业部高等农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园艺学科委员会委员等职。兼任江苏省园艺学会和南京市蔬菜学会副理事长，《园艺学报》、《中国蔬菜》等编委、副主编等。）、高祖名在日本进行小白菜、黄瓜、番茄等无土栽培试验，利用营养膜无土栽培技术，研究“节约型蔬菜无土栽培技术”，为国内的高级宾馆提供一批无公害的生食蔬菜。1989年在加拿大留学的钟甫宁（注：钟甫宁（1951—　），广东梅州人。1989年6月毕业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经济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农林经济与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经济学会副会长，Agricultural Economics编委，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编委，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完成博士学位后回校，为研究生开出多门新课，填补了许多课程的空白。还有很多教师带回了研究课题，还获得经费和设备资助。

同时，刘大钧还鼓励学校教师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如1986年派出8人；1988年派出16人次，有遗传、植物生理、农业生态、家畜家禽、土地利用、微生物、果树、蔬菜等学科，既开阔了视野，吸收了国际先进经验，也提高了南农的国际学术声望，开拓了学校对外交流的渠道。刘大钧这一鼓励师生出国的举动，是十分明智的。截至1991年，共派出硕士生、博士生、进修人员47名，留学人员回校服务占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16%，大部分回国人员成为教学科研队伍的骨干力量，部分同志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所主持的国家、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均获得良好的成绩。

开展合作研究

刘大钧的外事工作绝不仅限于“走出去、请进来”这些层面。刘大钧觉得有些学科还有必要和国外一些单位的有关学科建立学科合作交流关系，加快自己研究的进展和国际影响力。

1985年植物保护系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同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陈泽安教授签订植物菌原体类病害合作研究协议；昆虫研究室与英国洛桑试验站签订了合作科学研究协议书。兽医系家畜生理研究室与联邦德国农科研究中心畜牧及行为研究所内分泌及神经内分泌研究室签订合作研究意向书，还与加拿大农业研究局、英国剑桥研究站签订了协作研究《中国水牛瘤胃微生物消化特点意向书》。美国海外自然资源开发研究所的专家多次和植物保护系农业昆虫教研组合作研究我国水稻迁飞性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迁飞的雷达观察与资料分析研究。

这些合作项目，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8年美国新泽西州大学的陈泽安教授与陈永萱教授合作，继续开展对植物螺原体菌的专题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开创了我国对这类重要微生物研究的新领域，鉴定了国际上尚未记载过的新种类，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刘大钧的夫人陆家云也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与新西兰森林研究所的周启昆博士合作研究“板栗疫病低毒力”和“真菌低毒力”的研究。

在刘大钧任职期间，这样的合作研究项目还有很多。但不得不提的是程遐年教授与英国洛桑试验站的合作项目“褐飞虱等水稻重要害虫迁飞的雷达观测研究”。程遐年教授在刘大钧任校长的时候担任副校长。据程教授回忆：“1984年，我在英国，刘先生和当时的费书记给我写了封信，说现在学校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希望你能回来，帮助学校渡过难关。我收到信之后就回来了”（注：程遐年访谈，2013年5月22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程教授回来之后，和刘大钧一起操持学校的事情，程教授不仅业务做得很好，搞起行政来也是一流，刘大钧非常欣赏程教授的才能。但是程教授回来之后一直心事重重，刘大钧问起，他又支支吾吾不说。原来，程教授奉命回国帮助他，但是在英国还有一个合作项目，程教授知道现在学校比较困难，各项工作都在恢复和重建中，虽然很想开口辞职回英国做实验，但是每次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刘大钧知道后，找程遐年教授谈了几次话。刘大钧也是科研人员，自己在当校长的时候，也从未放掉自己实验室的工作，他当然能明白程教授的心思。刘大钧告诉程教授，不能耽误了自己的科研工作，而且是跟国外专家的合作，如果就这样放弃了，就太可惜了。于是刘大钧就主动承担起程教授的部分工作，好让程教授能抽出一定时间做自己的科学研究。程教授也不负刘校长的嘱托，把这个项目做得很好。中英专家利用空中网扑、地面取样、气象观测等手段阐明了我国褐飞虱的越冬范围、迁飞路线，建立了全国联合测报网并制定了推广抗虫品种为主的防治途径，该项目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自1988年起，该项目被列为国家级中英农业科技合作计划。

图6-9　1986年，刘大钧（左二）访问英国洛桑实验站（右一：翟虎渠；右二：吴琴生）

除此之外，1986年学校还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洽谈在南农建立南京农业教育情报中心。1990年10月7日，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40万澳元支持南京农业大学建立的南京农业教育情报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的任务是收集、加工、整理、传递国内外有关农业教育的情报资料。根据原定计划，从1991年1月起，中心每年出版4期《中国农业教育情报》，向中国农业机构和农业教育主管部门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中国农业教育情报》后改名为《中国农业教育信息》、《中国农业教育》，后来成为一份教育部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综合性农业教育专业期刊，以“架教育与‘三农’之桥，通理论与实践之门，交院校与八方之友，立名家与新人之言”为己任，把促进中国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农业教育科学的繁荣当作自己的崇高使命。1993年该刊荣获“全国新时期十年教育情报优秀刊物”二等奖，被评为江苏省一级期刊，对提升学校在农业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有一定作用。

豁然面对质疑

刘大钧对外事工作的重视，也曾引来不少人的质疑。刘大钧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国。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人的思想还不是很开放，他们认为刘大钧作为校长，老是往国外跑，“不务正业”。甚至有一些人还说：“刘校长出国比我们去新街口（南京的商业中心）还频繁！”刘大钧有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他并没有责怪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停下自己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脚步，一步一步地为学校和世界接轨做着努力。

刘大钧的夫人陆家云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略带辛酸地说：“每次出国，都是很临时的。有可能今天上午下了一个通知，说明天上午出国开会，然后回家简单地收拾一下衣服，匆匆忙忙就走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就走了。没办法，学校的事情高于一切啊。后来索性就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一直装着出差要用的东西，哪次要出差了，拎着就走，也不用怎么收拾。机票什么的都是外事办公室准备好的，这个倒是不用操心，有可能流言就是从这来的吧。但是每次出差回来，都是很累人的，尽管机票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但是这个舟车劳顿，还是很辛苦的。有时候出差回来都没有休息，就直接去办公室继续工作了，忙得不得了。那段时间，家里什么事都管不上，一心埋在工作上。但是，没办法，谁让你是校长，硬着头皮也得上啊。”（注：陆家云访谈，2013年4月3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从刘大钧夫人以及其他老师的回忆中，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来，刘大钧的“频繁出国”换来的成果，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出国的风波还没有过去，又来一波质疑。由于外事工作越做越好，每年都有很多外国的专家学者到学校讲学或访问。学校有一批小平房，之前是老教授住的。后来就让老教授搬出来，专门接待外宾，其实那种接待条件是不行的。据一位老师回忆，当时的平房里有很多蚊子和白蚁，到了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后来慢慢地就把贵宾安排到当时的南京饭店，后来是金陵饭店。但是费用一下子上去很多，刘大钧说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跟外事办公室商量，看能不能向农业部申请一笔经费，用于建造一个外事接待中心。后来在外事办公室的努力下，农业部批了50万。当时在建造这个楼的时候，选址、设计、装潢，刘大钧都参加了，因为刘大钧毕竟在苏联、美国学习生活过，对国外的建筑风格比较了解，眼界也比较宽，设计能跟上世界的脚步。在建造的时候，也遇到了一点麻烦。江苏省安全厅和南京市公安局来审查这个中心，发现中心的东隔壁有一个石油勘探所，全国很多石油勘探资料都在里面，公安局担心学校接待的外宾会不会把里面的资料给盗走。当时人们的观念比较保守，刘大钧尝试着跟他们沟通了几次，都无果。最后还是妥协了，宾馆不得不离石油勘探所远一点。后来那幢楼被很巧妙地设计成“L”型，一边与石油勘探所平行，一边朝相反方向延伸，现在看来还是很别致的。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外事交流中心的设备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有空调、电视机、热水器、地毯、沙发等。还专门去南京饭店请了一位厨师。这些对当时一些思想还不是很开放的人来说，觉得刘大钧这是在为自己建“刘公馆”，为自己退休后用。“刘公馆”传闻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在考证了当时外事科的人员之后，他们都说，刘大钧从来没有在里面住过一天，都是接待外宾或者上级重要客人。接待中心有一个相对封闭的会议室，后来学校有一些教师职称评审会议、干部考察也会安排在里面。这个所谓的“刘公馆”，刘大钧从来没有在里面住过，但是对于学校外事工作却是意义重大，在学校发展历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一笔的。学校的这些传闻多多少少都传到了刘大钧的耳朵里，但是一向宽宏大气的刘大钧并没有放在心里。因为他知道，这是正确的，只要是正确的他就会坚持下去。日久见人心，人们定会明白他的苦心。

说到刘大钧的清廉，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刘大钧的多年科研、行政助手王耀南回忆，刘大钧80大寿的时候病倒了，他去医院看望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已经有一点意识不清了，但是仍然抓着他的手很惊恐地说：“耀南啊，我今天犯错了！是学校的车送我来的！”那天早上刘大钧突然晕倒，学校正好有车空着，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一个院士、学校前任校长，根据政策，享受政府津贴，是可以用公车的，更何况是突发情况，生病住院。王耀南说：“他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公私之间分得很清的。在这个事情上，老先生到底是老先生。我国有很多80岁到90岁的，包括钱学森他们，这一点上永远是后人敬佩他们的地方，公私分得很清。他们不想占公家的便宜，他们非常严谨，他们始终觉得公家的就是公家的，私人的就是私人的，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学的”（注：王耀南访谈，2013年4月11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