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艰难岁月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大钧与其他同事一样，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和推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召开“积代会”。当时无论哪一项工作都要求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学校核心组（注：1970年9月28日，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南京农学院核心组，组长张春兰，副组长安玉平、王新群，成员：杨德芳、王树桐、何健。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兰，副主任安玉平。）以及办事机构政工组，都以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召开批判会、出大批判专栏、抓“活学活用”典型作为主要工作。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长达3个多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作出了两个错误的“基本估计”：其一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其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让当时的教育形势雪上加霜，给当时已深受迫害的干部、教师们又套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在张春桥、迟群等一伙人的操纵下，还通过了“高等学校调整方案”，其中包含了南京农学院迁往扬州与苏北农学院合并成立江苏农学院的决定。

8月中旬，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派出军代表郭兴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来校担任主要领导工作。11月28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式下达并校决定：“南京农学院迁扬州与苏北农学院合并成立江苏农学院，由中共扬州地委领导，学校党政工作、领导班子建设、政治运动、干部管理、人事调配、教育革命等，由地委领导，专业设置与调整、招生、毕业分配，行政基建费、物资由省有关部门管理”。11月29日，省革委会召集两院核心组成员开会，宣布并校决定，要求“两院做好人员的思想工作，搞好团结，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立即行动，元旦以前就搬迁。江苏农学院下设若干分院，面向生产，面向农村，面向苏北。宜兴分院暂时维持现状”（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第323页。）。

12月7日，南京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20日前进行党内外教育，统一思想，20日以后做好物质准备。根据决定，卫岗校本部、园艺场、黑墨营农牧场，以及农业遗产研究室和小麦品种研究室先后交给省里有关部门，江浦农场作为学校的“五七农场”，不在办事机构工作的干部留在农场搞“斗、批、改”，面上清查“五·一六”运动暂停。12月26日，学院领导和办事机构工作人员首批到达扬州，1972年元月5日上午8点，农学、园艺、牧医系作为第二批搬迁；元月7日上午，植保、农经、土化系作为第三批搬迁；第四批是图书馆、讲义室等。

两校合并后的江苏农学院有教师734人，干部441人，工人698人。当年的苏北农学院，在1952年是由南通学院农科、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江南大学农艺系合并而成，校址建在扬州市西郊扫垢山。学院本部占地面积927亩，建筑用地60亩，农牧场500亩，其他用地367亩，房屋面积只有当时南京农学院的一半（并校时南京农学院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www.guayunfan.com)两院合并后，刘大钧被分配到农学系作物遗传教研组，组长是朱立宏副教授。当时的作物遗传教研组根据研究作物种类分三个小组：小麦组、棉花组、水稻组。由于没有专门的家属区，刘大钧和妻子陆家云就住在学校安排的集体宿舍内，因孩子在南京上学，没法带到扬州，只好留在南京的家中，由刘母代为照顾。这样，刘大钧夫妇同其他家在南京的老师一样，每周周一从南京乘车到扬州，周六再从扬州回南京，两边来回跑，不仅仅是辛苦，对母亲及孩子的照顾也很不方便。

对于原南京农学院的校址和下属单位，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4月决定：将卫岗教学主楼和学生宿舍移交给江苏省委党校；6月将黑墨营农牧场移交给南京林产工业学院；8月份，将江浦农场的干部和工人以及设备移交给江浦县；1973年元月，省革委会又将中国农科院、南京农学院所属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和小麦品种研究室划归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所；2月，又将卫岗童子山奶牛场交给南京市牛奶公司。这一系列决定，明确表示了江苏省革委会撤掉南京农学院的决心，可以想象当时广大教职工的心情是多么的悲痛。

到达扬州之后，与在南京相比，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里住房紧张，实验场地小，实验设备陈旧或缺乏。面对新的环境，刘大钧听从组织安排，克服各种困难，调整状态，很快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工作中去。合并后的农学院由于条件受限，加上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招收的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老师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上课，刘大钧刚到扬州给学生们上的是“遗传与育种学”课程，因为去苏联留学过，对米丘林遗传学比较了解，所以他对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重视。他带学生实习，很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据当时还是学生的汤一卒教授回忆：那时候的学生尽管是工农兵学员，是推荐上学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所以相比较而言主人翁的意识比较强些。记得有一天我们到小麦育种地里去实习，就是在地里选一些比较好的单株，刘先生过来看看，问我：“这是你选的吗？你眼光不错，有一定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刘大钧指导学生非常认真，当学生有不懂的地方，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直到同学们理解为止，他还经常鼓励学生要大胆尝试（创新）。

合并后的江苏农学院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是招生问题。1972年2月，江苏省高等学校恢复招生。4月，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决定合并后的江苏农学院学生规模缩减为1000人，教师与学生比例为1：4，这一无理决定引起了全院的一致反对，但省革委会对此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原定于春季招生500人的计划缩减为441人，分设农学、植物保护、畜牧兽医、机电四个专业，土壤农化、农业经济、园艺停止招生，江浦、宜兴分院都未招生。第一批学员于1972年4月报到。新入学的441人中，小学程度81人，初中程度261人，高中程度的只有99人。为此，学院只好重新修订教学计划，压缩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劳动实践时间，加强学生基础理论课的学习。

其次是教材问题。为适应新学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和教学方式的改变，学院组织教师重新编写教材。刘大钧参加了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

图4-1　1974年江苏农学院教学大楼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贫下中农深受欢迎的大学》为题，介绍辽宁朝阳农学院所谓的“经验”。学院领导多次派干部、教师到“朝农”学习。1974年3月，核心组决定成立农学系73级学生教育革命试点班，打破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循序渐进的教育体系，另搞一套综合教学。综合教学虽然可能会解决学科的“偏见”，但综合的基础应是专业知识的具备，综合教学不能取代分科教学，综合教学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从整体上降低了教学质量。

1975年6月，江苏农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陈西光和教务处处长夏祖灼参加农林部在“朝农”举办的高等农林院校负责人学习班，决定农林院校继续向下延伸办学。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学院领导决定在扬州仪征县胥埔公社青山村办分校，并确定青山分校学生规模为1000~1500人，学生与教职工比例为3：1。经过一段时间紧张施工，10月，一批简易两层楼房落成，由学院核心组副组长成克坚带领40名教职工到青山办学，286名新生到青山开学上课，不少教职工对此意见很大，认为青山还不具备办学条件。1976年，学院核心组决定让农学、植物保护、畜牧兽医三个系到青山办学，学院核心组成员7人中，有5人到青山工作（注：《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

由于条件简陋，当时青山分校还出了一件意外事故：一天，天气突变，下起大雨，有一位年轻老师正在宿舍里休息，那时教工宿舍使用的是上下铺，悬挂的电灯碰到这位老师头上时，不巧一个响雷把他电死了。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因为那位不幸的老师就埋在那里的一个小山头上，孤零零的，连一棵树也没有，结果大家都害怕到青山教学点去。

这一时期，“左”的路线继续横行。学院先后开展了批判陈伯达、批判林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了“路线教育”，并要求将“路线教育”进入教育革命领域，围绕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问题，进行“学、摆、批、划、改”，即学习、摆问题、展开批评、划清界限、改进工作，继续将广大教师、干部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过去的17年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批判，并利用工农兵学员在学校的“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作用，促使广大教育工作者走“五七”道路。

1974年2月，农学系有一个73级的工农兵学员徐某，称他有一袋经过处理的棉花雄性不育种子存放在学校育种教研组后丢失了，并公开在全院大会上进行揭露，立即引起全院轰动。个别领导立刻上纲上线，说什么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工农兵学员的立场是非问题，是什么反动思潮复辟问题。当时学院小报《江苏战报》以此为题发表文章，进行大肆渲染，不久，此文又被江苏省公开出版刊物《江苏通讯》全文转载。学院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派科研处处长等组成调查小组，对时任教研组主任的潘家驹（注：潘家驹（1921.9—2013.12），男，浙江绍兴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教育家，棉花遗传育种学家。倡导修饰回交法改良棉花品种；开展陆地棉突变性状遗传研究，鉴定出4个新的芽黄突变基因并转育成相应的近等基因系；将该指示性状与杂交种子生产相结合，开辟棉花杂种优势利用新途径；培养了大批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人才。）同志进行调查，并准备召开批斗会，这给潘家驹先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时任农学系党总支委员、教师党支部书记的刘大钧认为这事不可能，不同意这样做，批斗大会才未开成。经过调查，徐某曾选育出的所谓“义丰1号”棉种，因带有枯萎病，潘家驹不同意他在校内种植。后来徐某自己承认所谓一袋雄性不育棉种丢失完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事态才最终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