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困难前进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迎着困难前进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文革”期间，由于条件限制以及“左”倾政策的影响，教师从事科研非常困难，因没有科研经费，为数不多的科研只能结合教学和生产劳动开展。面对这样的科研氛围，刘大钧没有被当时的大环境所左右，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坚持学习，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

当时属于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下的小麦品种研究室共有干部科研人员约20人，当南京农学院下放扬州时，他们仍然坚持在农场开展小麦资源收集和品种改良研究。1971年夏天，金善宝院长推荐一个意大利小麦育种专家马里亚尼访问小麦品种研究室，受命负责接待这项任务的江苏省外办高度重视，他们先派人到小麦品种研究室所在地江浦农场考察，发现小麦室只有简易平房16间，还有几间办公室和工作室，完全不具备接待外宾的条件。因此他们建议将接待地点临时改到位于孝陵卫的江苏省农科所，而当时江苏省农科所由于“文革”期间干部下放，研究小麦育种的同志只剩1人，这样，他们选派5位小麦室的科技人员，借用江苏省农科所的地方接待外宾。在此期间，江苏省农科所革委会主任曲树方、副主任江枫等表示，江苏省农科所有房子、有土地、有仪器设备，就是缺少科技人员，接待工作结束后，当时小麦室负责人周朝飞，与小麦室的全体人员商议，首先征求金善宝院长的意见，根据金善宝“整体搬迁不要打散”的建议，写了报告给省里，要求将小麦室合并到江苏省农科所去，江苏省农科所也非常欢迎。最后，小麦室就被整体搬到了江苏省农科所。由于刘大钧当时属于南京农学院编制，就没去农科所，但他的很多研究工作是与小麦室的同志一起做的，因此，他除在扬州江苏农学院给学生上课外，还经常到江苏省农科所小麦室，与小麦室的科技人员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1972年5月至6月，刘大钧参加了由江苏省农业部门组织的三麦调研队，对扬州、盐城地区小麦生产进行了调研。秋播后，他又参加了江苏省小麦区域试验（淮南组），与小麦研究室的同事一起，扩大“南农701”小麦新品系的试种。

在工作中，刘大钧深知要做好育种工作，在平时必须加强学习，学习国内外先进育种经验和理论，因此他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认真学习，并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阅读和翻译国外育种方面的资料。1972年10月，他翻译了《意大利冬小麦育种》，1972年11月，又翻译了《农业研究与教育》。11月12日，由于长期劳作，没有得到充分休息，在他译完《原生质融合》一文后就病倒了，直到11月19日才康复。

1973年，刘大钧还应邀到中国农林科学院参加“国外农业文献”的编译工作，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翻译了大量国外农业科学及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资料，这些资料被编辑成书，并于1975年底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成为当时全国农业科技和农业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参考书（注：中国农林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农业概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11月。）。刘大钧能参加这样的编译工作，说明他的专业水平和外语能力颇受肯定。(www.guayunfan.com)1974年8月15日至23日，南方冬麦区小麦科研协作座谈会在江西省庐山召开，刘大钧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小麦丰产技术和科研工作经验，并讨论了早熟小麦和高产小麦育种问题以及抗病育种（赤霉病、白粉病）和群选群育大区域协作问题。“南农701系”作为高产小麦品种选育，在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和推广。

图4-2　1974年刘大钧参加三麦丰产会议记录

从1976年开始，刘大钧又与江苏省农科所小麦品种研究室的同志开展聚合杂交和小麦亲缘植物染色体转移方面的研究。他们搜集亲缘植物、配置属间杂交、获得杂交与回交后代，进行性状与细胞学鉴定。

同年，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多年试验研究，在《江苏农业科技》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小麦高产育种的探讨》（注：刘大钧：《小麦高产育种的探讨》。《江苏农业科技》，1976年，第4期，第26—35页。）。该文系统地对小麦高产育种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一种作物的产量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品种作进一步改良才能使产量向新的水平飞跃，在我国当前现有育种及生产水平情况下，可以从三个方面研究：在产量结构方面，多穗型方案以多穗为基础，力争提高千粒重；大穗型方案通过增加每穗粒数和千粒重的途径进一步提高产量；而中间型方案则通过每亩穗数、每穗粒数和千粒重同时并增的途径。在株型方面，叶片厚度和叶光合率有相关性，选择时应注意开花期和成熟早期绿色叶片数较多和抽穗早而生育期不显著缩短及后期叶不干枯的材料。在矮化方面，矮秆性在谷物产量形成的生理学基础方面存在一定的优越性，矮秆性可能与植物体内的赤霉酸有关，受环境因素影响，也可以通过种间、属间远缘杂交创造矮秆材料。

在上述论文研究基础上，刘大钧经过近一年的思考，于1977年又在《中国农业科学》杂志上发表《小麦高产育种问题》论文（注：刘大钧：《小麦高产育种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77年，第2期，第34—42页。）。该论文针对当时小麦生产大好形势，将小麦高产育种中需进一步明确和改进的问题提出来，他认为高产育种必须具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适应推广地区的环境条件；二是应能充分发挥高产栽培技术的增产作用；三是必须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高产育种的株型和产量结构是目标的具体化，株型和光合有很大联系，产量结构有多穗型、大穗型和中间型三种类型。在考虑育种方法时，也需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原始材料或遗传资源，二是亲本选配和杂交方式，三是后代处理和产量结构的鉴定。就此类问题，1977年，刘大钧还先后在江苏省农业科技短训班及江苏省小麦育种协作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经过近半年的思考、修改、定稿，1979年2月，刘大钧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期刊上发表《作物育种技术的现代化》学术论文（注：刘大钧：《作物育种技术的现代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1期，第25—27页。），该文探讨了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的作物育种技术如何才能真正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及早赶上世界先进育种科学水平。文章提出：需要思想方法的解放，在如下三大方面思想要更活一点、路子更多一些。首先是育种目标的确定，农业的现代化愈来愈要求育成的品种不仅具有更高更稳的产量潜力，而且还要具有更好更全的品质特征。现代化农业的特点也对育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在与作物育种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上，再也不能只靠个别学科中单项技术的突破，而是必须靠以遗传学为中心的多学科协同作战。同时，在其实施过程中，应以已掌握的一切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第三，作物育种的方法手段也必须更多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更多途径和多样化。

1979年，刘大钧应邀参加全国农业院校农学专业统一教材《作物育种学》的编写，该教材后于1981年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1979年他还被中国农学会聘为《作物学报》编辑委员会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