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任助教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初任助教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积极要求进步

刘大钧留校任教后，靳教授最初安排他负责《新遗传学》、《普通农艺》课程的实习指导和课堂辅导等教学工作。

刘大钧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他刚刚参加工作时的往事：“在教学工作初期，我对《普通农艺》的实习和《新遗传学》的讨论还是认真地做了一些工作的。农艺实习方面，在靳先生的指导下，把实习教材重新编写一份。其中添加了一部分新材料，并且每次实习前都能做到事先充分准备。《新遗传学》的讨论也在马（育华）先生的指导下仔细研究提纲，每次讨论后我都做一次总结，总结的准备时间也花的比较多……”。

图3-1　1949年刘大钧金陵大学毕业成绩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南京的各高校公开了地下党、团组织，刘大钧看到自己的许多老同学都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熟悉的同学，也正在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入团。这些对刘大钧的触动很大，他暗下决心争取早日入团、入党。1950年春天，又有一批同志和同学被批准加入团组织，这其中包括陆懋曾、章熙谷、韩淇等自己非常熟悉的老同学，这再次激发了他加入组织的强烈愿望，于是递交了入团申请书。(www.guayunfan.com)1950年5月4日，由郑振源介绍，刘大钧被批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团员。加入团组织后，他接受了党、团组织的基本知识教育，通过系统学习，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决心。刘大钧对自己的入团介绍人老同学郑振源（注：郑振源，1928年生，江苏无锡人，1950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进入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工作，1986年担任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1990年离休。），一直念念不忘。

1950年底，刘大钧在南京还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949年10月5日，是新中国第一个群众性组织。作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物，中苏友好协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大量吸收会员，开展名目繁多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促进中苏友好，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1960年起，中苏友好协会开始减少活动、撤并机构等一系列调整。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缓和，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开始恢复，并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随着苏联的解体，作为中苏关系的特定产物，中苏友好协会于1992年退出历史舞台，被中俄友好协会所取代。

1952年，国家对全国高等院校体系进行调整，南京农学院建立。刘大钧等人在完成农业调查工作后，回到南京农学院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期间，他承担了《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任务，兼任系秘书，同时兼任农学系教工团支部宣委工作。

1953年，刘大钧开始兼任系教务员工作，并在团内担任总支宣委及支部书记等工作。同年秋天，他晋升为讲师，开始在更高层次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刘大钧的心目中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发表高水平文章、培育出优良作物品种。他还清晰地记得，刚到系里任助教时，王绶先生郑重地告诉他“要经常发表一些专业文章”。因此，刘大钧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选读和旁听各种课程，收集专业图书和杂志，努力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投身社会改造运动

1950年冬天，金陵大学开展反诽谤、反侮辱、反美帝运动，尤其是在全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挫败美帝国主义毒害青年的运动。在团支部的领导下，刘大钧积极参加筹备“扫毒展览会”的工作，使所有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全面认识美帝国主义创办金陵大学的文化侵略目的，旧金大如何服务于帝国主义侵略，美帝国主义如何勾结反动派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美帝国主义如何在金陵大学散布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反诽谤、反侮辱、反美帝运动之后不久，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参军运动。由于组织上规定教师不能参军，对于这一点刘大钧颇感遗憾，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要是组织上号召教师参军，我更想为党多作一些贡献。”

图3-2　1950年刘大钧

1951年1月，组织上号召金陵大学农艺系师生参加南京市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刘大钧主动报名参加。经过一个月的政策学习，他被分配到第十区人民法庭担任书记员工作，主要负责土改中民刑事诉讼以及农村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案件的资料搜集、整理、抄写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刘大钧经常到农村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他在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得到一定程度锻炼。

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般是在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进行，经过运动，农村地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郊区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据上海、南京、重庆、武汉、广州、西安等6个城市郊区的统计，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收、征收土地的数量约占总耕地的30%～70%，并没收了大量其他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城市郊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刘大钧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南京市郊区农民感慨地说道：土改后有三少一多，穷人少了，赌钱人少了，小偷少了，下地干活人多了，这种新气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中国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主流。”

刘大钧在工作实践中，对于农村中阶级剥削以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行径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以前我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曾了解到一些，我也知道农民在封建社会是怎样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欺压，但这些大道理多数是从理论上或者从一些文艺作品里体会到的，那种认识是没有实践基础的、不稳固的，因此，我对于农民弟兄阶级仇恨的理解是不深刻的。这次土改中我参加了人民法庭的工作，每天做调查研究，整理地主恶霸们的罪恶材料，许多材料都是直接从贫苦农民的血泪控诉里得来，所见所闻的都是些杀人、抢劫、霸占、勒索、强奸、陷害……数不清的地主阶级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我几乎不能容忍。记得有一次在七桥里乡审问恶霸杨宝潮的时候，我看到他一味抵赖，多次冲动地想上去痛揍他一顿，恨不得马上把他拉出去枪毙。当然这种想法是很天真幼稚的，但至少我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在感性上是培养起来了，我认为这是土改工作给我带来的重要收获。”

1952年8月，刘大钧参加了金陵大学“三反”运动。1951年1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中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动员发动、“打虎”、追赃定案和思想建设，其中主要阶段就是“打虎”。所谓的“虎”是指大贪污犯，一般而言，贪污1亿元以上为“大老虎”，5千万至1亿元之间为“中老虎”，1千万至5千万元为“小老虎”（指旧币，1955年币值改革后，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

同年，刘大钧还参加了安徽省农业调查工作，并担任副大队长和临时团支部书记。他刚刚接受工作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调工作，也没有做过团支部书记，组织上这样信任，万一工作做不好，会失去面子，愧对组织信任。但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大钧很快克服了心理障碍，明确了依靠当地组织、依靠同志、依靠群众的工作思路。

图3-3　1955年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刘大钧入党的批准函

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和收益分配极不公平合理，地主和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佃农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而且地租率奇高，实际地租率平均在50%以上，造成农民生活极其贫困。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将土地改革列为促进农业发展，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任务。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是在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开辟的，农业生产环境不安定，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情况的调查就成为首要的工作任务。

刘大钧在农业调查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在农业生产上对技术干部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技术干部，因而增强了自己入党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刘大钧勤奋努力，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5年4月12日，由罗春梅、王泰伦介绍以及组织慎重考察，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喜结连理

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刘大钧迎来了自己的爱情。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的生活与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多数青年教师都住在集体宿舍。每天大家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周末的时候，同志们结伴去看电影。集体生活是培养爱情的特殊土壤，刘大钧在这样的岁月中，逐渐被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孩所吸引。由于志同道合，所学专业又十分相近，两颗年轻的心逐渐相通，经过无数次的倾心长谈，这两颗心完全融合到一起。1954年2月1日，刘大钧与陆家云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走进婚姻的殿堂，开始了他们相伴一生的爱情之旅。

图3-4　1955年刘大钧、陆家云夫妻合影

陆家云生于1928年8月25日，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陆叔言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曾在山东中实煤矿公司、天津中国无线电公司及沈阳分公司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四川省重庆华西实业公司任副经理、经理等职10余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曾自己出资经营大亚进出口公司，后任群益五金公司经理直至解放；1950年，陆叔言由友人介绍至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基本建设局机电安装公司任工程师；20世纪60年代，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直至退休。优越的家庭条件为陆家云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1953年3月，陆家云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因成绩优秀留校任助教，在植物保护系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科研工作。由于她的勤奋刻苦工作，所讲授的《植物病理学》课程多次被评为学校的精品示范课程，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