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读金大_关于刘大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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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出名门

图2-2　刘大钧在金陵大学期间（1948年开始）经常参加游泳运动

1947年2月，刘大钧不辜负家族的希望如愿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艺系，修读三年级。他报考金陵大学的初衷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农科很有名气，农学专业的同学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此外，该校的西方化教育体系对刘大钧来说也颇有吸引力。

进入金陵大学以后，刘大钧对很多事情都非常感兴趣，学校的社团活动非常多，最初听别人介绍说这里的各种社团都有自己的背景，他便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参加不了解的社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观察后，他选择参加了长江歌咏社，年轻的刘大钧既爱唱歌又爱弹吉他，还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属于文体活动骨干型的学生。

在金陵大学让刘大钧受益终身的是3位授业恩师，即靳自重教授、王绶教授、章锡昌教授。在教授们的严格要求下，刘大钧专心攻读农学理论，坚实的农学基础便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www.guayunfan.com)靳自重教授，山东恩县（今武城）人，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1936年留学法国，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当时是金陵大学教授、农艺系主任、农学院代院长。新中国建立后，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副院长，中国农学会理事。20世纪40年代，从事大麦属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对野生大麦种的亲缘关系作出重要论述，著有《野生大麦之细胞学》、《小麦的细胞学及其应用》等学术著作，1954年不幸英年早逝。

王绶教授，山西沁县人，生于1897年，是我国著名的作物育种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农业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高等农业教育，为我国培育了几代农业科技优秀人才；长期从事大豆、大麦研究，育成“金大332”大豆、“王氏大麦”（美国定名）等优良品种；对多种作物进行过多项田间试验研究。

章锡昌教授，江苏武进人，生于1910年，193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艺系，194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麦作杂粮系主任。1939年在美国研制出小麦落粒性测定器；20世纪50年代，在湖北推广麦、棉窄行宽幅条播法，增产显著；60年代，主持小麦高产栽培及经济施肥试验，肯定了施拔节肥的增产效果；著有《小麦品种间落粒性差异的形态学原因》、《小麦品种间休眠期差异与收获后发芽关系》等学术论文。

金陵大学农艺系规定了必须要有专业实习才能毕业。1948年7月，在农艺系主任靳自重教授介绍下，刘大钧和陆懋曾（注：陆懋曾，男，1928年12月生，江苏镇江人。大学学历。高级农艺师。长期从事小麦育种和高产栽培的研究，先后与人合作选育推广了“泰山1号”、“济南2号”等21个小麦优良品种。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共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13届中央委员、山东省农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作物学会理事长。）、章熙谷（注：章熙谷，男，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作物栽培、耕作制度、农业生态研究。）、王孟瑞等8名同学，前往中国台北的台湾大学农艺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暑期专业实习。刘大钧等人先后在台湾大学的作物、气象、作物育种、生物统计、土壤农化和病虫害等多个研究室进行专业实习。实习期间，还和老同学过益先（原英士大学同学）相聚，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大家都无限感慨。暑期专业实习结束后，刘大钧思考更多的是一年后就要大学毕业了，为自己的工作前途，他更加刻苦学习了。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6000多名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举行联合大游行。同日，华北地区21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殴打，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血案。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方式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都参加了斗争。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和人民解放军反击蒋介石军队的正面战场相配合，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

1948年5月，刘大钧又参加了南京“五·二一”营救被捕学生运动。5月21日晚，南京市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在中央大学举行纪念“五·二”周年大会。大会宣读了纪念“五·二”一周年宣言，演出了《怒吼吧！中国》的大合唱。在金陵大学的同学演出话剧《典型犹在》（演袁世凯，讽刺蒋介石）时，特务开始捣乱会场，被有组织的学生抓获并示众。纪念会结束后，特务将分散回校的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各2名学生抓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金陵大学进步学生闻讯后，当晚就组织600多名学生赶到青年部进行营救，经过5个多小时谈判斗争，22日清晨，特务释放了2名金陵大学学生。同日上午，中大、金大和前来支援的金陵女子学院学生共3000余人聚集在青年部门口，要求释放另外2名中央大学学生。愤怒的学生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的牌子改写成“刮民党中央暴行委员会特务部”。学生在现场向市民进行宣传，控诉国民党迫害学生的罪行。三个学校的学生还当场宣誓，参加南京大、中学校学生大联防，任何一校或一人遭受迫害，大家都要共同斗争。经过谈判与斗争，下午3点多钟，当局交出2名被捕的中央大学学生。这次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当众出丑，国民党当局对此怀恨不已。

在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刘大钧和很多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汪国澄是汪伪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同班同学，由于接触进步思想较早，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刘大钧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时常叮嘱他要加倍小心，两个人的珍贵友谊保持了一生。2012年，汪国澄先生在南京离世。

1949年3月24日，沪、杭各大、专学校的“争生存联合会代表团”10余人来南京请愿，南京市区大、专学校决议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27日，南京地区大、专学校成立“争生存联合会”，并发表宣言。29日，全市大、专学生举行大团结晚会，决定于4月1日在国民党代表由南京起飞去北平参加“和平谈判”之时，举行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的大游行。4月1日上午，在南京的10所院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6000余人，从中大出发，举行大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沿途高呼口号，向市民宣传。

游行结束后，学生在分散回校的路上，遭到预先埋伏的“军官收容总队”暴徒的袭击，被打伤的学生有100多人，国立政治大学司机陈祝三被当场打死，中央大学的学生程履绎、成贻宾被打成重伤不治身亡，酿成“四·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南京地区各高校组织了大规模的罢课斗争，成立“四·一”血案善后处理委员会，组织控诉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发出致北平和谈代表电。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获悉后，敦促国民党政府对“四·一”惨案做出处理。4日，毛泽东就“四·一”惨案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檄文。“四·一”惨案在全国激起了巨大反响，重庆、长沙等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声援南京学生运动。惨案的发生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四·一”学生运动以后，又有一批在校大学生积极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刘大钧再次与进步的同学参加了护校斗争。金陵大学的同学们获得消息，国民党特务要来破坏学校，随即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把同学们组织起来，采取站岗设哨等方式，保护学校的基础设施不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这种自发性的护校斗争，最终使金陵大学完好无损地归还到人民手中。

4月23日，南京解放。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新的认识。刘大钧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开始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在党员同学的介绍下开始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进步书籍。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9年5月，刘大钧和杨永华、朱华里、车济炎等金陵大学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学习组织“改造社”，在这里大家共同阅读进步书籍、研究马列理论、讨论社会潮流与发展趋势。

自1948年下半年，国内战争形势日趋明朗，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这个时候，刘大钧的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刘大钧的父亲失去了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家庭经济支出要逐步由子女来负担，因此，刘大钧在大学最后一年的生活费用是由哥哥来负担的。此时，他更希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早点把家庭经济承担起来，刘大钧开始更加勤奋读书，想取得优秀成绩，以便找到理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