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文化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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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文译经也是由藏族和汉族译师及天竺僧人共同翻译的。松赞干布因文成公主不喜欢藏族妇

族际文化往来_中国藏族

第三节　族际文化往来

一、远古到吐蕃时期的文化交流

西藏考古发现说明，早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就有频繁的文化交往。就旧石器的选材、加工技术、器形来看，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较为相近，而不同于印度的聂瓦斯早晚期文化。大多数新石器属于以华北为中心的非几何形传统。卡若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粟米，更说明卡若文化与世界公认的粟米故乡黄河流域文化的关系。

在林芝、墨脱等地发现的11处石棺墓葬，属同一文化遗存，与川西、滇北的石棺葬有很多共同之处。西藏东部出土的双大耳陶罐、单大耳陶罐，就与川西、滇北石棺葬出土的陶罐大体相同。而西藏杜布类型的石棺葬（土穴竖穴石棺为石板筑，有盖板，无棺底，葬身为仰身直肢等），也与川西滇北的石棺葬大体相同。

苯教是藏区古老的宗教。苯教有关宇宙构成的三度性观念，受到波斯祅教的影响。而苯教的关于创世和人类起源的故事，与境内外的一些民族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苯教关于龙母变成世界的神话，与《山海经》记载的烛龙神话有相似之处，但龙母神话更细腻、生动。藏族有人类源于猕猴的传说。据《通考四裔考》载：古羌人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苯教关于世界和人类由巨卵形成的神话，不仅汉族、朝鲜族等有相似的传说，印度、波斯也有类似神话。几例神话的相近说明几种文化彼此间有所联系。

二、汉藏交往

（一）唐蕃往来

汉藏间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而唐蕃时期是汉藏关系的新篇章，文化交流相当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工艺等各个领域。双方通过官方和民间、上层和庶众、宗教和世俗等不同渠道，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也为后来双方全面而持久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1.开辟交通要道

在彼此交往中，开辟了逻些（拉萨）和长安间的唐蕃大道，还有通甘州、茂州和通南诏的要道。这些道路首先是友邦交流之路，正如《全唐文》卷384所记载：“金玉绮秀，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同时，它又是贸易交通之路，驮着茶叶、丝绸、皮毛、麝香的马帮来往于群山之间。

2.通婚联姻

在唐蕃交往中，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与赤松德赞的两次联姻，在藏汉关系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两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拉达克王统记》等藏文史籍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带有关于服饰制作等技巧的书60部，她还曾亲自传授用织机织布等技术，使松赞干布惊叹而渐现华风。他曾向唐请得蚕种，但因气候太冷种桑养蚕的试验未获成功。自此以后，藏族很喜欢汉地出产的绸缎，汉地也常有大批输入。到赤德祖赞时，不仅贵人，就连其奴仆都穿绸着缎。唐朝的制瓷技术也于赤德祖赞时传入吐蕃。

3.使者往来

唐蕃间各种使节往来不绝，唐使入蕃很多。通过往来，唐朝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情、人心等，都有了较细致深入的了解，表明唐朝对吐蕃力量的重视。自松赞干布于贞观八年（634年）派使臣到唐朝至吐蕃崩溃（842年）的208年间，双方往来的使团近200次（个），多时千余人，少时数十人，担负着迎亲、祝贺、通和、禀告册立和丧葬、请盟、会盟等任务。使臣往返的频繁，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由于这种友好往来的长期发展，加之经济文化关系的加强，汉藏两族自然地形成“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

4.宗教交流

松赞干布时传入西藏的佛教，就是从唐朝和尼婆罗两个方向传入的。吐蕃曾从长安取得汉译佛经。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佛教器物，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里）和360部佛经以及寺院建造法。后来赤德祖赞又派桑希等人向唐皇求佛经1000部之多。藏文译经也是由藏族和汉族译师及天竺僧人共同翻译的。第一批译出的700多部经典中，从汉文转译的有32部。同时，藏文佛经也有些译成了汉文，敦煌藏经里就有大量的汉译藏佛经。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吐蕃名僧桂·却楚将汉传佛典译成藏文，使一些丢失的汉传佛典在藏文中得以保存。

吐蕃中期，赤松德赞在敦请天竺僧人莲花生进藏的同时，也邀请了汉地禅宗摩诃衍那和尚入藏。遂发生了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争”。尽管禅宗在这场辩论中以失败告终，但其在藏地的影响并未中断，在敦煌文献中禅宗经典达20余部，可见其在河陇地区仍有不小影响。

此外，唐开元年间，松赞干布为答谢文成公主入藏所带的释迦宝像，赠与唐朝的一尊金铜度母像，至今仍供奉在西安开元寺“卓玛拉康”佛堂内。

吐蕃把大量佛经从梵文译成藏文后，又从藏文译成汉文，有的被保存在汉文《大藏经》里，有的留在敦煌石窟。

5.求学长安

吐蕃派出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唐朝的诗书礼仪。吐蕃的大臣里有不少人有着较高的汉文化造诣。如迎娶金城公主的敏悉猎能参与梁柏体诗联句，“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吐蕃大将钦陵曾到长安求学，遍观唐朝的礼仪武备。

6.收揽文学之士和工艺匠师

两位公主的进藏，开通和扩展了唐蕃大道，带来了一批文儒之士、传教布道的僧人以及造酒、碾、纸、墨的工匠，也带来了许多农牧、手工生产的工艺和技术。而吐蕃送给唐朝的大帐篷、金鹅等工艺品，曾使唐朝皇帝和大臣们钦佩赞叹。吐蕃的铠甲精良，剑锐弓强，也深为唐人称赞，对唐朝有着吸引力和影响。

吐蕃对因政治原因逃入吐蕃的或从战争中俘获的文学之士，都用为掌握文牍一类的书吏，吐蕃和唐朝书信往来都出于这类人之手。同时，吐蕃对流入或从战争中俘获的手工业匠人，往往要集中送到逻些。有时吐蕃也向唐朝要求派一些工匠，制瓷、水磨等工匠就是唐朝派到吐蕃的。

7.会盟立誓

唐、蕃间的会盟，不仅是重大礼仪，而且要立石刻碑为证，这是当时唐、蕃友好的象征。盟誓先后举行了10余次。最后一次即著名的长庆会盟，作为历史见证的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长庆会盟后，双方就基本上停息了干戈。

8.民间文化交流

敦煌、新疆等地挖掘出的藏文契约等则反映了民间的交往。同时，唐诗对唐、蕃交融也有所反映。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把当地汉人编为部落，仍进行农业生产。那时汉、蕃和其他各族人民杂处，在文化、种族上密切交融，唐史里就反映了彼此融会的情况。那时陇西的吐蕃人“自从公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在蕃汉人则“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这些诗句都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汉、蕃人民彼此交融的情景。

吐蕃的风俗对唐朝也有影响。松赞干布因文成公主不喜欢藏族妇女赭面而下令禁止。可是赭面的风俗却在唐朝宫廷流行起来，成了名噪一时的“时世妆”。白居易有《时世妆》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事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无膏注唇唇似泥，双面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此外，吐蕃吸收过唐朝的医学又转而为唐人服务，老宇妥·云丹贡布就到过五台山等地为汉人治病。治骨折伤痛的良药续股胶（片质）也从藏族地区传入汉地。在音乐歌舞方面，唐朝的八部乐里有一部叫“唐风”的，就是康区的音乐。

9.唐、蕃交往的文化宝库

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吐蕃、唐朝文化的发展，而且共同融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宝库。从781年吐蕃占据敦煌到848年撤出，在60多年中，不仅完整地保护了敦煌宝库，而且还新建了45个石窟。其中有规模宏大、画塑精美、今已列为特级洞的第159窟、第322窟。其供养人题记上出现吐蕃官阶名称者有第144窟的“大虫皮康公”、第159窟的“大蕃官内”等。在第220窟甬道龛内，有身着吐蕃衣饰的信女像。有的洞窟的《维摩经变》绘制着吐蕃赞普以及部众的形象，有的洞窟塑像和西藏寺院内的塑像相似。吐蕃参与敦煌文化创造，也不限于吐蕃时期，宋、元时仍在继续。如宋朝第61窟《五欲乐》中的舞人，其舞姿与回纥舞接近，并与藏族弦子舞相似；元朝开凿的洞窟内，不仅有藏、汉文的六字箴言，在密宗曼陀罗图里，还画有不少变形的菩萨、力士，如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十一面菩萨、怖畏金刚等，其图案装饰即由藏文咒语和金刚、忤之类符号组成。敦煌出土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一批即为珍贵的藏文文献。

（二）明朝与西藏地方的往来

1.刻印第一部藏文《甘珠尔》，雕刻印刷技术传入乌思藏

明朝封赐的众多法王、佛子中，最著名的有三大法王。永乐帝即先后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封萨迦传人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封宗喀巴的弟子释迦智为大慈法王。这三位法王对祖国统一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噶玛巴到达明都，把当时最有名的《甘珠尔》写本推荐给永乐帝，永乐帝即委任噶玛巴为永乐版《甘珠尔》总编。至今，色拉寺仍保存着永乐帝送给大慈法王释迦智的《甘珠尔》。永乐版《甘珠尔》不仅是第一部雕刻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印刷品。尤为重要的是，雕刻印刷的技术从此由汉地传入藏地，对藏族典籍的出版、积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藏文碑刻，在内地也有一些珍品保存下来，比如明成化时修建的北京五塔寺，就有藏文碑刻。

2.促进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发展

明朝与藏区各地方势力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双方人员来往络绎不绝。贸易、朝贡、请封的次数、规模日益壮大，最多时年往来人员有4000人次。

藏传佛教的各宗派传人纷纷到中原、蒙古、西南、西北各地建寺弘教，除早期的宁玛、噶举、萨迦外，到明末，格鲁派也在祖国内地建立了第一批寺院。各宗派还利用明朝赏赐的巨大资财，在藏区修建了一批寺庙，如色拉寺、楚布寺等。

藏传佛教的经典除《甘珠尔》外，《般若》《中道》《律论》《比量论》等也在祖国内地刻印。

在文学艺术方面，汉族的一些文学作品被译成藏文，如《西游记》被简译成《唐僧喇嘛传》。藏族的一些文学作品，也被译成汉文。如18世纪北京已出现了由蒙文转译的《格萨尔传》节译本。其他民间文艺形式，汉、藏等族间也进行了交流，比如在藏族中也涌现了专门讲汉族故事的“仲萨”艺人，藏族的民歌、故事等也传入汉族地区。

在汉、藏杂居的地区，一般群众都使用藏、汉两种语言，从经济生活到风俗习惯都彼此影响，既各保持其民族特性，又彼此交流融会。

三、藏传佛教与蒙藏关系

藏族称蒙古族为“霍尔”，但有时也用“霍尔”来统称北方民族。过去藏文史书对北方民族有所涉及，从元时起对蒙古族多有记载。元朝时，蒙、藏关系日益密切，到明末、清朝达到高潮。

（一）西藏归顺元朝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是萨迦派第四代祖师，也是执掌萨迦政权的昆氏家族贝钦活布的长子。幼年从其三伯父萨迦派大师扎巴坚赞学法，从受近事戒，改名贡噶坚赞（庆喜幢）。后又拜1204年入藏的印度那烂陀寺寺主释迦室利为师，习佛教经论，受比丘戒，通达大、小五明，被称为萨迦“班智达”（大学者）。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任萨迦寺寺主。淳祐七年（1247年）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会面，议定西藏各地方势力归顺蒙古政权的条件，并致书西藏僧俗领袖，陈述利害，劝说归顺，为西藏宗教领袖与蒙古王室建立政治联系的第一人，为进一步弘扬藏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藏传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

一般认为，藏传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接触是在1026年。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即率军向信仰佛教的金国和西夏扩张，1026年成吉思汗攻破积石、西宁等州，对佛教等宗教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于是甘、青藏族部落以及西藏的蔡巴噶举派首领便遣使向蒙古军“纳牧输诚”，蒙古和藏传佛教开始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

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社会，还是要算124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派人入藏召请萨班（即萨班·贡噶坚赞），萨班带领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凉州。凉州会晤在解决西藏归属问题的同时，萨班也将佛法顺利地推向蒙古人。在给卫藏统治者的公开信中，萨班如是说：“大施主对我言：今我用世法来治理世界，汝用佛法来护持世界。”

萨班圆寂后，自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追坚赞起，萨迦的历代传人均为元室帝师。

八思巴时期，为顾全大局、保护民族文化，他努力说服忽必烈，采用较开明的宗教政策。后来，藏传佛教的其他派系也传入中原和蒙古地区，如噶玛噶举派的二传祖师噶玛巴就为元朝皇室所信奉，元宪宗还赐给他金边黑帽。该派的另一位活佛札巴僧格接受元朝皇室的红帽之赐，开创了噶玛噶举红帽系。从此，他们分别以黑帽噶举派和红帽噶举派而著称。八思巴还同其叔父萨班·贡噶坚赞先后说服元朝废除蒙古屠杀俘虏和以活人殉葬的丧葬制度。他也亲自为皇室成员灌顶，讲授经文，为太子真金讲授的《彰所知论》，已由藏文译成汉文，收入汉文《大藏经》里。他创制的41个蒙古新字（即通常说的八思巴文），不仅是记录蒙古语的符号系统，而且可用来“译成一切文字”。八思巴文颁布后，留下大量文献，对研究元朝汉语语音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八思巴在皇帝支持下，修建了萨迦南寺，其飞檐、斗拱、圆顶门洞、城堡型建筑等，吸收或参考了汉族宫殿寺宇的建筑形式。该寺收藏、积聚了大量的图书、文物、珍宝，成为当时藏族文化的中心，至今仍被誉称为“第二敦煌”。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流传很广。其密宗修持、瑜伽气功、经咒、造像和器皿等，不仅在宫廷和城市传播，也流入汉族民间和农村。忽必烈时的江南佛教首领杨琏真伽，在杭州灵隐飞来峰营造的石像，其中属萨迦派密宗的菩萨、天王、力士类的造像即达100多尊，成为现存藏密造像在江南最集中的地方。在北方、川西等地，遗留的元朝藏传佛教古迹更多。北京居庸关的云台，是藏族、汉族共同设计修造的，券门内壁的十方佛、千佛及券项5000曼陀罗等，均具有萨迦风格；内壁的藏文石刻，特别是藏文拼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更是元朝遗留的石刻精品。北京护国寺、白塔寺等处也有一些藏族文化古迹。

（三）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第二次传播

藏传佛教第二次向蒙古方向传播，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那时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在青海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有了较多机会接触藏传佛教僧侣，由此新的传教高潮在蒙古人中掀起。15世纪初，藏传佛教领袖宗喀巴倡导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1547年，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将索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继承寺主职位，为制衡其他教派的限制与排斥，该派便向青海地区蒙古族军事力量求援。1578年，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青海会晤，索南嘉措被尊称为“圣识一切瓦济尔达赖喇嘛”，成为达赖喇嘛三世，尔后，索南嘉措通过在蒙古地区一系列的宗教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格鲁派的影响，该派从此获得了蒙古人的支持，并迅速地在蒙古各部传播。在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修建了弘慈寺，这是蒙古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明末又在归化城修建了延寿寺、寿灵寺和庆缘寺，此城便成了明末清初蒙古地区传播黄教的中心。与此同时，俺答汗还从藏族地区邀请喇嘛到蒙古译经传法、亲自主持藏文《大藏经》的翻译。1582年俺答汗去世，遵照他生前愿望蒙古派使者再次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青海。1586年，他抵达有蒙古人和藏族僧人共居的归化城，在此他给俺答汗所建的佛像开光。这时察哈尔万户的阿穆岱洪台吉邀请他入汗帐，他向阿穆岱洪台吉等宣讲了佛法，随后他行进至土默特右旗，在那里又为许多寺庙开光，由于索南嘉措辛勤传教，几年之内，绝大多数蒙古王公都信奉了藏传佛教，佛教深入蒙古地区。

四、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民族交往

（一）藏传佛教在门巴族、珞巴族地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社会的影响深刻。在佛教未传入前，门巴族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和苯教，门巴族地区没有寺院，没有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自从佛教传入门隅和墨脱后，一座座佛教寺庙相继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至民主改革前，门隅地区已有佛教寺庙近40座，墨脱地区也有大小寺庙及经堂近40座。门巴族地区佛教寺庙的大量兴建，无疑是藏传佛教传入的直接结果，也是门巴族宗教信仰受藏传佛教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最明显的标志。不仅如此，藏传佛教的宗教思想与观念已逐渐为门巴族所接受，已在他们的心灵上扎了根，并深刻影响了他们原有的宗教观念，或与其互融共存，或产生重大改变。佛祖菩萨成为他们信仰与崇拜的对象，极乐世界是他们向往与渴望的归宿。在门隅腹心地区，喇嘛的念经法事已逐渐取代了巫师的请灵跳鬼，藏传佛教已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渗透和影响到门巴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佛教寺院的建立，寺院有了频繁的宗教活动。门隅寺院的宗教活动与藏区相同教派的活动无大的差别，如达旺寺，便仿照拉萨的传昭大法会或其他法会形式进行。每年的主要活动有传大昭、慈尊佛圆寂灯节、宗喀巴圆寂灯节、集密佛金刚怖的修法仪式、送鬼法会等。墨脱寺院（庙）的宗教活动则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点，主要是吸收了原始宗教和苯教的某些神祇、礼俗和仪式。如墨脱的主巴大法会，是墨脱各寺庙一年中最大的宗教活动，也是最隆重的宗教节日。寺院的这些宗教活动，对门巴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为了生产的顺利和生活的平安，平时常到寺院转经拜佛，参加寺院的宗教活动。许多宗教活动已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的大型法事成为地区性甚至全民性的节日。

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洛珠嘉措和汤东杰波在珞瑜的传教活动对珞巴族的传统社会有一定的冲击。汤东杰波于7世纪在马尼岗和梅楚卡一带传教，为藏传佛教在珞瑜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约在18世纪初，一部分门巴人和工布藏族迁往与梅楚卡相邻的白恰西绕地区。他们带去了藏传佛教信仰和门巴族、藏族文化，与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人和睦相处。白恰西绕地方原属工布则拉岗宗嘎尔恰豁卡管辖，1858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封给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拉鲁·彭措才旺，并赐给了铁券文书。白恰西绕的群众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语言文字、歌舞、戏剧、器乐、跳神等艺术，卜算、降神等宗教活动以及寺庙的铁棒喇嘛、领经、供养师的设置，各个地方的石板佛像、路完、佛塔等宗教设施等等均与西藏相同”。在处于珞巴族部落文化包围之中的白恰西绕竟出现了这番景象，可见藏族文化与珞巴族文化的交互影响和混融程度。

（二）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物质文化习俗交往

由于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有着紧密的交往和联系，这种交往和联系必然会对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在物质生活习俗和婚丧礼仪习俗等方面，三族交流广泛。在三族文化交流过程中，毛呢文化和棉麻文化产生了彼此吸收和互融的趋势。靠近藏区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以及与波密近邻的是米古巴、米新巴部落，便较多地受到了工布藏族服装的影响。而在门巴族地区，随着氆氇呢及其制作技术的传入，人们用氆氇呢裁制衣服已十分广泛。门隅门巴族人，尤其是勒布一带属上门隅的门巴族人，他们之所以接受和喜爱氆氇呢，主要在于氆氇呢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用，很适宜在冬季和高寒地带穿用，藏族的毛呢文化便自然融入了门巴族的棉麻文化体系中。

在衣饰习俗的交流中，珞巴族和门巴族对藏族的衣饰文化也有诸多贡献。就氆氇呢而言，每当氆氇呢纺织完毕后，下一道工序就是染色，而染色原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珞巴族地区。珞瑜地区多产可供染色的茜草，茜草历来是珞巴族、藏族传统交换活动中的重要物品。

在衣饰习俗上，门巴族受藏族的影响很大。卫藏一带的农区妇女一般只梳两根辫子，从发辫的中段开始用一种称为“扎休”的发饰，同头发一起编成彩辫，常盘于头上，也可垂于身后。“扎休”通常是3条粗细一样颜色不同的彩线，每一条彩线又由若干根同色的线组成。用“扎休”编扎彩辫是农区妇女的主要发式。门巴族妇女也有在头上扎彩辫和盘头的习俗，同藏族妇女的发式没有什么差别。

脖颈上戴挂一串串由各种天然宝石串缀的珠串，是藏族男女佩饰的一大特点。在藏族人的装饰品中，有两大主要构成，一是金银器物，一是天然宝石，而对天然珠宝藏族人有着特殊的偏好。藏族人最喜欢的天然珠宝有琥珀、猫眼石（以九眼珠最为名贵）、玛瑙、珍珠、珊瑚、绿松石等。喜爱佩带天然宝石的习俗，门巴族同藏族并无二致。

“噶乌”，是藏族最典型的胸饰，遍及全藏，男女均可佩带。“噶乌”系用金、银或铜为原料制成的盒状物，有八角形、菱形、圆形等多种款式，人们俗称护身盒（符）。“噶乌”的制作一般是金银鉴花，表面以绿松石镶嵌，工艺精细。噶乌中一般放佛像、经书、圣物等，佩戴于胸前，既是美观的装饰品，又能满足心理上防身避邪的要求。在人们看来，佩戴“噶乌”，会得到神佛护佑，可起到压邪避灾的作用。门巴族男女也喜欢佩带“噶乌”，一般妇女在左胸上戴银质菱形“噶乌”，用银链拴套。

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在饮食习俗上的交流、影响是广泛的。门巴族、珞巴族地区出产的大米、辣椒、瓜果类食物通过民族间的交换和贸易大量进入藏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族的饮食结构。门巴族、珞巴族地区生产的竹编器皿、木制器具等生活用品也大量传入藏区，深受藏族群众的喜爱。如珞巴族编制的竹藤器皿，门巴族编织的竹篾盒“邦弯”，门巴族制作的不同规格和种类的木碗，在藏区久负盛名。特别是门巴木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人人都喜爱，成为藏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

藏族饮食文化对门巴族和珞巴族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就门巴族而言，人们日常食用的盐煮饭和日用的铜锅、铜瓢等来自藏区。糌粑、酥油茶和青稞酒已成为门巴族饮食结构中的重要构成。特别是毗邻藏区的上门隅门巴族，这种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珞巴族受藏族影响相对要少一些。尤其是远离藏区的腹心地区的珞巴族。他们获取来自藏区的物品如食盐、铜锅、砍刀等生产生活用品的途径不多，主要通过与其毗邻的门巴族和邻近藏区的珞巴族其他部落，通过转手交换获得。紧邻藏区的珞巴族人受到的影响则要大得多。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人辛东曾指出他的家乡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生活方面如饮食、穿着、生活用具、装饰等，也与西藏林芝地区无异。”

五、纳藏关系

纳西族和藏族自7世纪初以来，就在丽江地区和迪庆地区广泛接触，在宗教、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从而促进了两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一）苯教与东巴教

云南纳西族原信仰东巴教，有《东巴经》。经里的教义、神话等，与苯教有不少相似之处，很可能同出一源。《东巴经》里，有《什罗忏悔经》等7部，专用藏语来念；东巴教的祖师丁巴什罗，是藏语丹巴辛饶的转音。纳西神话说藏族、白族、纳西族是“同根不同桠”的兄弟，藏族是老大。纳西族和藏族都有由气体形成世界的神话传说。东巴教和苯教祖师相同，主要法器相同，某些鬼神名号相同，部分经书内容相同，《东巴经》还反映了一些藏族的社会生活，如在《人类迁徙记》中记载：“老大藏族呀，住到拉萨多肯盘，藏族和盘族相好，跟盘女监初联姻，饲养白犏牛和白牦牛，播种白青稞和白麦子。”

景颇族的传说和歌谣等也说，景颇的祖先从西藏高原搬迁入滇，人死后需由羊引路回到高原去。这与苯教人死后灵魂以羊或牦牛、马引路过高山、渡河相类似。

（二）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

1382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纳西族首领阿得归附，明朝赐姓木，阿得遂成为第一世土司。因得到明朝中央扶植，木氏土司盛极一时，并借机扩张地盘，对藏区发动战争。特别是第六任土司继位后，纳西军队长驱直入，向盐井、芒康、巴塘、理塘等地全面进军。到了第七任土司木定时，纳西军队已达昌都附近。得悉昌都一带有名的大活佛是昌都强巴林寺的帕巴拉，遂邀其到丽江传法。这也是纳西权贵与藏传佛教高僧成功接触的开端。

尽管最初的接触始于格鲁派活佛帕巴拉，但真正让木氏对藏传佛教发生兴趣的还是噶玛噶举派活佛。《历代噶玛噶举活佛传略·如意藤》有这样的记载：“（纳西王）应允13年不派兵攻打西藏，每年献500僧差，建百座寺庙……据说在此以前的纳西王都不信仰佛教，从此王（木定）开始才敬仰佛法，尤其是噶举教法……贾曹活佛四十九日圆寂经忏结束后，纳西王给每位僧人黄金一钱，向在卫（即拉萨楚卜寺，噶玛噶举之祖寺）地钱、茶50驮、红铜千驮等物。为修建释迦牟尼佛堂金顶献铜30驮、黄金千钱、茶百驮等。”木氏土司在信仰噶玛噶举的同时，对其他教派并未排斥，第十、第十一世木氏土司木东（1534~1579年）和木旺（1551~1596年）时，出巨资修建理塘寺，并请格鲁派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大寺落成时前来参加开光典礼。第十三世木氏土司木增更是资助刊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部《甘珠尔》称之为《丽江版甘珠尔》，是折装本^[2]。

（三）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的影响

木氏土司支持藏传佛教，起初的目的是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藏区，即控制木氏所占领的藏区，但经过与多位藏传佛教高僧的接触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纳西族首领的木氏家族，从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藏区，转而信仰藏传佛教，致使其对部分纳西族的生活、习俗、信仰以及语言、服饰、民间歌舞等有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服饰方面：中甸藏族女装、奔子栏女装等，是纳西族女装和藏族传统女装的结合，显示了藏族和纳西族两族妇女的智慧和创造力。

饮食方面：藏族的酥油茶和糌粑，传到纳西地方，因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方便制作等特点而被纳西人所接受。丽江的粑粑、月饼等也成为中甸一带藏人所喜爱的食品。

歌舞方面：宁浪、维西塔城等地的部分纳西族会唱藏歌、跳藏舞，而有的藏族村，也会唱纳西歌、跳纳西舞。在维西塔城的其宗、它撒，有的纳西村，平时讲的都是纳西话，而跳的舞、唱的歌，却全是藏语，连全村的人名也是藏名。逢年过节，这些村子的民间文化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金沙江边纳西族人民跳的“热巴舞”，唱藏歌、说藏话、男穿藏装、女穿纳西服，场面宏大，至今亦然^[3]。

六、藏族与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居和交往

西藏的陕西民俗村

藏彝走廊主要指的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6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及其众多支流所流经的川、藏、滇3省区边境的横断山脉地区，包括了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今天分布在藏彝走廊中的几个主要民族如藏族、羌族、蒙古族、回族等，几乎都是从北或从西迁入的。

古代青藏高原上，居住着羌人、氐人的部落。从7世纪起，吐蕃先后兼并了这些部落，使其同藏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苏毗、羊同、白兰等完全与吐蕃融合；党项羌大部为藏族同化，但在语言等方面仍保存了原有的某些特征，现代的白马藏族、嘉绒藏族都较明显地保留了古羌人文化的某些方面。今天在藏彝走廊中的嘉绒、白马、木雅等藏族中，他们不但在服饰和生活习俗上保留着一些有别于典型藏文化的特点，而且也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他们在外面讲藏语，在家里和本村寨则讲自己的土语。藏语通常称这些话为“土话”“地角话”。而学者们在这些嘉绒语、木雅语、道孚语、白马语中均发现了许多更古老且有别于藏语的东西。如木雅语中除包含了今天已不复存在的西夏语的某些特点外，还直接含有古羌语的某些成分。而嘉绒语不论在语音上、语法上、构词上，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此外，嘉绒和木雅等藏人虽在宗教信仰上已盛行藏传佛教，但在风俗上还保存着许多固有的特点。

在藏彝走廊的各藏缅语民族中保留下来的宗教种类及各种原始宗教形态也最为丰富和复杂多样。如在藏彝走廊北部的藏族分布地区，不仅集中了现在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甚至连在历史上西藏地区已完全消失的觉囊派以及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已大为衰落的藏传佛教传入以前最古老的苯教也均在藏彝走廊地区较好地保留下来，同时在藏传佛教的覆盖之下，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仍保留着可称做“底层”的各种原始宗教成分。大量古老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藏彝走廊成为了研究西南民族交往的重要区域，近年藏学研究者也开始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加以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