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的族际交往

第九章　哈尼族的族际交往

一、汉文化对哈尼族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汉文化对哈尼族文化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婚姻家庭、饮食服饰、亲属称谓、语言文学、文艺体育、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应该说，哈尼族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是一种自觉行为，汉文化对哈尼族的影响已渗透到哈尼族的方方面面。

在农业生产方面，哈尼族早就接受汉族的农耕文化。历史上，哈尼族与彝、纳西、傈僳和拉祜等民族同源于古氐羌人。后来，哈尼族从古氐羌人中分化出来，迁徙到云南之后，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哈尼族的经济生活从原来的牧业为主转向农业为主，也就是从原来的牧业文化转向了农耕文化。从隋唐以来，大量的汉族移入云南，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农耕技术，促进了包括哈尼族地区在内的云南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哈尼族地区的生产工具如犁铧、锄头、条锄、板锄、铡刀、芟刀、砍刀、大刀、尖刀、剪刀、镰刀、斧子、锯子、铲子、锉子、推刨、锤子等铁制农具过去全靠内地商人（主要是汉族）输入。直到近几十年，哈尼族中才出现专门的铁匠，但数量极少，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生活之需，大量的铁制农具还得从内地运进。内地的汉族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给哈尼族地区带来了大量适于生长的农作物，如粳稻、蚕豆、苏麻、莴笋、苤蓝、牛皮菜、麦子、西红柿（红果）、白菜、菜花、八角、丰收瓜（洋茄子）、土豆（洋芋）等。

在亲属称谓方面，哈尼语也吸收了一些汉语称谓，如“阿哥”“阿姨”都借汉语。“叔叔”，哈尼语叫“达达”，但现在有的也用汉语借词“阿叔”。“祖父”“祖母”，哈尼语叫“阿皮”和“阿波”，但现在有的干脆也用汉语借词“阿公”和“阿婆”等。

在姓氏方面，历史上哈尼族实行父子连名制，只有名而没有姓，但由于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现在除了西双版纳的部分哈尼族外，大多都借用了汉姓。早在明朝时，和泥（哈尼）的思陀遮比、溪处自恩、落恐他有、瓦渣阿英等土官，因倾慕中原汉族文化，分别接受了明皇朝所赐李、赵、陈、钱等汉姓。天启《滇志》卷三十《临安府·土司官志》载：“各长官司，俱本土罗罗、和泥人，原无姓名，各从族汇之本语定名；或随世递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明弘治初，知府陈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于各名之上，惟纳楼未受。”^[2]从此，在部分哈尼族土司中开始使用汉姓，这也是哈尼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的一种标志。不仅如此，现在有不少人连名字都起了汉名，或者在本民族名之外另起学名，如“龙崩”另起学名“龙伟”，“来山”另起学名“李学才”。或者起半哈半汉的名字，如“农发”（“发”为发财之义）、“保六”（“保”是借词，是“保护”的“保”）等。现在，有的同时使用本民族名和汉名两套：先按父子连名制起一个本民族名字，这个名字一般做小名；再起一个汉名做常用名，如“伟然”的儿子按父子连名制起哈尼族名字“然和”，后又起了一个汉名“李天钰”。前者作为小名使用，而在户口上登记的是后者。

在婚姻方面，哈尼族与汉族历史上就有通婚的现象。对于族际婚，哈尼族是不歧视的，有哈尼族妇女嫁给汉族男子的，也有哈尼族男子娶汉族女子的，甚至也有汉族男子到哈尼族家里做上门女婿的。靠近内地的汉族和哈尼族杂居区，通婚现象就更多些。在恋爱方面，传统上哈尼族在恋爱期间，即使确定了恋爱关系，男女双方都不能到对方的家里，特别是女方，在没有过门前是不能到男方家的；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白天也不能一起双双出现在村子里，或其他双方的长辈见得到的场合，谈情说爱只能在夜晚或无人的村外树林里进行。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哈尼族的恋爱方式受到汉族恋爱方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县城附近的青年人，在恋爱期间，男方去女方家，确定恋爱关系后，女方也自由出入男方家里，甚至与对方的家人一起吃饭，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在节日习俗方面，受汉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哈尼族除了过自己民族传统节日如六月年、十月年、祭寨神节和新米节等外，也过起了春节，甚至有的还过起了元旦迎新年、正月十五闹元宵、八月十五过中秋等节日。哈尼族原本没有过生日的习惯，现在有的地方也兴起了这一习惯，更有甚者还过起了如圣诞节、情人节等一些西方的节日。靠近汉族的地区或城镇附近的哈尼族过汉族节日和西方节日的现象越来越多。

在服饰方面，各地哈尼族男子的服饰基本相同。一般上穿立领对襟短衣或无领左衽短衣，袖长及腕且窄，对襟上缀饰两排银币或银纽，下着黑色大挽裆宽脚裤，腿部喜打绑腿，头缠黑色或蓝色两头绣花的包头。而哈尼族妇女的服饰则丰富多彩，其款式有几十甚至上百种。服装的佩饰、花纹图案、头饰等装饰也琳琅满目。哈尼族内部的支系众多，哈尼族妇女服饰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支系众多这一特点。最近20多年来，受汉族影响哈尼族服饰特别是男子的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衽短上衣、扭裆裤、包头和留辫习俗已基本不用，青年男子的服饰与当地汉族青年无别。妇女服饰方面，最近十年来也有所变化，主要是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在校（包括小学和中学）读书的学生，或者曾受过小学和中学教育，家住县城或城镇附近的部分年轻女子，她们大多穿汉装而不穿或很少穿本民族服装。

在语言方面，汉文化的影响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哈尼语中，汉语借词越来越多，新中国成立后突然涌入大量的汉语借词，如“大家”“解放”“会计”“生产队”“科学”“老师”“汽车”“电影”“合作社”和“地主”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哈尼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新词术语大量借入哈尼语中，如“包产到户”“电视”“冰箱”“改革”“电脑”“录音机”“小康”“下岗”“恐怖分子”和“现代化”等。其二，会说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哈尼族中，二三十岁的人大多受过小学甚至中学教育，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会讲汉语。如绿春县县城附近的大寨、阿倮那、牛洪、阿老坡头等哈尼族村寨，由于30岁以下的人大多受过小学或中学教育，加上他们就住在县城边上，时常往来于县城之间，因而这些寨子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大部分都会讲汉语。

在文字方面，历史上哈尼族没有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但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哈尼族曾使用方块文字。新中国成立前，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族中一些通晓汉语文的知识分子，曾用方块字记录过哈尼语。^[3]记录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用跟哈尼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记录哈尼语，如用“不妈”记录“太阳”，用“述么”记录“启明星”，用“莪”记录“天”，用“妹”记录“地”，用“靠”记录“庄稼”等。二是用汉字再造字来记录哈尼语。如用“月”字外加圆圈来记录“月亮”，用“鱼”加耳朵旁“阝”（右部）来记录“鱼”，用“走”字加“去”字来记录“走”等。哈尼族方块字，在保存哈尼族口传历史与文化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文化教育方面，清朝以来，哈尼族地区的私塾越来越多。在私塾里，哈尼族聘请内地的汉族老师前来讲授《三字经》《千字文》及部分《四书》《五经》的内容，传播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当时也有少部分哈尼族到内地汉族地区学汉文化的，如墨江、元江等地的部分哈尼族富家子弟到汉族地区去求学，学习汉文化。学成之后回来，有的在哈尼族地区办私塾和学堂，招收当地的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传播汉文化。与此同时，有的哈尼族知识分子，用方块字记录哈尼族的祭祀经以及天地日月星辰的形成、历史传说、民俗、民歌等，以此来保存哈尼族的传统文化。

二、汉文化影响哈尼族文化存在多条途径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汉文化在哈尼族地区的传播

哈尼族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完善于明朝。它既是中央王朝政权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央王朝在哈尼族地区统治的延伸。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哈尼族受中央王朝的影响很小，与汉族社会联系也不多。但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哈尼族就被中央王朝所统治。

虽然土司制度是强制性的，但客观上促进了哈尼族接受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因为土司制度的建立，必然要加强汉文化的学习和教育。一方面是迫于中央王朝的压力。像清朝初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云南土司世袭的办法，规定土司的袭位者和其他子弟必须到学校接受汉文化教育。据道光《云南通志稿·学校志》载：清政府“题准云南土司应袭子弟，令各该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仪。俟父兄谢事之日，回籍袭职。其余子弟，并令课读。该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提学考取，入学应试”。另一方面也是土司统治的需要。土司是中央王朝统治哈尼族地区的执行者，他们在思想上要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所以，哈尼族土司必然要重视发展汉文化教育，培养和选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引导哈尼族崇尚知识和文化。据《哈尼族简史》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哈尼土官龙者宁入贡京师，瞻仰首都先进文物盛况，并得参与明成祖亲临的端午盛节。他返乡后，每年在六诏山区如期举行汉族的这一盛大端午节日。明万历时，土官龙上登赴京受职，逗留京师，遍访名宿，学成归来，酷爱汉文典籍，兴学校，建文庙，亲撰碑文，论述孔孟学说。由于他的亲自倡导，汉文化在六诏山区得以顺利传播，使当地哈尼族能够较早地接触到汉文典籍。至明末，龙土官的女儿也懂汉文典籍，工写花卉山水，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已相当深厚。^[4]

（二）经济贸易的往来带动汉文化在哈尼族地区的传播

哈尼族居住的哀牢山和无量山区，交通不便，但这无法阻隔他们与内地汉族地区甚至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哈尼族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发展到明朝有了一定的规模，除了原有的昆明经临安（今红河州的建水）、红河、马龙他郎（包括墨江、普洱、思茅）、车里（今西双版纳）到缅甸，或昆明经玉溪、元江、墨江、普洱、思茅、西双版纳，最后到缅甸等旧道之外，明洪武时，从临安府辖区新辟一条斜贯哀牢山东麓的驿道，在驿道经过的礼社江（红河）边设置官办渡口，以兹沟通。这条路经哈尼族聚居区思陀、落恐、左能、瓦渣、钮兀、茨通坝及车里（西双版纳）而直抵老挝、缅甸边境。这些新老驿道便于商旅贩入先进农具及其他用品，运出剩余农副产品及手工业产品，有利于我国和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哈尼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这时，哈尼族聚居的马龙他郎（包括墨江、普洱、思茅）不仅为昆明经临安至西双版纳直通缅甸的古道要驿，而且为茶、盐产区，盐供临安，茶供全省，商旅往来甚为频繁。

商品贸易的发展，一方面给哈尼族地区带来了所需的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另一方面南来北往的人们也给哈尼族地区带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汉文化知识在边疆哈尼族地区的传播。

（三）汉文化的教育直接推动哈尼族文化的发展

云南的汉文化教育到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全省36个府、州、县均设立了汉学。在哈尼族地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创建临安（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府学，设考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置元江府儒学”。这些都是明朝最早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学校之一，对哈尼族地区汉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哈尼族地区的私塾出现在明末清初。据《红河县志》载：“明末清初，迤萨始办私塾。”《元阳县志》记载：“元阳境内最早的私塾为清道光八年（1828年）开办的红土寨私塾。”《江城县志》载：“清道光年间有元江杨泽、石屏郑之廷等人到勐烈街开办私塾。”^[5]私塾多由哈尼族官绅富户聘任塾师，以私人房舍设堂教学。塾师多为内地汉族，一般只聘一名塾师，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则一二十人。教学上以背诵课文和练字为主。教材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为主。塾师的工资由学生家长共同负担，每年每生交三至五石稻谷，每逢节日，须给塾师送贽敬，以示尊师。

汉文化教育对哈尼族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哈尼族在清朝时就开始把自己的习惯法等用汉文刻在石碑上，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江城境内发现的“牛宗碑”，记录了哈尼族一直沿袭着的古老习惯法《牛宗乡规》。从文献记载和实地考证的结果来看，江城境内目前发现五处“牛宗碑”遗址，其中，现在仍保存的是一碗水和洛洒两地的“牛宗碑”，分别刻有563个和155个汉字。^[6]这些文化古迹的发现，无疑是汉文化在哈尼族社会传播的最好证据。

（四）汉族入滇促进了汉文化在哈尼族地区的传播

早在汉、晋时期，为了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中央王朝曾经从内地迁移来了一些汉族人口到云南进行垦殖。元朝也先后调入许多蒙古族、回族、汉族军队到云南屯田戍守。但对云南进行大规模移民的还是在明朝，中央王朝通过各种形式，把大量的汉族人口从内地迁入云南进行屯田垦殖。清朝时又有大批汉族移民陆续迁入云南。

这些汉族移民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经验，这对云南包括哈尼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汉族人口开始在云南逐渐占据多数的地位，而云南的土著民族则逐渐成了少数民族。汉族开始在云南成为主体民族，并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于是，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着全省各兄弟民族地区，推动了整个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三、汉文化对哈尼族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是不平衡的

（一）社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受汉文化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大

在哈尼族地区，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水平也是不同的。有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快些，而有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则相对较慢。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受汉文化的影响要大些，反之，社会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受汉文化的影响就要小些。如新中国成立前在元江、新平、镇沅和墨江等县的哈尼族，他们长期与汉、彝、傣等民族杂居共处。除墨江以外，其他地区均是汉族人口占多数，明清以来就陆续进入了地主经济阶段，这里的哈尼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最大；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四县以及江城县等地，新中国成立前在经济上是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这里的哈尼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比元江等地相对要小些；而西双版纳及澜沧一带的哈尼族，新中国成立前在经济上是处于外族封建领主统治下落后因素残存较多的地区，相比较而言，这里的哈尼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比元江等地就更小些。当然，这种比较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同是红河南岸红河、元阳、绿春和金平四县的哈尼族，新中国成立前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其中，红河的哈尼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比元阳的要深，而元阳的哈尼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又比绿春和金平的要深。

（二）内地的哈尼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比边疆的高

在内地，哈尼族人口较少，汉族人口众多，加上内地的哈尼族往往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平时与汉族交往频繁，很容易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在边疆，哈尼族人口众多，汉族人口却很少，平时与汉族交往不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就要比内地小。

（三）交通便利地区的哈尼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比交通闭塞地区的高

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连接昆明与东南亚的一条很重要的贸易通道要经过元江、墨江和普洱等哈尼族地区。便利的交通不仅给当地带来所需的物品，而且南来北往的人们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观念，促进了汉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在墨江和普洱等这些地区就出了不少哈尼族的大知识分子。

四、随着哈尼族地区的发展，汉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加强

汉文化对哈尼族的影响有一个不断加强、不断深入的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汉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历史上看，不同时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哈尼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具体来讲，哈尼族接受汉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分自觉的接受和被迫的接受两种，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以自觉接受为主。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自元明清以来，哈尼族社会逐渐融入到以汉文化为主的社会。从此，中央王朝在哈尼族地区兴办学校，提倡学习汉文化，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从元朝开始在哈尼族地区创建学校（庙学）以来，虽然那时学校很少，能入学者也不多，但经过明清两代，哈尼族地区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学校的规模有所扩大，数量也有所增多。到民国时期，形成了学堂、义学和私塾以及新学等几种办学模式并存的局面，使越来越多的哈尼族子弟能有机会到学校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尽管如此，旧社会哈尼族地区的教育，无论从学校的数量、规模，还是从学生的人数、入学的比例都是很低的。哈尼族地区真正发展教育，掀起学习汉文化的高潮，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哈尼族聚居的绿春县为例，据《绿春县志》载：自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绿春范围内在骑马坝村创办起了第一所私塾之后，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间，先后在纳卡、牛孔、大兴等7个村办起了私塾各一所，共有学生82人。民国时期，私塾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5～1948年，先后在大龙塘、瓦那、阿倮那等村办起了私塾24所。新中国成立前，今绿春县范围内先后有31个村办过32所私塾及学堂，首届学生是351人。这些私塾和学堂，时办时停，教学、教材、学制都不正规。先后进入私塾和学堂学习的虽有近千人，但读完初小的却不足百人，故当时绿春全境汉文化的普及率是极低的。新中国成立后，绿春的教育得到迅猛发展。绿春是1958年才建县的，到1959年，全县小学发展到59所，184个教学班，在校生5435人，入学率上升到51.05%。有1所初级中学，有两个初中班，在校生56人。^[7]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绿春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绿春教育文化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春天。到1988年，全县小学发展到427所，913个班，在校生21104人；普通中学9所，农中1所，完中1所，在校生3079人。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90.5%，小学巩固率85%，毕业率80.2%，普及率55%。从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是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绿春的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是三中全会以来绿春的教育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绿春建县以来至1988年，共培养小学生21150余人，初中生7500余人，高中生、中专生2400余人，各类大学生约400人^[8]，为提高全县各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社会变化大，汉文化的影响也更大。

综上所述，像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不可能不受主体民族——汉族的影响，换句话说，哈尼族的发展，受到主体民族的影响，接受或吸收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符合哈尼族利益的。

【注释】

[1]李泽然：《论汉文化对哈尼文化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3]王尔松：《哈尼族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4]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5]雷兵：《哈尼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01～302页。

[6]雷兵：《哈尼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01～302页。

[7]绿春县志编写组：《绿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8]白波纽：《绿春县边境民族教育问题及建议》，载王锡宏编：《中国边境民族教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