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各民族交互存在的人类学思考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纳日碧力戈

［摘要］　民族关系涉及三个层面：物质生活层面、精神生活层面、交流互动层面。精神生活层面的核心是尊严。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在物质上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是非常必要的；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与多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广泛交流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仅仅在物质和交流方面支援和推动是不够的，以各民族守望尊严和互守尊严为核心的精神方面的支援和推动不可缺失。各民族守望尊严和互守尊严是建设多族生态的基础，可以统辖物质层面和交流层面，最终使民族政策具有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前景。

［关键词］　尊严；精神生态；区域自治和民族政策；民族和国家认同；交互存在

一、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政策的核心是尊严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观照历史、现状与发展，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关系中“最基础、最实质的问题”。①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既受到苏联模式的重要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历史传统，其协商、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是一个照顾历史、承认现状、面向未来的变通过程。按照中央政府的设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面要满足少数民族平等自治、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国防，大力实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除了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支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以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始终是重中之重。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全面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大力开展“兴边富民行动”，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并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兴边富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支持边境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②1991年，“新增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前身），由财政部和国家民委共同管理，最初每年投资6 000万元，2000年达到3．5亿元，2011年超过20亿元，自1991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03．21亿元。③当然，少数民族地区“宝贝多”，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毛泽东从1953年到1957年初的有关论述，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对国家有很大帮助；不仅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④

不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尊严问题。⑤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资助是可以量化的，由几千万元到一百多亿元，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但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的对于少数民族的尊重，却是难以估量、不可量化的。⑥在少数民族地区，涉及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源可以按量“补偿”和“置换”；但尊严却不可“补偿”，不可“置换”。如果说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政策是“地”，那么，中央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给予他们区域自治地位，保护他们对自己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感情就是“天”，地天相通，不可断绝。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战略决策……⑦

1957年初，周恩来总理与乌兰夫一同研究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划问题，并召刘春征求意见。据刘春回忆，总理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划内蒙古的区界，总理每讲一个地方，就用笔画一下，然后问乌兰夫怎么样？乌兰夫表示同意。就这样，从东到西划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界限。⑧

这个栩栩如生的片段，如同“彝海结盟”、“卓尼土司杨积庆开仓济粮”、“库尔班大叔上北京”一样，成为联络感情的典故，留作守护尊严的样板。

二、互守尊严的精神生态

在各个民族的价值体系中，都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例如尊重生命、守护尊严，这些都是建设多民族重叠共识的基础。仅从许多民族信奉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来说，佛教提倡慈悲平等，善待生命；伊斯兰教认为真主赐予人类灵魂，使他们拥有慈爱、忍耐、真诚等美德，生命具有崇高的价值和意义；基督教讲神爱和人爱，讲神人互爱和人人互爱。不仅是这些世界性宗教，就是那些非常地方化的民间信仰中，也充满了万物“交互存在”的道理。根据美拉尼西亚岛民的人观，“人”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也不是最小单位，而是由多种关系组成，人是“分形”的（fractal），“可分的”（partible），我身上有你的一部分，你身上也有我的一部分，根据环境、义务、需求来选择突出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种关系。⑨这类似于子女由“父精母血”构成，是二者结合的产物，人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而且远比“父精母血”复杂得多。来自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民族志也告诉我们，“我”（I）和“我们”（we）是人类语言本身含有的两个维度：“直接标指”（direct indexical）和“复指”（anaphoric）。⑩《曹刿论战》中有“齐师伐我”；毛泽东说“敌进我退”，这里的“我”指“我们”。佛教讲“微尘数”，大小无极，小至细物，大至宇宙。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亲属制的本质是存在的交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亲人关系是参与彼此存在的关系。人类学和民族志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类本可以在认知和观念上形成多种多样的重叠共识：我们同饮一江水，我们同居一国，我们共享一个世界，我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如此等等。这种交互性存在，这种微尘共享和关系交织，构成了一个精神生态，万物万象、千族兆民，可存在于同一个心智共同体和差异共同体，心物呼应，差异互补，和而不同。不同民族的精神价值的风格各有不同，但它们互有重叠，形成“元精神”，反映人类交互存在的本质。虽然，各民族的交互存在常常被遮蔽起来，但它毕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各民族互利共生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精神生态。民族关系出了问题，首先是精神生态出了问题，就像生态环境出问题，首先是思维方式出问题一样。

精神生态的核心是互守尊严，民族之间要互相守望，尤其是要保护对方的尊严，你尊重别人，别人会更尊重你。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共同心智取向，一种共同秉性，它积淀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中。民族精神深刻影响着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使之具有独特风格。不过，民族精神之间并非互相隔绝，而是互相交流，彼此推动，甚至借入和借出各种“形物”，例如英语中有大量拉丁语和法语借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和国外接轨，等等。需要指出，“形物”上的同一不代表民族精神的同一，借用族群理论中边界论的说法，差异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差异组织起来的风格。因此，族群是社会对差异的组织形式。各民族对差异的组织风格不同，有自己的独特“语法”，这种风格和“语法”就是民族精神。不同的民族精神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共生，以不同的“秉性”应对各种外界挑战和不确定的风险，形成自我复制、自我调适的精神生态。应对变幻莫测的外部世界，只有一种“秉性”是不够的，要有多种，以发挥各自所长，自我保护，互相保护。互相尊重就是互相保护。

三、各民族交互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英语有三个单词指称“国”：state，nation，country；state重政体，nation重民族，country重乡土。汉语有一“国”，重疆域、天下、帝王、百姓、兆民，属于土地、人民、主权三合一。蒙古语有四“国”：ulus，törö，oro，gurun；ulus重人民，törö重继嗣，oro重位置，gurun为满语借词。汉语的“国家”兼有英语和蒙古语所具有各类义项，属于“模糊处理”，可塑性强，要发挥它可塑性优势，而不是取其中一个义项，加以放大，与其他义项对立，将它们推向势不两立。例如“中国”，包括土地、人民、主权、民族等义项，没有必要把民族单独拿出来，拔高它的地位，试图让民族的义项统辖领土、人民、主权的义项，而不是让这些义项互相统辖，互相补充，形成“生态”。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争论，代表了以民族义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似乎只有先把民族加以定位，才能定位领土、人民、和主权，没有考虑这些义项是互相定位、互相协调的。当我们说“中华民族”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成立，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作为“超级民族”的中华民族包括了中国这块土地之上的各民族人民，他们享有共同的主权并有义务捍卫之。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的“民族”定义为政治共同体、主权共同体、领土共同体和人民共同体。当我们从领土、人民和主权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时候，“中华民族是多个”更加确切：中国公民包括来自各个民族的成员，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信奉不同宗教（或者不信奉），生活在不同区域，如此等等。从主权、领土和人民的角度去定义“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同义词，“中华民族”就是“中国人民”。

各民族的交互存在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紫千红”；不是某个特点的单个比拼，而是各种关系之间的交错重叠。例如，从国籍出发，各民族都是中国人，无论你属于哪一个民族、说哪一种语言；从职业出发，各民族都有教授、法官、工程师，等等；从亲属称谓出发，各民族都有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等等；从地理或行政区划出发，不同民族会居住在同一个自治区，同一个地理区域，“共饮一江水”，等等；自然灾难不会区分民族，洪水、地震、泥石流会把不同的民族瞬间变成生死与共、同病相怜的难民。这些都是各民族交互存在的基础。我和你都是灾民，我和灾难的关系与你和灾难的关系是一样的。面对外部入侵，你的家乡沦陷，我的家乡也沦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你的也在。这时候，你是汉族，我是朝鲜族，他是赫哲族，就不再那么凸显。所以，把爱家乡、爱父老乡亲、爱民族、爱国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简单明了的存在交互性。无论是爱民族还是爱国家，都要在交互性上做文章，把握交互性，发现重叠共识，民族关系就容易和睦，民族团结就不再那么抽象。

四、互守尊严

精神生态的基础是互守尊严。原本不同的群体秉性、不同的民族精神，因互相敬重和保护对方的尊严而圆融起来，形成同一。尊严是民族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由于它和情感联系在一起，容易建立，也容易毁坏，需要在协商交流中不断加以调适和维护。经营好的尊严是民族关系的“益品”，经营不好，它会制造“苦果”。昨天建立的良好尊严，会在今天受到挑战，因为形势变了，条件变了，心绪变了。例如，在过去战争年代，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势需要”，具有随机和变通的特点，不管“哪一拳重要，哪一拳不重要”，都要“出拳”。列宁时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特殊政策，这里固然有苏维埃民族理论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内外反苏维埃势力结成联盟，要把红色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苏联共产党人通过向少数民族让步来获得他们的支持，指导和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或其他形式的自治共同体，赢得人心，增加感情，稳固红色政权，扩大革命队伍。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是少数民族民族人口不到一半的地方，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约17%，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各占本地区总人口的34%。中国政府以少数民族冠名为他们成立自治区，兼有象征和实际意义，既保护了少数民族精英们要求承认的呼声，维护了他们的尊严，也照顾到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在革命胜利、红色政权稳固之后，上述向少数民族让步的时代背景不复存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否继续？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否维持？中国的回答是肯定性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在“文革”时期受到破坏，但总体上得到维持，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发展，尤其是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得到通过，根据2001年修订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然而，在全球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今天，民族主义被用来填补价值空白，被当作治疗精神颓废的兴奋剂。经济的崛起，科技的腾飞，军事的强大，外交的自主，让一些社会和政府的精英感到重建匀质化“国族”的紧迫性：“同文同种同国”，不仅节省交流成本，推动少数民族融入大民族，也可以保障国家综合安全，何乐而不为？然而，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蹴而就的民族同化毕竟是“一厢情愿”，一方面是民族同而不化，另一方面是民族差异继续存在，此消彼长，甚至与个人差异的消长同步。衣食住行的同化不代表原有民族认同的消失，这种外表同化甚至强化原有的心理认同：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中国心”）请别忘记我　永远不变黄色的脸（“东方之珠”）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其实，民族认同已经和个人尊严交融在一起，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它和国家认同对立起来，它们分属不同层面，爱家、爱族、爱国、爱民，层层递进，互相促进，互为条件。无论是爱家、爱族，还是爱国、爱民，都是人类尊严的延伸表达，尊严可以让各种差异“和而不同”，是各民族取得重叠共识的基础。

尊严和主体性密不可分，在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尊严也会得到充分尊重，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主动引进麦当劳、肯德基，由于他们的主体性有保障，这些“洋吃”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有尊严地生活”。相反，他们更有尊严了。同样，充斥商场的苹果手机、平板电脑并不降低广大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不仅如此，还会提高他们的“爱国效率”，让他们更加爱国。有了尊严，有了主体性，人们会主动和外界交流，主动学习外来文化，会更多注重“器用”和实用，而不会陷入排外仇外的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多民族社会的成员要发挥主体性，主动地维护他人的尊严，避免影射、侮辱和冒犯，避免无意或直觉的“种见”，以自己的离心离德造成他人的离心离德，以自己的无知或者挑衅造成他人的疏离和仇恨。单方面的守望尊严是不够，尊严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来守望，某个个人、某个群体守望自己的尊严，缺乏其他个人、其他群体的合作，这样的守望效果不大；每个个人、每个群体不仅守望自己的尊严，也帮助其他个人和其他群体守望尊严，形成互守尊严的社会习惯，这样的守望可持续、可弘扬、可推广、可赞美。

五、消除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偏差

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是人类痼疾，需要对症下药，不断控制。即便是在后民权运动时代的美国，种族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政治正确”把种族歧视遮盖起来，人们采取“不问不说”的态度，表面上维持和谐，背地里充满“种见”。稍不留神，言语之间，行动当中，种族主义冒头，引发冲突，导致流血。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种族主义以隐性和显性的形式继续存在，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丝毫不能松懈，尤其要把反对种族主义的教育融入校园文化，让反对民族歧视的教育进入通识课程。蒙古族并不都骑马；苗族并不都住在山上；汉族并不都经商。

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之间的共性大于个性，例如他们都有“物的依赖”，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没有交通工具，那怎么行？此外，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都需要保持尊严。人类尊严，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公约数，民族不分大小都需要它。要消除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偏差，就要先从互守尊严做起，尊严是和而不同的根基，尊严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有了共识，就不再热衷于这样的话语：哪个语言“落后”，哪个语言“先进”；哪个民族“文明”，哪个民族“野蛮”。过去，在机械进化论的影响下，主流社会容易把边缘社会看成是充满“落后”、“愚昧”的地方，把那里看成是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有的地方领导把少数民族语言看成是“西部开发”的短板，说少数民族语言缺乏科技词汇，不能胜任传播文明的任务，因此要放弃，用大民族语言取而代之。其实，任何民族语言都可以胜任任何人类需要，关键是要给它提供条件。汉文曾经被一些著名学者认为是落后文字，要被拼音文字取代，等等。但现实告诉我们，汉字和其他文字一样，完全可以胜任各种需要，关键是要为它提供条件，补充和扩展它的记录、表达和交流能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一样，可以灵活多样地扩大和改进自己，为本民族成员服务。

六、扩大自信，增加想象

人类自出生就被各种各样的边界圈定：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家族、民族、国家，等等。只有通过不断的自觉反思，通过与界外的人群和事物接触，才能扩大眼界，增加想象，在承认或者认同边界的前提下，能够跨界交流，与界外的人群和社会互通有无，互助互利。

界线给人带来确定性、安全感，但也容易造成封闭和保守。如果完全封闭在某种边界之内，对于外界的适应能力就会降低，边界内部的“新陈代谢”也会减弱，实际上也不利于界内群体的繁荣发展。当然，长时段的历史业已证明，真正封闭、不与外界往来的群体毕竟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群体有互动往来的历史和现状。从历史上看，对外部世界采取“闭关锁国”，往往是因为内外力量对比的悬殊，也因为自信心的不足。来自外部的强力入侵，不仅带来被入侵地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也造成情感伤害，尤其对尊严造成伤害。因此，面对外来强敌的“袭夺”威胁，弱小群体或者国家采取“闭关锁国”的对策，往往是出于无奈，为了自保，也为了维护尊严，也只能如此。

但是，群体和国家无论强弱，如果它们之间能够做到互守尊严，能够把感情沟通好，那么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就不是侵防关系，不是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而是互利互惠的交流关系，关不用闭，国不用锁，自信心不仅不会降低，还会增强和扩大。

各民族守望尊严，互守尊严，就能够扩大自信，对外积极交流，促进互惠，丰富想象力，建立起可持续的社会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生态关系。

注释

①明浩：《“自治”的实质是尊严问题》，《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26日。

②《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同志在国家民委委员会上的发言》（2012年1月5日），引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③《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同志在全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使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10月21日），引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④郝维民：《漫议中国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族的发展——兼评少数族群“去政治化”和满族“共治”》，《蒙古史研究》第八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蒙古史研究》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⑤明浩：《“自治”的实质是尊严问题》，《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26日。

⑥明浩：《“自治”的实质是尊严问题》，《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26日。

⑦郝维民：《漫议中国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族的发展——兼评少数族群“去政治化”和满族“共治”》。

⑧郝维民：《乌兰夫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齐木德道尔吉、宝音德力根主编：《蒙古史研究》第十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⑨Maurice Godelier and Marilyn Strathern（eds．），Big Men&Great Men：Personifications of Power in Melane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Alan Rumsey，2000．Agency，Personhood and the“I”of Discourse in the Pacific and Beyond，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6，No．1：101—115．“直接标指”指当我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别人说“我”；“复指”指我引述别人的话或者扮演别人，如讲评书的人会说：“我”，我这是说薛仁贵，不是说我自己——“我薛仁贵……。”

Marshall Sahlins，2013．What Kinship Is and Is No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eds），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Amsterdam：Het Spinhuis，1994．

虽然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当然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各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