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族际交往

第九章　黎族的族际交往

一、概说

黎族的族际交往主要体现在与汉文化的交流方面。

黎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也吸收了其他各族的优良文化。汉族文化对黎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从历史上看，黎族第一次与海南岛外的中原文化的接触是在秦朝。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南征百越，在南方设立桂林、南海和象郡，通过中央集权委派官吏进行行政管理。其中的南海郡就包含了今广东省和海南省。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南方百越驻军琼州之时，带来了大量的汉文化，对黎族文化影响很大。以后，在琼设立了珠崖、儋耳两郡，又为汉文化的渗透奠定了基础。这时期汉文化对黎族文化的影响，从海南岛出土的文物和流传的歌谣等民间文学中都能看到其痕迹。

梁末隋初时期，南方越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首领——冼夫人，冼夫人的儿子冯仆还被封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冼夫人在黎族许多峒中都很有威望，在她的带动下，不少黎族人都接受了汉文化。

唐宋两代汉文化对黎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育、宗教、移民3条途径进行的。在教育方面，唐朝贞观末年（公元649年），被贬来琼的王义方成为开创海南教育史的第一人。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王义方传》记载，王义方被贬儋州，召集黎族各峒首领商议选徒就学之事，教黎族青年以经书和礼乐。之后，有韩瑗、韦方质、李孝逸、吴贤秀、韦执谊、李德裕等被贬到海南岛，这些唐代名臣都为传播中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宋代在海南岛传播中原文化的重要人物是苏东坡，他不仅结交了很多黎族朋友，还在“载酒堂”收徒讲学。

在宗教方面，道教传入海南岛后，修建了许多道观馆。道教的文化也渐渐被一些黎族人接受，特别是在黎族村寨中还出现了许多受道教影响的道公。

移民方面，唐以前，汉族移民海南岛约2万人，唐朝时达7万人，宋朝时达10万人。因此，唐宋时期汉族移民对黎族文化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汉文化对黎族地区的影响非常大，引发了移风易俗的革命。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黎族在接受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向外传播着自己优秀的文化。黎族文化随着商船和贡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大陆。其中最著名的是黎族的纺织品。《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汉武帝末年（前87年），驻朱崖郡太守孙幸因强征“广幅布”激起了黎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说明黎族的纺织品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布中的珍品而受到中原人的喜爱。

唐代，黎族纺织品中的“吉贝锦”，如“盘斑布”“食单”等黎锦已被列为地方贡品。据《宋会辑稿》载，宋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闽广上贡京师的9种棉织品中，海南黎族的织品占了5种之多。此外，吉贝布、吉贝纱、海南花青布等黎族纺织品也成为很受欢迎的贸易商品。唐宋史书和名人笔记中经常出现的“黎饰”“黎单”“黎筒”“黎幔”等词语，也可以看到黎族纺织技术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对其他地区的纺织工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资料证明，黎族棉纺织技术对大陆产生深远影响，是从元代的黄道婆开始的。

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那里学习了其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比如：制作棉纺织工具、染色方法、刺绣工艺等。她在黎族棉纺织工具的基础上加以改革，推动了中国江南棉纺织工艺的发展。

二、黎族族际贸易

历史上，黎族的生产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民族。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的需要，在古代就积极与周边其他民族发生贸易关系，从而在聚居地与其他地方连接的要道处形成了众多的圩市。黎族群众在这些圩市上以土特产和其他产品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商人进行交换，获取自己必需的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这种贸易，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限制，尚处于以物换物的初级商品交换阶段。当然，也有一些汉商不畏艰险，肩挑手提深入黎族聚居地，以小商品换取黎族生产产品，推动了黎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黎族的圩市数量不多，仅分布于黎汉杂居区或黎汉交界地。以三亚市藤桥地区、合亩制、昌江水头乡、乐东永益乡、乐东黎族自治县毛或乡和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的贸易为典型。

（一）在藤桥圩的贸易

当时，藤桥圩设在现在的海棠湾镇。这里，是黎汉杂居地，周边的贸易有原崖县三区的保境乡、仲田乡、青田乡和陵水县交界的边民（黎族和汉族），还有远至保亭县的加茂地区的黎族。在圩上出售的物种有锄头、钩刀、镰刀、斧头、犁头、铁耙、土锅、铁锅、针、线、纸张、碗、筷、鱼、肉、布、衣服、鞋帽等生产和生活用品。这些物品的交换有两种：一是用货币买货，一是以物换物。少数民族在圩上的贸易多是以物换物，即把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和上山采集来的货物，拿到圩上进行交换。这些土特产有大米、番薯、玉米、甘蔗、柴火、红藤、白藤、烟叶、鸡、狗、猪、鹅、鸭等。除了在圩上进行贸易外，圩上的小商小贩也经常挑着货物到农村来进行交换。常见的有各种各样的鲜海鱼、针线和食盐以及生活用品。与之交换的物品有大米、稻谷、豆类和鸡、鹅、鸭等。

（二）在合亩制地区的交换

旧时，黎族合亩制地区的交换，有黎汉、黎苗之间的交换和黎族内部交换等形式。交换有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换两种。抗日战争前，黎族人与汉商之间的交换主要是物物交换。抗日战争后，物物交换与货币（铜钱、铜仙、光洋、镍币）交换并行，以货币交换为主。汉商提供的货物主要是犁头、锄头、钩刀、铲、手捻小刀、针、项圈、银手镯和有色棉纱等。黎族人提供的货物主要是猪、鸡、狗、红藤、白藤、烟草和藤萝等。黎苗之间的交换，历史很长，至少有100多年的时间。苗族人提供的货物主要是山猪草（植物，据说猎人带在身上能增加猎获野兽的机会）。黎族人提供的货物是鸡和猪等。黎族内部的交换，有土地买卖、产品交换等。土地买卖有以牛为媒介物的、有以牛与酒为媒介物的，也有用牛、羊和铜锣的。产品交换，主要是以藤萝、烟叶为交换物。新中国成立后，交换的媒介是人民币，交换的场所是合作社和贸易公司。

（三）在昌江水头乡的交易

新中国成立前，昌江水头乡老村黎族群众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除了可在本乡买到钩刀和镰刀外，其余的东西都是靠汉商挑来贩售得来的。也有到远处的昌感县的港门和儋县的海头市购买的。汉族商贩挑来的货物有盐、咸鱼、镰刀、斧头、犁、衣服、布、线、针、碗、锅等。这些东西太多，采取实物交换的形式完成。1924年有一个名叫“拍柱”（音译）的汉族铁匠带着帮手到水头乡老村设店打造钩刀和镰刀，卖给附近的群众，以实物相换。交换的形式如下：

1箩盐——2箩米　　　　　　　　　　　　2箩小咸鱼——1箩米

5个花碗——8升米——20个无花的碗　　　1把锄头——1箩谷

1把刀——1斗谷　　　　　　　　　　　　1把锄头——3斗谷

1个犁头——1只狗或1只20斤重的小猪　　 1口锅——1箩谷

1把钩刀——1瓶米酒　　　　　　　　　　3把小镰刀——1碗大米

2把小镰刀（逐穗割山栏稻用）——1大碗米（足够两个强劳力吃一顿有余）

（四）在乐东永益乡的贸易

这里的贸易与昌江水头村的情况大致相同，但这里的交易双方是黎族人与驻村的汉族商贩进行交易。这些汉族商贩来这里经营时，一般要取得当地乡长、保长的同意。定居下来以后，在进行经营的时候，汉族商人要给乡长、保长一些好处。其办法是：当乡长或保长来买东西时，价格要比一般人低些，赊账时可不要利息，借少量的钱可以不还等。这样做，就能得到乡长、保长的支持。这些汉族商人在这里经营的货物主要有犁、锄、铲、钩刀等生产工具和盐、布、咸鱼及衣服等。交换的方式，基本是以物换物。黎族人与之交换的物主要是谷子。交换的比价如下：

1件好衣服——10多箩谷子　　　　　　　1件旧的衣服——5箩谷子

1把锄头——2箩谷子（或1头猪）　　　　1个犁头——3箩谷子

1把铲或钩刀——1箩谷子　　　　　　　 1箩盐——4箩谷子

（五）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也是如此

例如乐东黎族自治县毛或乡的黎族群众，1个藤萝只换1斤盐或1把锄头，2只藤篓只换一块光洋。

在邻近汉族地区有集市的地方，黎族与外界进行交易时，除了以物易物外，也可采取商品买卖换取货币的办法。如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的黎族，他们主要是到儋州市的南丰或拿大买东西，虽然有时也跟一些流动的汉族商贩进行交易，但由于价格比市场贵，所以黎族群众宁愿舍近求远到儋州市的南丰或拿大去买东西。到南丰或拿大的市上买东西一般以货币（光洋）进行交易，比价是一口铁锅要3块光洋，1口水缸要1块光洋，1个犁头要1块光洋，1个粗饭碗要30文铜钱，1个装酒的小瓶要700文铜钱，1把镰刀要150文钱。黎族百姓拿出去卖的东西，一般是3～4只鸡卖1块光洋，1头水牛卖二三十光洋，30斤重的小猪卖4块光洋。新中国成立前的商贩就是这样通过不等价的交换来赚取黎民百姓的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