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摇篮

一、精英人才培养的摇篮

社会精英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最直接和最强劲的动力。其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两者一起承担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因而更具有重要性。剑桥大学从创建迄今已出了13位英国首相、9位坎特伯雷大主教、8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剑桥大学在精英人才培养方面是其他大学望尘莫及的。

（一）精英教育模式

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西方大学体系，历来就是以培养出色的精英人才而誉满全球，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前沿，是和它的精英教育模式紧密相连的。随着精英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精英教育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传统的精英教育为国家培养官僚学术人才的功能相比，在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精英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因素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剑桥大学的发展模式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西方大学的必然选择。

19世纪初，英国就形成了从公学（Public School）至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精英人才教育体系，公学的名称诞生于1394年，本义为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亨利六世（HenryⅥ）于1440年创立伊顿公学（Eton College），首批70名男童享受到免费待遇，其他男童入校则需付费。公学随之发展并逐步演变为高收费的学校。高昂的学费铺就了通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康庄大道。1820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全部来自于公学，到1899年82%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来自于公学，因此申请加入公学的人数大大超出公学的接收能力，经常需提前几年申请。即使在剑桥大学，学习的目的也不是单纯要从事某种职业，而是掌握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弘扬英国精英社会的生活艺术。直至19世纪五六十年代，剑桥大学才开始改革，引入自然科学、法律、外语等学科，但保持学术自由、文理科兼顾发展和精英人才教育的传统延续至今，不仅王公贵族就学于此，更聚集了诸多名家学者。

教育自从生产劳动中脱胎出来以后，便以培养精英为显著特点，西方近现代教育通行的原则是“才能至上”（meritocraty），从英国的公学到牛津、剑桥的精英人才的产生，从精英教育的培养体制、精英教育理念的形成，直到真正的现代大学形成，可以明显看出剑桥大学在精英人才培养方面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明确的人才目的。

1.精英教育的制度保障：独具特色的治校方式

大学的治校方式是精英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不同的制度是大学建设的重要环节。剑桥大学在进行精英教育的同时，具备特色的治校方式，成为了精英教育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制度保障的功能。

（1）教授治校

中世纪大学管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主要由教授进行管理，即所谓的“教授治校”（Faculty Governance）；另一种是主要由学生进行管理。而在“教授治校”方式中，剑桥大学最具有代表性。所谓教授治校，其意指通过大学宪章或规程以及一定的组织形式，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并对外维护学校的自主与自治。

为了与教会的神权和世俗的王权相对抗，也为了取得在社会中生存的安全感与合法性，维护自身的权益，剑桥大学教师仿效中世纪城市手工艺人自治的管理方式和本尼迪克特（Benedict）修道院制度，自发地联合起来，成立了以教师主导的“教师行会”。通过教师行会，剑桥大学在神学、法学、医学以及文学各个学部建立了由本学部所有成员构成的协商性团体，共同决定和处理其内部事务，包括学术发展政策的制定、校长的选举、学生的遴选、课程的设立、教师的延聘等，由此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传统，并促进了精英教育的发展。

“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够在剑桥大学经久不衰，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符合大学内在逻辑对知识和学术管理的要求。大学是对高深知识进行选择、传承、批判和创新的场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专业性和精英性。只有那些经过长期特殊训练的教授和学者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其他人根本无法替代。教授和学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术权力的支配力量，发展至今，还拥有了管理权力。高深知识是学术权力的基础和前提，谁掌握了高深知识，谁就具有发言权。而教授是大学所有人员中最富有权威和学术的，因此他们享有最大的权力。

从组织特性来说，大学是由不同的学科及专业所组成的。技术不同，各种专业人员驾驭和运用各自的知识群，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风格，采用了不同的专门方法。大学遵循的是学科、专门知识和专业化状态的逻辑。自由和专业化的状态是产生不同精英群的基础，也是保证不同精英群发展的前提条件；从学校管理来说，教授治校符合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管理的发展趋势。教授治校能够充分体现教授和学者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切实保护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从而提高大学决策和精英选拔的民主化程度。教授治校有利于大学各种权力间，尤其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间的制衡。学术力量不仅可以干预学术事务及活动，也可以控制或者干预大学的非学术事务，避免行政权力的独断专行，真正反映集体决策和个人执行相结合的现代管理发展趋势。

（2）自治传统下的教授会

大学是一个学者自我管理、集体决策、平等相处的学术共同体。在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教师负责学术事务，他们部分地作为个体教授，部分地作为系部和其他组织部门的成员，部分地作为委员会、评议会或理事会的成员发挥重要影响。教授会（professoriate）治校是剑桥大学最重要的管理特色之一。

剑桥大学教授会治校这个管理特色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大学宪章规定，大学的管理机构原则上是校长、院长和学院院士，即大学的校评议会。校评议会负责审定涉及财政、学校机构与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对于具体校务并不过问，而校长由校评议会挑选决定，掌握办学的大方向并管理重大事务。对学校而言，教授会治校带来的教学行政一体化，有效地防止了官僚主义的孳生；对社会而言，大学除了是精英人才的提供者之外，还是知识的传播者。

教授会治校充分发挥了教授在精英人才培养决策中的作用。从大学内部来看，大学中的教授力量强大，特别是在教学与科研等较个人化的领域。就处在金字塔尖的研究型大学而言，教授会治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教授会治校是大学自治传统的集中体现。在大学中，教授治校的传统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教授治校的决策作用仍是十分明显的。在对精英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和总结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涉及学术规划、科研经费分配、专业设置与调控、课程内容安排等学术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

教授作为大学的学术精英、其权力的重心就是专业知识。甚至在中世纪大学相对简单的机构中，教授们保存、提炼和传授的也不是普通知识，而是他们以专家见长的特定知识体系。从剑桥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教授权力总是与学科专业和讲座职位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有力地保障了精英人才的培养机制及其延续性。

（3）导师制的发源地之一

1209年，部分牛津大学的师生来到了剑桥镇，剑桥大学也就逐渐成为了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剑桥大学的雏形。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与现代大学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是以学长、权威经院哲学家为核心的松散的组织，类似于当时的行会。学校中的师生关系更类似于行会中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后来由15世纪创办“新学院”的温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Winchester）威廉·威克姆（William Wykeham）创新，逐渐演变成为现在剑桥大学的一大特色——导师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国大学在校内治理方面相当普遍地保留了“教授治校”的古风，而这种管理制度对于早期精英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英王亨利八世曾经干预剑桥大学的教学事务，但大学始终掌握着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同样也控制着对学校教育的教学事务进行改革的权利。从16、17世纪起，英国大学教育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完全是由大学或学院推行的。正因为剑桥等一批大学所拥有的自治地和自由特权，才在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影响全欧洲的新知运动。

导师制的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及创造性思维。具体来讲，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行，还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指导他如何取得进步。导师制的个别辅导并不是本身，它是帮助精英人才找到自己求知的手段，导师的责任是鼓励创造性地进行探索，建构和再建构自对知识的理解。导师制有利于对精英因材施教，在专业上精耕细作，挖掘和开发他们的潜力，从而促其独立钻研、开拓创新，导师制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而且师生研讨过程中的辩论及讨论，有利于倡导与导师和学生间积极的思想交流，要求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这锻炼了精英的逻辑思考及临场反应能力，同时它也培养起了精英人才的自尊、自信和自我展示的热忱。通过导师制，剑桥把大学的集体教学与导师的个别辅导结合起来，把学业发展与个性发展、生活价值观教育等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精英人才。

通过导师制，体现了剑桥大学在精英培养方式上的独特性——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再加上独特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实现了对精英的全面培养。

（4）独立学院制

剑桥大学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立学院制。英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的，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就是中世纪保留下来的教育教学制度之一。剑桥大学建校初期，由于当时学校规模很小，学生散居他处，为了便于组织和管理教学，而成立了学院。此后，就发展成为剑桥大学的办学特点之一。剑桥大学的学院并非介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大学和学院是两个经济上独立的实体，在精英人才培养上却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各个学院虽然属于剑桥大学，但不由大学管理，而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团体，有自己的领导机构、章程，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在剑桥大学总章程的约束下按自己的章程行事。学院对大学的正式义务仅限于按照学院的财富比例交一部分给大学，以及在学院内为大学教授和高级教学人员保留一定的院士名额。

剑桥大学的独立学院制对于精英人才的培养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大学的导师制由学院来执行，学院负责招生和导师指派，并组织教学。每位学生入学后，由学院指派一位导师，视需要再选派几位课程导师，由导师指导该生选修科目，每月在指定的时间内接受导师辅导一次。研究生由学科教师团或各个系来负责招生入学、指派导师和组织教学科研活动，但仍生活在学院的团体里，由学院指派指导员负责生活管理，与精英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有了紧密的衔接。大学通过学院来管理所有师生，组织本科生的教学和科研，并通过学科团和学科系来组织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大学一级的机构则负责批准入学、管理学籍、设计课程、组织考试、颁发学位、聘任教授、统筹全校的资源和财源及其预算、分配和共享等总体管理。

其次，独立学院制便于跨学科交流。各门学科不同背景的师生混合生活在学院里，同吃、同住、同活动，有机会与著名学者接触，朝夕相处，互相研讨，扩大视野，活跃思想，便于跨学科交流。这有利于文理交融，促进全面发展，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精英人才，全面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

第三，产生了竞争机制。学院办学质量直接与经济效益和名誉地位挂钩。学院自负盈亏，有各自的财源、财权和财产。经费除了大学拨款之外，还靠学费收入和校外捐款。这就要求学院必须办好并有吸引力，这样才有生源，才有名师应聘，也才有外界和校友的捐赠，从而形成学院之间的竞争。但是，学院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在剑桥大学，有一些资深而且人才辈出的名牌学院，这些学院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会有几门特别专擅的学科。因此，有了竞争的优势，才会有精英人才培养所需的人文环境。

2.精英教育的人文传统：弘扬文化的历史继承

人文教育（Humanistic Education），也叫“通才教育”（Common Education）或“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以文、史、哲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是通过文、史、哲的学习，通过对人类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使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从而成为维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1）“牛桥”模式的发展：人文精英教育

西方人文教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明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就曾将教育分为“自由的”教育和“职业的”教育，而前者就相当于人文教育，所教授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最高标准是《圣经》、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学说，学生的学习内容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尽管在古代教育中有科学教育的记录，如古希腊柏拉图的学院和亚历山大博物院等。但从整体上看，在19世纪之前，人文教育一直都是主流，只是到了近代之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代表了剑桥大学最高数学成就的牛顿力学（Newton Mechanics），科学的实用价值才吸引了一大批崇尚科学的有识之士，动摇了古典人文学科教育的地位和基础，自然科学才进入了大学的殿堂。英国早先成立的学院及大学几乎都强调人文教育，尤其是闻名世界的牛津、剑桥两所老牌大学，都有崇尚人文教育的传统，始终认为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的学识更重要。

人文精英教育是精英人才发展的必要条件。人格的高低与人文文化、精神关系很大，它涉及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问题。所以，人文精英教育是精英人格养成的知识基础。在人格的培养过程中，优秀的人文传统的养成是基本内容，人文精神和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基本的就是要解决人格问题，从个人的人格到民族的人格；其次是思维的发展，充分的人文精英教育可以造就活跃的思维，一些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是直接来自逻辑证明，而是想象。想象力主要不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人文的东西，人文文化有助于放开思维想象。

在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以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教育主要内容是以古典人文科学知识为主。作为英国高等教育的代表，剑桥大学历来推行精英式教育，也培养了众多的精英和著名学者。可以说，作为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有着非常突出的精英形象。在今天的剑桥大学，可以深刻感受到800多年历史造就的剑桥镇散发出的浓烈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氛围。在“牛桥”模式中，剑桥大学是世界上具有最高声望之一的综合性大学，对英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为英国学术界及上层社会造就了大批精英人才。剑桥大学在教学方法上，实行传统的导师制，同时辅以各类讲座、图书馆阅读、实验室作业等方式来培养精英人才，其中尤以人文为重。

英国政府长期坚持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贵族的等级观念，他们坚持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教育漫话》和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提出的教育思想，主张把公学、文法中学以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办成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学校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为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使学生具有绅士风度以及管理与控制团体的能力。正如洛克所说：“所以我愿意人人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将奇想、习俗或理智在教育中的作用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及辨别，然后伸出援助之手，提倡那种按照年轻人的不同境域而予以训练的方法，那是一种最容易、最简单、最可行的为其各自职业准备有德行、有效用、有能力的人才的方法。”^[6]这以便把他们培养成国务活动家、政治家或在教会、司法、外交和军界等领域担任要职的精英人才，至于他们有无专业知识及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或贸易活动则是次要的。

剑桥大学校徽

（2）精英教育的承续：实用学科与古典学科结合

剑桥大学人文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一种追求人生真谛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以及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因而在剑桥大学的校徽上，书写着“此乃启智与求知之地”（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就是继承欧洲人文科学传统。

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最早设立人文和艺术学科的大学之一。19世纪初，英国举国上下提出大学课程设置应着重实用学科，毕业生往往仅有某种应用性的职业技能，而缺乏渊博的基础知识。课程改革的浪潮冲击着大学，也冲击着以保守著称的剑桥大学。它迅速地对这一浪潮作出反应，组织了教学委员会，调查学院的教学情况，尤其对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的效果进行调查，并要求提出书面报告。教学委员会充分考虑了学院的有关情况，广泛征集了教职员对学院发展的意见，并着手起草报告。

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建立在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观和形式教育论，人文教育的合适目的是对学生的官能（faculties）进行经常地、生动地训练，以便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他们反对学生选择课程，认为所有的古典学科部是通向心灵的训练。在一定时期和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文教育的影响，为培养高层次的精英人才奠定了基础。这就要确定一些有益的学科，采用一些有益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的思想前行，有效地处理各种情况，并保持清醒、高昂的精神状态。剑桥大学认为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是精英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精英教育的重要手段。经典科目建立在训练和储备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经典科目的学习，可以奠定正确情趣的基础，例如，在传授以近代文学中的一些观点时，用什么教材都不如用这些观点的原始出处，即用经典原著直接教学更好。同时，经典科目又是心智训练的重要工具，它不仅可以训练人的心智，即智力修养（intellectual culture），亦适合于心智已高度成熟的人，它可用于心智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但是，也应该看到，将实用学科和古典学科相结合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就是保守势力和先进势力、古典群体和实用群体的博弈过程。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剑桥大学在极力肯定以古典学科为重的人文教育对于精英教育的重要价值的同时排斥了科学的实用教育。

3.精英教育模式的形成：剑桥大学的必然选择

精英教育的一个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能为社会所用的人才。对于知识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精英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精英教育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传统的精英教育为国家培养官僚学术人才的功能相比，知识经济、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是社会的良性发展。剑桥大学的发展模式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大学的必然选择。

（1）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功能是进行科学研究，而精英教育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正是处于国际前沿水平、艰深复杂的科学技术。所以，为新技术的研究工作服务几乎天然是精英教育的功能：一方面，就学生来源来看，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挑选出来的，具有很高的基本素质和扎实的科学知识水平，是进行科技研究必备的优良人力资源基础；另一方面，精英教育所开设有关科技发展的学科，不是单一的学科，具有优良的学科综合优势，为科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学科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精英教育中有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诸如剑桥大学副校长和各学院的院长，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上有很高的知识素养和学术声誉，而且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大多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这无疑为从事科技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学术资源，精英教育为科技发展服务也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其必然的功能。

（2）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需要

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是一个大学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就是依靠精英教育。大学教育要为不同的时代培养了大量的创新人才，劳动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社会的主体逐渐由工业经济时代的工人转变成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阶层。只有足够的知识阶层存在，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社会才能正常地运转。

剑桥大学的精英教育几乎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拥有学识渊博精深的高科技人才，有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教育科学综合学科配套优势，有学问高深、视野独特的教师资源，有更为科学完善的教学、课程体系，有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这些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必要而充足的条件。精英教育有必要、也有能力承担这一社会所赋予的功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很多著名企业的领袖都毕业于剑桥大学，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3）为知识与社会发展搭建优良的平台

社会发展是科学与技术、知识和信息相互融合、知识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知识资源化、产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过程，但是科学与技术、知识、信息与经济也不会自动地融合为一体，必须通过一定的过程形成一个中心才能实现，这些过程的实现必须依靠一个操作平台来实现。而最优秀的平台就是精英教育来搭建的。而大众高等教育由于其功能使高等学校灵活多样，适应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各种群体的需要，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他们的资源条件和上述精英教育相比，毕竟差别较大。所以，尽管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和社会发展的融合，但是无疑精英教育是更为优良的平台。

由于要实行精英教育，剑桥大学必须拥有各个方面最优良的资源，包括科研经费、学术水平、优良师资等诸多方面。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示例，在剑桥科技园区，以知识生产为中心，发展速度十分惊人。这些企业的迅速腾飞和精英教育所聚集的优良资源密不可分。剑桥大学科技园区和剑桥大学比邻而居，实施精英教育使剑桥大学优良的知识资源为科技园区提供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国际信息流通网络，帮助其形成了在技术和实践上同世界经济发展接轨的产业体系，把知识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最终为企业发展锻造了一个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生产过程密切结合的优良平台。

（二）政治精英的培养

剑桥大学在政治家、政治精英的培养方面堪称世界一流水平。虽然它在政治精英培养方面不及牛津大学，但是，在一流的专家和教授以及剑桥大学悠久辉煌的学术氛围中，还是培养了大批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在自1721年至今的76位英国首相中，有13位毕业于剑桥大学，此外，还有众多的英国议会议员、法官等。这些政治精英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直接掌握了负责国家管理的权力，对英国社会和历史发展起到领导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奥利弗·克伦威尔

1.克伦威尔与国会民主政体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是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政治家和军事家。1616年，他进入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学习。在那里，克伦威尔受到了清教思想影响，不仅在宗教会议和教会活动中批判主教制政府，还在英国议会内外积极开展反对专制王权的宣传鼓动工作。剑桥大学对克伦威尔的熏陶，为他以后在英国建立国会民主政体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克伦威尔的推动和努力下，国会民主政体最终成为了英国政体。

克伦威尔在执政初期，想要通过谈判来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实现英国立宪政体。但是，他能领导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军队获得胜利，却不能解决国家和议会内部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而且，社会冲突和宗教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让多方利益集团对新宪法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克伦威尔于1653年用武力解散了议会。从那时起，一直到1658年，克伦威尔曾先后成立和解散了3个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但都不能确立立宪政体。在此期间，克伦威尔多次试图建立民主政体。最后，克伦威尔在英国建立了初步完整的政体和有序的行政机构。他修改法律，扶持和促进文化教育，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克伦威尔的努力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了建立和巩固，直接影响了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最终确立。

克伦威尔的影响不仅是在英国，而且影响到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民主政体制因克伦威尔而从英国传到了世界各国。

爱德华·柯克

2.柯克与普通法宪政主义

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是英国宪政史上最出色的法官和法学家。青年时期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法律。正是因为他在三一学院的刻苦攻读，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并使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思想，即普通法宪政主义思想。

1578年，柯克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成为了律师，并于第二年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他当选为下议院的发言人。1594年，由伊丽莎白一世任命为总检察长。在柯克所处的时代，英国的法律、政治往往与宗教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柯克决心要用普通法限制王权，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在1606年出任英国民法院院长后，他曾多次因普通法的地位问题与英王发生冲突。17世纪20年代，他参与起草《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并递交给英王查理一世，标志着普通法正式宣告对王权的限制。

作为当时英国政治精英的一员，柯克不但为英国宪法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英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制提供了法学上的依据。正是在柯克的努力下，英国的议会在立法权上不再受到任何限制，而英国的法官也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柯克去世后出版的《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四卷本奠定了他作为英国法学集大成者的地位。

威廉·皮特

3.皮特与新托利主义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曾出任英国第16任、第18任首相。1773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学习，涉及经济和法律。皮特不但学习努力认真，而且还强调学以致用。在给侄子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你应该做一位绅士，博览群书，才华过人，以报效国家；不要做一位学究，那种人饱读诗书，只为赢得学富五车声名，而不是将学问用于经世之用。”^[7]

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皮特于17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从此进入英国政坛。皮特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经历，使他精通于国家财政，为他日后改革英国经济和推行新托利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782年，皮特成为财政大臣。次年，年仅24岁的皮特受命组阁，成为了英国历史上自1721年以来的首相中最为年轻的一位。皮特担任首相初期，没有得到下议院多数成员的信任。但是，在国王乔治三世^[8]的全力支持下，他对议院进行改革，首先将议会解散，然后重新大选，为自己争得议会的支持，这种做法在英国内阁制历史上开创了先例。

皮特执政时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时期，他借助外部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对英国经济状况进行改革。1786年，皮特政府同法国签订了互相降低关税的《英法通商条约》，进一步有利于英国外贸经济发展。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符合当时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皮特所在的政党是托利党（Tory）^[9]，正是由于皮特推行了经济改革措施，成功地使一批温和的辉格党（Whig）^[10]人也转而支持他领导下的新托利党。在英国产业革命后，托利党也逐渐向资产阶级保守主义转变，以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19世纪中叶，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内阁时期，新托利党发展成为保守党。而之前的皮特所推行的这些经济政策，就被称为“新托利主义”。在以后的一段很长时期内，新托利主义一直成为了英国保守党制定政策的依据。^[11]

威廉·威伯福斯

4.威伯福斯与废奴运动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是英国著名慈善家和废奴主义者。1776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威伯福斯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经常到英国议会下议院，欣赏议员之间的唇枪舌剑，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威廉·皮特担任首相之后，威伯福斯积极推动废奴运动。

1780年，威伯福斯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于1784年成为代表约克郡的国会议员，是一位支持托利党的独立议员。他积极寻求在立法工作中废奴的机会，并与其他7位来自于不同背景、不同党派的议员团结在一起，成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The Clapham Sect），开始在英国议会长达40年的废奴立法斗争。随着英国国内的废奴呼声日渐高涨，威伯福斯逐渐成为废除奴隶运动的领袖之一，领导国会内的废除奴隶行动，并对抗英帝国的奴隶交易。1789年，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第二次在下议院提出了《废止奴隶交易法案》（Abolition of the Slave T rade）。但是，当时贩奴势力在议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该法案被轻易地否决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威伯福斯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一法案，尽管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但逐渐赢得英国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1805年，《废止奴隶交易法案》终于在英国下议院获得了通过。

威伯福斯晚年仍投身于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中。正是由于他的努力，英国议会最终于1833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度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为英国完全废除奴隶制度铺平了道路。威伯福斯对英国及其欧洲的废奴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5.爱德华七世与协约国同盟

爱德华七世（EdwardⅦ）是英国国王，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长子。1859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剑桥大学期间，爱德华七世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901年，爱德华登上王位，史称“爱德华七世”。早在威尔士亲王时代，爱德华就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水平和政治敏感度。他出访欧美各国，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之前，爱德华已经促成了英、法、俄之间同盟的初步形成。1901年，爱德华继位之后，在他的推动下，英、法、俄之间的协约局面正式形成，并通过这个同盟稳定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由于爱德华七世的努力，1914年9月5日，英、法、俄在伦敦签订协议，协约国正式成立。爱德华七世促成了协约国的产生，维护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牵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国暂时免受战争的破坏。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使英国维持了和平和繁荣，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爱戴。

（三）知识精英的培养

剑桥大学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无数的知识精英，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整个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剑桥大学的知识精英在英国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反过来，这些知识精英又成功地推动剑桥大学的繁荣和发展。剑桥大学在世界高等学府中的盛誉以及所拥有的大批世界知名学者，吸引了各国的优秀学生前来求学，同时对教师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促使他们提高教学水平，随之又吸引了更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12]

迄今为止，剑桥大学是世界高等学府中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大学。单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说明剑桥大学在培养知识精英方面的卓越成就。诺贝尔奖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医学和文学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自1901年设立起每年颁奖一次，至今已有700多人获得这项荣誉。剑桥大学共有88人获此殊荣，占到了全世界总获奖项的12%，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其中29位获得物理学奖、21位获得化学奖、25位获得生理学医学奖、9位获得经济学奖、2位获得文学奖及2位获得和平奖。在8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70多人曾是剑桥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这里仅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威廉·华兹华斯

1.威廉·华兹华斯与“湖畔派”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生于律师之家。1787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去法国。他对法国革命怀有热情，认为这场革命表现了人性的完美，将拯救帝制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1792年，华兹华斯回到伦敦，仍对革命充满热情。1795年10月，华兹华斯迁居乡间，实现接近自然并探讨人生意义的宿愿。18世纪末19世纪初，他写了许多以自然与人生关系为主题的诗歌，其中心思想是大自然是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源泉。

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他们也是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喜爱大自然，描写农村生活，厌恶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他们远离城市，隐居在昆布兰湖区和格拉斯米尔湖区，由此得名“湖畔派”。在“湖畔派”三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华兹华斯。他在诗艺上则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以至于有人称他为第一个现代诗人。他于1798年和柯勒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宣告了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详细阐述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主张以平民的语言抒写平民的事物、思想与感情，因而被誉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宣言。

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因而英美评论家将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称为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

2.达尔文与进化论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而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达尔文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因为他对外科手术感到厌恶，忽略了他的医学课业。所以，他的父亲一怒之下，于1828年将达尔文送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就读人文学士课程，并期望他成为一位拥有不错收入的尊贵的圣公会牧师。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却变得越加浓厚，并热衷于采集矿石和昆虫标本，而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他自己认为：“在剑桥大学的学习，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一直到我开始收集昆虫的时候，我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西奇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经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The Beagle）为期两年的环球科学考察航行。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国后，他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科学家。他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的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 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他又花费了20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

紧接着，达尔文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 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晚年，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 f Man）等著作。1882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时，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他的敬仰。

3.西奇威克与功利主义哲学

亨利·西奇威克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古典功利主义学说的阐述者。1855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859年，西奇威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校长奖章获得者。同年，他就被选为三一学院院士。

作为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西奇威克在世界功利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史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和《伦理学原理》等。其中，《伦理学原理》是西奇威克最重要的著作，被认为是继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后西方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曾这样指出：“理解和全面评价古典功利主义学说，最好是从认真研究西奇威克的《伦理学原理》开始。”^[14]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评论西奇威克的著作时这样写道：“西奇威克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事物的本质，我从没有发现有哪一本书如此引人入胜。”^[15]

西奇威克对传统伦理学的继承和发扬，使哲学变得更具有实践意义，因此，他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4.R.A.费舍尔与生物统计学

罗纳德·艾尔默·费舍尔是英国著名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现代统计学和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之一。1909年，费舍尔获得了剑桥大学奖学金，进入冈维尔和凯斯学院主修农业，这为他以后在农业实验场做统计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学习了格里哥·约翰·孟德尔的遗传学，并结合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生物遗传学。他还与之后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遗传学家庞尼特（R.C.Punnett）等人一起，成立了剑桥大学“优生学学会”（Eugenics Society），定期发表有关优生学的演讲。

1943年，费舍尔从罗森斯德实验站（Rothamsted Experimental Station）返回剑桥大学任教，在遗传学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工作，将剑桥大学遗传学推到了世界前沿。他将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和实验撰著成书，于1956年出版《统计方法与科学推理》。英国学者古德哈特（C.B.Goodhart）曾作了这样的评价：“罗纳德·艾尔默·费舍尔不但是剑桥大学，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基因学的先驱。他的特长是使数学充分运用到所有的医学和统计学的知识上。费舍尔的声誉得益于他的著作，即人类基因几千年来最有价值的研究之一，不仅对进化论和基因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解决疾病和医学问题上也具有实用性。”^[16]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布鲁克也评价道：“剑桥大学的优秀学科影响深远，而在生物学和遗传学方面具有巨大影响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罗纳德·艾尔默·费舍尔的著作中体现出来。”^[17]现代生物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则认为，费舍尔是达尔文最伟大的继承者。

5.莱特福特与超自然神学

约瑟夫·巴伯·莱特福特（Joseph Barber Lightfoot），英国著名神学家，达拉谟主教（Bishop of Durham）。184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并以剑桥大学荣誉学位考试中古典语文成绩最好的一甲学生的头衔毕业，随后成为三一学院院士。1845年至1859年，他负责剑桥大学的神学刊物《古典文学和神学语言学》（Journal of Classical and Sacred Philology），1857年成为导师，由此赢得了声誉。1861年，成为剑桥大学哈尔森讲座教授（Hulsean Professor），并成为了亲王（Prince Consort）的牧师、维多利亚女王的常任荣誉牧师。1879年成为达拉谟主教。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期间，莱特福特特别能深刻理解所处时代的旧思想和新思潮之间的碰撞，而成为一个完美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调停者，甚至被称做19世纪60年至70年代剑桥大学的“一个伟大的调停者”。他是一个终生奉献给三一学院的人，是一个不知疲倦、勤奋、努力和虔诚的教授。他帮助创建了神学院（Divinity School），建立了超自然宗教（Supernatural Religion）学说。1865年，莱特福特出版了《给迦拉太的书信集》（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其中就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超自然宗教思想。他极大地丰富了神学知识，丰富了对于圣保罗宗教（St Paul）思想的认识。但是，他的思想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莱特福特在解决历史问题时比神学更具有思维性，表现出独特的见解、清晰的思维、学识的渊博以及观点的稳健。

6.马歇尔与剑桥学派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是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被誉为“世纪之交英国经济学家中的主导性人物”。^[18]1865年，马歇尔从剑桥大学毕业，留校担任数学导师。他一直关注英国社会和伦理问题，从未间断对经济学的研究。1868年，马歇尔受聘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讲授经济学。1885年，马歇尔又重回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席位，直到1908年退休为止。

在马歇尔的努力下，剑桥大学经济学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了与物理学相似的科学性。在他的影响下，剑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使剑桥大学成为英国的经济研究中心，史称“剑桥学派”。剑桥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 les o f Economics）一书。该书继承19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用折中主义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是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马歇尔为核心而组成的新古典学派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他还培养出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亚瑟·塞西尔·皮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内的一批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是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末期的经济学之大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7.托德与分子生物学

亚历山大·罗伯塔斯·托德（Alexander Robertus Todd）是20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有机化学家，近代核酸化学的先驱。他于1928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后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从1944年起，托德担任剑桥大学有机化学教授。1963年，他担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同时还是英国政府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

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政府提供给剑桥大学尤其是大学科学部门的经费稳定增长的条件下，又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资金的保障，托德在剑桥大学召集了大量的研究人员，积极开展新学科的实验研究，开创了20世纪分子生物学和现代基因学的先河。由于核甘酸与核甘酸辅酶结构研究的成果，托德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并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戴维奖章。托德还在剑桥大学建立了大规模的现代实验室，主持了多次重要的研究计划，使剑桥大学成为了生物学和化学的研究中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鲁克指出：“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研究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得益于托德男爵。他的成功依赖于科学天赋的多方面的非凡结合：研究、洞察力、理论探讨、实验才能以及独特的魅力、活力和自信。”^[19]

李约瑟

8.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著名科学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李约瑟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3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华的4年中，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他返回剑桥大学，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把大半生的学术生涯都献给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与著述。1954年，他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其他卷册陆续出版。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沉醉、他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对科学的无比执着、他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令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人们钦佩和赞叹不已。《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以浩瀚的史料、令人信服的证据，第一次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4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李约瑟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年至1977年，李约瑟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发起成立英中友好协会、英中了解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他先后8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94年，李约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9.霍金与黑洞理论

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还被称为“宇宙之王”。20世纪70年代，他与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一起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因此，他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即随着时间的增加黑洞的面积不减。

196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霍金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斯学院担任研究员，被授予博士学位。之后，他留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进行研究工作。因为1972年对黑洞辐射的发现，他于1974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75年至1976年间，他获得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埃丁顿勋章、梵蒂冈教皇科学学会十一世勋章、霍普金斯奖、美国丹尼欧海涅曼奖、马克斯韦奖和英国皇家学会的休斯勋章6项大奖。1978年，他获得世界理论物理研究的最高奖——爱因斯坦奖。1977年，霍金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引力物理学教授。1980年任剑桥大学数学卢卡斯教授。应该说，在富有学术传统的剑桥大学，他担任的职务是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教授职务，那是牛顿和狄拉克担任过的卢卡斯数学教授。

1980年以后，霍金的兴趣又转向了量子宇宙论。2004年7月，他修正了自己原来的“黑洞悖论”观点，认为信息应该守恒。霍金被誉为是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提出的黑洞理论（即宇宙大爆炸自奇点开始，时间由此刻开始，黑洞最终会蒸发），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霍金尽管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但他仍然出版很多著作。其中，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至今已出售逾2 500万册，成为全球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其他著作还有：《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Black Holes and Baby Universes and Other Essays，1993）、《果壳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2001）、《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2002）、《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20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