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协——人大——政府”三个步骤径直调整为“政协——政府”两个步骤，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和地位骤然上升。面对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物55人共同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2]随后，各民主党派代表也相继发表宣言。在“五一口号”发布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首先召开的是新政协筹备会议。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规模已达23个参加单位，134人[13]，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推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召开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宣言以及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组负责拟定新政协的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组长李维汉；第二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法，组长谭平山；第三组负责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第四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长董必武；第五组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宣言，组长郭沫若；第六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也就是说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期间，代表们已经就建国以及新政权的施政方针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协商。如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主张建立“联邦”制。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一直到1945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都有这样的提法。在周恩来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也沿用了这样的提法。代表们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对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党内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建议：在统一的国家内不宜搞联邦制，应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李维汉的意见被采纳。[14]在9月5日的共同纲领草案稿上，周恩来在第六章“民族政策”第51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后，加写了“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一句。9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在对到北平的政协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又特地就民族区域自治作过一番解释。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有许多民族的代表，我们特地要向你们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一意见。[15]经过协商，代表们在民族区域自治这一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不仅讨论了建国问题，还决定将新政协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个多月的各项筹备工作，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感到只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并不够确切，应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原本是周恩来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期间，由王世杰提出来的。后来中共沿用了这一名称，加了一个“新”字，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的政治协商会议。[16]对新政协名称的改变，周恩来有过一个说明。他说：原来是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经过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小组的讨论，总觉得在“新政协”与“旧政协”两个名称的分别上不够明确，也不太真实。后来发现在今天我们的一切组织和规章的名称中都有“人民”两字，而这个产生组织规章的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叫“人民”呢？于是便这样修改了。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显得太长，后来便把它简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17]董必武说，筹备会的常委会决定将“新政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8]从迄今发现的文献看，在1949年8月22日给毛泽东审阅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前一稿，周恩来就已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目前发现最早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文献。但这一名称的正式提议并被采纳，是在8月26、27日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上。会议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提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如果要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前一天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消息时，正式向外界公布：“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由该会议筹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此外，筹备会第二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授权常务委员会将这三个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
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中共为适应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反复协商，对会议计划作了多次重要修改。凡属重大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这种协商精神，一脉相承，直到今天。单就拟定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一项，就经过了多次修改。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最初设想的政协会议是小规模的，想由这个会议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然后再产生民主联合政府。[20]但是中共“五一口号”的提出迅速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民主人士的不断建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根据沈钧儒的提议，高岗、李富春于10月23日同他们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他们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25日由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规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以及参加范围进一步的扩大，达到23个参加单位。[21]总的原则是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22]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等被排除在外，后来李济深又建议：将参加新政协的范围扩大到国民党阵营的起义人员。新政协筹备会后来各方达成的协议是：新政协参加单位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共计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代表为6人。[23]再后来，又增添了8个单位（包括特邀单位），代表人数翻了一番以上。这是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新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承担建国使命，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1949年6月19日，根据李维汉代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所作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规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共45个，代表总额510名。除“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这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就从最初的23个实际扩充到46个，代表名额也从134人增加到662人，大大增强了会议的代表性与广泛性。
至会议开幕时，这次会议无论是名称，开会时间、地点，还是会议性质，召集办法，邀请党外人士的政治标准，都与中共最初的计划完全不同。[24]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开始完全源自一种偶然的制度设计，并非是原初精心设计的结果。周恩来后来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向北平政协代表所作的报告内容也证明确实如此：“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磋商国是，并决定如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很快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在上海、北平和海外的各人民团体、华侨人士的响应，使我们很高兴，于是便邀请各单位参加并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没有想到像今天有这么广大的解放地区和在交通这样便利的情况下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这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的缘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崩溃了。在全国革命战争中，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已经改观了。”[25]
为了充分体现会议的代表性，中共对代表名额与人选进行了精心设计：首先贯彻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46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在这方面，周恩来曾进行过具体阐释：“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46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对已经解放了的地区，则由各地区民主政权选出代表，参加新政协大会。[26]“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27]因此，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阶级基础如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组织。”[28]“新政协筹备会对所有提名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四，费时达数周之久。”[29]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近3个月工夫，才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662位代表名单。在名单协商过程中，李维汉讲：“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两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又如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共有28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宗教单位原想物色一个天主教方面的，但始终找不到适合的人。无党派单位，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代表，他们本身也是根据照顾各方面的原则，来推选代表的。”[30]对于参加单位的审查与处理，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农民党、中国少年劳动党等党派组织，建议其解散组织，采取个别邀请的方式，而对于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党派参加新政协的要求筹备会予以了拒绝，原因是“向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其中，“许多都是来历不明，很成问题的”，这样就一方面保证了代表性与广泛性，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同意与支持的呼声，同时另一方面，消解了反对与敌对，确保新政协对新政权的最大程度的同意与支持。“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廿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反复沟通、统一思想，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在这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26％，民主党派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三分之二。中共、民革、民盟三个党派的正式名额均为16人，候补代表2人。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这份名单，囊括了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精英。据说接到这份名单时，毛泽东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3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