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民主建国

“赶考”如何才能持久？必须建立一个保证持久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民主机制，就是民主新路。作为深谙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这个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有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并在政府的各个岗位上给其留下一定位置。基于这样的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最后时刻，中国共产党邀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各种爱国民主团体，开始携手合作。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把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迫害救国会领袖制造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王造时被捕），中共延安《红色中华》和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评论，指责迫害爱国领袖的行径，掀起了全国性的营救运动。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中央再三督促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简称“救国会”。救国会本着促进实力派联合抗日的宗旨，同共产党互相配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性的营救运动是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对于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坚决支持，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民主党派组织，如民革、民建、民进、九三学社、台盟等。它们成立后纷纷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号召，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要求和平民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由“抗日救国”转向“和平民主”，团结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在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期间，民盟同中国共产党配合默契，坚持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协商。民间、民进和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向旧政协呼吁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和平统一，对共产党在政协会内的斗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促成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议案，迫使国民党在政协协议上签字。但随后，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并强令召开“国民大会”。在此关键时刻，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违反政协协议精神和程序，片面召开“伪国大”，并拒绝代表出席，坚决否认“伪国大”炮制的所谓宪法。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多次联合行动，引起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自行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亦受到极大压迫和摧残。于是，民主党派批判和抛弃“中间路线”，纷纷站到共产党一边。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他们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关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这也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批判了“第三条道路”的错误思想，公开宣告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并尽其所能，支持和配合解放战争。如进行军事策反和收集军事情报，动员国民党将领起义或接受和平改编；宣传中共政策，动员蒋管区中上层及工商界人士留下；参加护厂、护行、护校斗争；工商城市接管，参加南下服务等。其间，民主党派有许多成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写下了民主党派史上壮丽的一页，更加深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这年8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便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提出：“邀请港、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4]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感谢他们的来信，并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5]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与各民主党派沟通之后，便将成立人民政府事宜提到日程上。此后，中央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人员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三分之二，中间和右翼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进北京的途中，毛泽东又交代周恩来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应在政府安排职务。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后，用什么方式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共同思考的问题。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经过政治协商的形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所谓政治协商，即由“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的一种形式，最初是在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双方认定的一种争取民主、和平、团结的议政方式。但党中央这时提出召开的政协会议，则是依据形式变化发展后的情况，赋予了它以新的内涵。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当年重庆的政协会议已有重大区别，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追随者已被排除在外，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召集的以民主力量为主体的，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的新型会议。

为了使政协会议充分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发挥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毛泽东、党中央多次发电给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就政协召开的有关事项进行协商。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召开新政协问题进行协商。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分局电报，说：“中央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但现在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要求以“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交换意见。^[6]6月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的电报，请他们向党外民主人士征询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的意见，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和提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在声明和宣言中充分肯定了中共“五一”口号的巨大作用，认为这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建立各阶级的联盟，巩固和扩大民主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人民政协这一合作形式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承认，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形式而确定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和发展。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此后，在1949年初修订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中，对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府的程序做了更改，确定了在新政协中直接选举临时的中央政府。至此，中央政府产生的方式和产生的途径正式确定下来。

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的广泛、充分协商，先后制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委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有关文件，这些文件对新国家的国家性质、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民族社会、外交政策及对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等方面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2月27日，周恩来将这些文件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编印成册，为新政协会议顺利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费孝通回忆道：“这一年的年底，我作为一名民主同盟的盟员，有幸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共商筹备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的会议。会上，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的人士以及海外归来的华侨代表，对成立新政协筹备会以及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共同战斗的历程，正所谓“风雨同舟”。虽然他们的政治路线和共产党不尽相同，但在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这一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共同经历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艰苦斗争，创造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