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户平衡调整的政策建议

第四节　经常账户平衡调整的政策建议

从第一节中国经常账户变动特点来看，货物贸易出现了连年的大额顺差，服务贸易则是连续的逆差，收益与转移项目开始在经常账户顺差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中国经常账户的大量顺差是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关于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成为近几年讨论的热点，对于这个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再平衡，或者说为什么需要减少顺差。这里列举几个理由：第一，一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例如，加剧贸易摩擦带来政治外交上的压力；过大的顺差会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局面，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等（参见樊纲等，2010）。其次，一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可能是由一些经济扭曲造成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顺差（或逆差）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这种由经济扭曲带来的失衡同样会给国内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于失衡的调节不但可以解决外部的问题，还可以纠正内部的扭曲。最后，全球经济是一个整体，一国的失衡也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失衡，一国顺差即意味着有国家出现逆差。因此，一国的外部失衡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外部性，出于全球经济的角度，各国应该减少失衡（参见Blanchard和Milesi-Ferretti，2011）。

要提出针对中国的调节方案，我们还需要知道，中国的失衡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其中有无不合理的成分。通过之前的讨论，我们知道，在全球产业内分工背景下，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可以与其他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相结合，货物贸易顺差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合乎经济规律的，是自身禀赋与全球分工的一种客观反映。但是，中国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造成了经济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经常账户的顺差。要素市场的扭曲、金融体系存在的压抑，都从不同途径影响了贸易顺差，而这也是造成我国国内净储蓄高涨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国内净储蓄是和经常账户顺差相对应的。所以，可以反过来说，中国外部经济的失衡也是这些国内经济扭曲和失衡的一种反映。这种国内外的经济失衡是相互关联的，樊纲等（2010）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的净储蓄是外贸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因此，调节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措施，应该也可以达到改善国内经济失衡的目的。

应该看到，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形成与持续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经济扭曲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有可能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并不需要过多地进行干预。对经济失衡的调节，应该着重于经济扭曲的部分。而关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调节措施，可以从很多方面、在多个层次上提出，这里仅就前文探讨的相关结论提出一些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改善金融发展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这里着重于几个要点：（1）培育地方性中小银行，构建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我国金融压抑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资金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型国有银行中，这种结构特点虽然带来了规模经济，但也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在中小企业中的匮乏。大型银行发挥自身规模优势无可厚非，而打破农村地区及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约束，大量中小银行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必要条件。（2）完善金融市场发展，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转换效率。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传统商业银行充当着主要的资金融通中介的角色，股票、债券以及保险等市场发展缓慢，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资金转化作用，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缓慢也导致了居民缺乏良好的储蓄替代产品。（3）放松对民间资本的进入限制，构建多主体的金融体系。企业间面临的不同金融压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金融体系的高度国有化导致的。由于需求的存在，民间金融在我国与正规金融长期并存。对其作出引导，发挥其金融中介作用能够满足相当一部分的资金需求，同时也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换效率。总之，市场是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的客体及其需求也是多样化的，金融市场及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主体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才能提高资金的转换效率，降低国民净储蓄，从而减小外部顺差。

其次，放松对资源、要素市场的管制，建立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矿产资源、土地、劳动力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其价格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大量管制，包括市场的分割、流动的限制、人为的价格控制等等。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使用要素的成本没有反映出其稀缺程度，干扰了市场的配置效力。对此，除了引导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走向市场化，还应该配合其他的政策变动，例如户籍制度的改变，环境保护法律的严格实行等。

再次，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虽然人民币汇率在中国的货物贸易失衡中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不能否定其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手段作用，不仅有助于我国实现外部经济调整，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内部结构调整，减轻宏观调控压力。

最后，推动城市化进程，改善产业结构。我国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服务业—制造业的失衡、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失衡。服务业本身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对环境、资源的压力较小，更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是与我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资源扭曲相关的，但也和城市化水平偏低相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提高服务业比重是解决我国内外经济失调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这些建议中，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处于核心地位，资金的价格本身也是要素价格的一部分；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需要金融发展提供条件，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市场的发育完善有助于市场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汇率也是一种要素的价格，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需要金融市场及机构的配套改革；城市化进程以及服务业的发展，都有赖于金融的扶持，需要金融行业及机构在现有的基础上打破行业偏向，提高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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