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区域行政的目标分析介绍

五、次区域行政的目标

1．政治目标

次区域行政活动的首要目标往往是政治、安全目标。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政治目标也占据重要地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功能理论认为，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已很难说是其限制在国家内部，它往往涉及跨边界的问题，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边界内单独实现。国家间首先是以经济作为初始的非争议领域（Non-Controversial Area），通过一种自然的外溢过程（Spillover Process）——原有合作中产生的利益引起对进一步合作的需求，逐渐达到政治联合的目标。在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看来，世界问题多层影响的观念就像将石子扔向池塘，产生一系列的合作圈，将有限的经济合作领域拓展到更广阔的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他还认为，一旦在经济领域培养了统一的习惯，在需要的时候自然可以扩展到政治领域甚至军事领域。比如图们江地区的次区域合作得到了在美国支持下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重视，并在1991年匆匆忙忙地抛出其宏达的开发图们江地区的计划，其目的之一就是抓住冷战结束的机会来推动被称为“冷战化石”的东北亚局势的缓和、促进朝鲜的对外开放。中国方面认为，中国恢复成为日本海的沿岸国地位，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安全意义。韩国则坚定地认为，通过图们江地区的经济交往，可以推动朝鲜半岛的政治环境改善，从而能够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原联邦德国）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与法国间的巴登-阿尔萨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在有限地理空间范围的合作效应能够外溢到更大地理空间的包括政治、社会领域的合作，以此得到欧洲各国，尤其是与其有着较深隔阂的法国的承认与认同，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中。即使就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而言，其政治上的考虑也是显然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中央政府决定设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给予广东省很大的自主权和政策优惠，考虑之一就是通过鼓励广东省（以珠江三角洲为主）同香港、澳门的经济交往，来消除港、澳与内地的隔阂、鼓励港、澳对内地的信心，促进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怀抱。

2．经济目标

不同于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往往以政治、安全目标为主导，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经济目标也居主要地位。由于需要通过次区域经济合作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目标也就存在差异。

（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目标。

第一，促进工业化，保护民族工业。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存在资金、技术的不足大多采用了引进工业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作为工业化的起点。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大规模的引进，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冲击，使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民族工业有可能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控制。如果不引进则有可能失去工业化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将资金引进限制在较小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次区域”地区，就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第二，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动机。“增长极”不仅是在一定的产业部门，也可以以一定的地理空间向外扩散。发展中国家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希望通过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带动本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发动机”。在新-柔-廖的合作中，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试图在廖内群岛和柔佛州引进新加坡的资金、技术，带动以上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向国内扩散，实现更大空间的经济增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试图通过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澳门的次区域合作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

第三，消除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边境地区处于国家的地理边缘区，而且往往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落后，加之地理位置偏远，接受中心区的经济扩散难度较大。因此，这些国家可以通过跨边界的次区域，尤其是与周边发达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可以消除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缓解民族矛盾。中国的云南省和延边地区均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无疑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为以上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会。

第四，在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上有所差异的区域之间，期望通过发展互补性国际经济联系来改善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挥资源互补性以取得经济合作效益，通过跨国产业和技术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发挥资源互补性以取得经济合作效益、实现经济互补性发展被普遍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激发动力。

（2）发达国家的经济目标。

第一，获得更加廉价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资源占有量的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需要跨边界寻求更廉价的生产要素，其中劳动力资源往往是这些国家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目标。在美-墨、新-柔-廖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发达一方的美国和新加坡寻求廉价劳动力资源均是主要目标。

第二，拓展邻国市场。如果说发达国家在次区域经济合作初期是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话，随着合作程度的加深和层次的提高，拓展邻国市场则成为重要的目的。由于国内产品市场趋于饱和和竞争的压力，拓展海外市场往往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这其中，邻国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在加拿大经济地理学家海特尔（Hayter）的企业区位进入理论中，邻国往往是跨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起点。正如边境区位的讨论中所言，在企业邻国市场扩张中，边境地区往往起到“桥头堡”的作用。

第三，拓展生产空间，实现国内产业升级。发达国家为实现国内产业升级，集中于产品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势必要为价值链中更低层次的生产寻找新的生产空间，由于存在着企业空间联系成本，边境区往往是最佳的选择置之一。在新-柔-廖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新加坡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就试图通过在邻近地区寻找新的生产空间，无疑，与邻近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第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并实现规模经济是发达国家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与发达国家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来说，它们的产业结构相近，通过次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差异化生产，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实现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力。这在阿尔萨斯-巴塞尔-巴登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