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时间：2022-09-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

钟瑞添^[2]　张艺兵^[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保证。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和根本的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也不是异域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创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二者合则两利，离则两伤。^[6]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当的内在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成功“移植”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缘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些内在的契合性。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相同性，“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普遍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其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有利于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衔接、有利于向现代性转换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7]特别是在文化心理和哲学形态方面的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认知平台和心理基础。

1.“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理想”共鸣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从总体上说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和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憧憬的美好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理想萌芽于孔孟思想，作为美好的社会憧憬随着儒家经典世代相传。

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形式上又有相似的地方。大同理想所描写的社会财产公有，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互助互爱，社会和谐等，都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形式上的相似性。以至近代一些思想家直接把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如梁启超就认为，社会主义精神“不是外来的，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神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8]孙中山则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种种相似性，为中国人认同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心理条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把它看做是民族救亡图存、实现远大抱负的理论武器；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承认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必倒，共产主义必胜”。^[10]因此，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与当时艰苦探索救国之路的国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认为实现了共产主义就是人类走向了“大同”。

2.“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强调以“集体”为本位

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既有区别、又有类同，都强调以“集体”为本位。

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伦理价值观，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不否认个人利益，主张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通过集体来满足个人利益。

在中国儒家文化中，提倡“克己复礼”，即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去服从、遵守社会的礼仪制度。中国古代的“礼”，不论是国“礼”还是家“规”，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整体的国家利益。在家族中，个人要绝对服从家族利益；在社会中，个人或家族要绝对服从国家的利益。可见，“克己复礼”的实质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个人利益来维护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在形式上，“礼”又是以家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呈现的，因此，相沿成习，也就形成了个人应该服从整体利益的价值定势。这种个人服从家族、家族服从国家的行为习惯，以及以国家天下利益为重的美德，都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基础。

3.中国传统的“民本”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相近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数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中国自殷周时起就有重民爱民思想，《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11]；《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2]。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而孟子更是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质就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诞生，便被广大的劳苦大众视为自己的“圣经”。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的根本和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上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适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

4.“朴素的辩证思维”与“唯物辩证法”相通

唯物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为中国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了良好的思维习惯。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特征，要求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倡导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在中医理论中，把人看作一整体，看病论医，是从人体总体上的气、形、神的统一，阴阳的协调关系去辩证论治；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不注重细节的写真，而重在写意传神，讲求从总体布局中传达出一种意境和神韵。

矛盾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用阴阳两种符号的不同组合，来预测社会治乱、人生祸福，已经具有“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成书于战国时期，解释阐发《易经》的《易传》明确提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哲学命题，试图用阴阳的对立统一来说明天地万物的成毁变更；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阐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并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道”运动的源泉；宋明时期的思想家则进一步提出“一物两体”，“无事不相反相成”的观点，朱熹用“一分为二”来表述事物内部普遍存在着对立双方、存在对立统一；明清时期的王夫之进一步把“分一为二”和“合二而一”统一起来表述矛盾的观点。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突出和深厚的朴素辩证思维传统，整体思维、矛盾思维已经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起点和终点的趋同，使得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这片传统文化丰厚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这许多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外来文化，只有经过消化、吸收、改造、创新，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转换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巧妙地把中国人民传统的对美好社会理想追求与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凝结成共同的意志，转化为一致的行动，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马克思主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壳在中国传播开来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借谈世界大战究竟是谁的“胜利”的话题，明确指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与其同期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次）文章和演说，用明了通俗的语言，大力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民众所知晓并逐渐掌握。

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时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文章，就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例如，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从1919至1920年，陈独秀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重点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0年9月，他发表的长文《谈政治》，则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尤为可贵的是，他还组织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于1920年陆续出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他就是读了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以后，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6]。可见，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了高潮。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艾思奇。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1月间，艾思奇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有现实针对性的哲学论文24篇，并于1936年1月以《哲学讲话》为名结集出版。1936年6月印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它以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从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它是中国人第一次以通俗化、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阐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欢迎。新中国成立前，《大众哲学》就已印行了32版，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作用。正如著名作家刘白羽所说：“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通俗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17]

2.毛泽东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毛泽东不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18]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19]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20]。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以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中国历史上的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成语、典故、民间谚语、寓言故事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观点，使人感到生动形象、亲切易懂。

用“农村包围城市”来指明中国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用“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来阐述思想方法。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从这一原则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而这一思想方法的实质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就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可贵思想原则。1930年，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特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从本本出发的结果必然导致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后果是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所以要反对本本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了科学的阐述，而且再次指出主观主义实质上是反马列主义的。既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怎样才能彻底根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呢?毛泽东认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说明工作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影响深广的一句名言，它说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我们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调查研究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本功；我们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调查研究就是真知灼见形成、发展和飞跃的基本途径；我们讲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调查研究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二法门。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运用，其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正确对待群众，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另一方面是正确领导群众，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也是党的工作路线和基本方法。

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阐明党与革命武装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当时，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探索新的出路。会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后来总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指出了开展军事斗争、党必须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

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革命前景。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1929年底，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随后，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的悲观思想。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21]。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用“进城赶考”、“两个务必”来强调革命胜利后的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2]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曾说这是“进京赶考”，并表示希望考个好成绩。6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无不为世纪伟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所折服。尤其是他那艰苦奋斗的精神，拒腐防变的思想，“进京赶考”的形象比喻和“绝不当李自成”的铿锵誓言，直至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吸纳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结果。

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改革家，也是伟大的理论家，他切身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将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生动形象的比喻。如“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等，群众口耳相传、家喻户晓，取得了良好的大众化效果。而他的小康社会思想，是对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和创新。小康一词，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以后，小康社会和小康生活，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逐步走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用语当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小康”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用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作为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激发了亿万人民的极大热情。这是党的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发展和升华，反映了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清晰。

在新世纪新阶段，江泽民超越传统的“民本”思想而创造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哲学,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变化”思想、“民本”思想和“自强不息”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也巧妙地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的理念，赋予了其时代的新内容，重新设定了全国人民新的奋斗目标——和谐社会建设。所谓“和谐”，就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所谓“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结构均衡、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相互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4]

三、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转化为“大众话语”。只有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贴近人民的思想和语言，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1.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

通俗化是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大众化面对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让工厂、农村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都能知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呢?如何让人数众多的专业户、操作工、推销员、店铺主、“办公室一族”，以及社区里的老人、小孩都能弄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ABC呢?理论专著博大精深，往往让人对其敬而远之，这就要求我们在宣传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努力实现其通俗化，只有通俗易懂才易于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以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和要求，避免教科书式、死板生硬的灌输，避免专业性太强的术语和冗长拖沓的文风。各级宣传干部、理论工作者在写文章、作报告、讲话时要让普通群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毛泽东在写文章作报告的时候就善于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大量使用中国的格言、谚语、典故，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幽默犀利的风格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人读起来倍感亲切，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

2.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民族化是大众化最好的载体。理论是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而文化最具有民族特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的过程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语境中，无疑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大众是实践着的大众，也是有着深厚民族文化背景的大众。具有大众情结的思想理论，毫无疑问也具有割扯不断的民族情结。民族化就是要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能够从现代化的欧洲深入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尚未完全近代化的中国，深入到中国偏僻贫穷落后的山沟沟里，并生根、开花、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改造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对它们的宣传普及，必须体现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必须认真发掘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成语、语录、词汇、历史典故和文学故事等，认真总结大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警句、格言、谚语等，将它们加以引用和发挥，来表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或论断。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既要重视与精英文化传统的结合，又要重视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不只是漂浮在学理层次、思辨层次上，而深植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普通群众的生活世界中，并由此来掌握中国广大民众。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山沟里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从农村出发夺取革命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特殊贡献。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展、乃至命运，比马克思主义与精英文化的结合更加重要。所以，如何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急需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

3.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

生活化是实现大众化的基本方式。理论能不能说服人，主要看其是否具有真理的力量，但也与理论宣传的方式方法有很大关系，“儒家思想能够在宋明时期得以普及的主要原因，就是将教化的思想内容植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以至于‘化民成俗，从而取得了大众化的实际效果。”^[26]大众与生活世界是相通的，大众化即生活化，回归生活世界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大众化。儒学原来就是民间文化，后来被官方化了，它的根基实际在民间。与生活最贴近的儒家思想首先是日用之学，“原始儒家在制定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并不是将‘仁’理念作为束之高阁的某种摆设，而是通过日常人伦生活的介入，使其植入民众个体日常心理和精神世界。”^[27]“特别是在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教化’政策的推动下，通过从科举考试国家颁布之经义，到民间载道之艺文、启蒙之读物的多种渠道，儒学浸润了越士、农、工、商的各个社会群体，从而也渗透到作为一种文化结构的诸如制度、器物、风俗等各个层面上，并且在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上塑造了它们的形态。”^[2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儒学既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生活。

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院化、学术化倾向比较明显，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仍带有明显的口号痕迹，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老百姓心目中造成官僚化、庸俗化和粗糙化的理论假象。虽然，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进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场面十分宏大，但是群众反应冷淡，效果不佳。这是因为，从传媒的受众理论看来，人作为媒体的受众，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和决定的，媒体只有提供那些符合受众实际需要的信息才会被人接受。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千方百计的努力，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载体，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的语言，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身边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29]

【注释】

[1]本文为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2011年专项基金项目成果之一。

[2]钟瑞添，男，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张艺兵，男，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研究员、在读博士生。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3版。

[6]李朝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6）。

[7]宁阳：《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J]，《甘肃理论学刊》，2009（4）。

[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3)，北京：中华书局，1989，32。

[9]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02。

[10]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07。

[11]周秉钧注译：《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