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理论超越：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但怎样发展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之后，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究竟有何性质，社会主义究竟还分不分阶段，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发展，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认识并非一帆风顺。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未来社会将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过渡时期；二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亦即社会主义阶段；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共产主义阶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详尽，但却为后人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那就是：未来社会的发展也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根据时代发展和客观情况的变化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

列宁针对俄国和前苏联的实际，提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其中，把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称之为最初阶段，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由于列宁只经历了俄国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因而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论述。^[2]

毛泽东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建立起来的实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过程论思想。1956年下半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至少可以划分为从“建立”到“建成”到“更加强大”两个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从建立到建成、从建成到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建设强大的工业和农业基础为重要目标的。毛泽东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必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沿着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饱尝了经济建设盲目冒进和生产关系变革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苦果之后，党和毛泽东重新思考和审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系统研读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

尽管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有过错误的认识和实践，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具体的发展方式上，毛泽东同志却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可以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奠定了根基。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各方面工作；党的八大则明确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后来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强调了要协调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关系，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些重要的论述及其所包含的深刻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初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在思想、理论、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以科学求实的态度重新审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党的十三大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艰辛的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我们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分阶段、有步骤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坚定而扎实地推向前进。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引下，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构想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要建设小康社会，关键之处在于发展。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阐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确，“发展才是硬道路”堪称邓小平最为精彩的理论阐述，但更应该看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实际上已经包括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观。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

而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审时度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张创新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使我们党的发展观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由上可见，毛泽东更多的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强调发展问题，邓小平更多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角度强调发展问题，江泽民则更多的是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强调发展问题。三代领导人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发展观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作为新一届党的领导核心，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首要理论价值，在于它以新的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凝练概括了我们党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发展认识的一切重要成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坐标。从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再到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发展脉络来看，科学发展观既有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又有体现时代要求的创新，既强调了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又强调了发展的科学性，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又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20多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对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创新，是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扩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