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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泰国与中国的关系

时间:2022-06-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暹罗作为一个属国,愿与中国继续维持朝贡式外交关系。但由于新中国和泰国分属两国敌对的阵营,导致无法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泰国具有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诚意,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对泰国共产党的援助。中国与各国建交的原则和唯一条件是,该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且需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伊始,拉玛一世就给中国清朝政府送来一份国书,原件现存北京故宫清史档案馆,上面说到其父郑昭因病身亡,其子郑华(即拉玛一世)继位,当遵循郑昭遗愿,“慎重无改旧制,当以社稷为念,天朝是尊”。暹罗作为一个属国,愿与中国继续维持朝贡式外交关系。

拉玛一世为什么自认是郑昭(郑信)之子郑华?可能是因为他曾娶郑昭之女为妃,从名分上说可以称郑昭为父。但究其更深层的意思,他作为郑昭的部下和亲信,当然知道吞武里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清朝政府因为郑昭不是阿瑜陀耶王族后裔,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直不肯承认郑昭的合法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拉玛一世便自称是郑昭的儿子,子承父业,能够顺利地得到清廷的外交承认。

曼谷王朝建立伊始,为什么急于恢复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这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藩属”,只是在名义上让清政府产生一些自高自大的满足感,实际上则是一种朝贡贸易。暹罗通过进贡一些方物土产,从中国获得“赏赐”。由于中国自视为天朝,无所不有,采取“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方针,进贡成了不等价的商品交换,送来少许方物,却获得了大量赏赐。本来规定三年一贡,结果变成每年一贡:第一年派探贡船来,第二年贡使率船队来,第三年来船接贡使。“虽云修贡,实则慕利。”

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不仅可以从经济上获利,在政治方面也可得到好处。缅甸是暹罗的世敌,泰缅之间曾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此时,中国也与缅甸进行着“乾隆征缅”的战争。依靠强大的中国,可以制衡缅甸,这是曼谷王朝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1784年,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的贡使正式抵达北京,受到清廷的接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封郑华为暹罗国王”,给他颁发了“暹罗国王之印”和朝服。此后的拉玛二世、拉玛三世和拉玛四世都各自有一个中文名。拉玛二世叫郑佛,嘉庆十五年(1810年)“封郑佛为暹罗王”。拉玛三世叫郑福,道光五年(1825年)“封世子郑福为暹罗国王”。拉玛四世叫郑明,如今曼谷王朝还保存着一张拉玛四世身穿中国朝服的照片。

如果说朝贡贸易是中暹两国政府垄断的官营贸易的话,那么康熙年间开始的中暹大米贸易则开启了民间私人贸易的先河。民间私人贸易以从暹罗贩运大米为契机,扩展到两国商品互通有无。中国从暹罗进口大米、香料、锡矿砂和方物土产,暹罗从中国买回瓷器、丝绸、茶叶和铁器。在朝贡式的官营贸易向民间私营贸易的转换过程中,广东十三行揭开了历史辉煌的一页。十三行作为清朝政府官方的代表,垄断了与外国商人的贸易,除了十三行外,外商不得与其他中国商人直接贸易。外国商船来到广东后,必须从十三行中申请一家牙行作保,由其代理船货税银的申报。如果有什么请求和陈述,皆由这家牙行向清政府转述。十三行因此获利甚巨,“银钱堆满十三行”。

由十三行充当清政府与外国船商之间的掮客或代办的通商制度,是中国独创的一种特殊制度,与当时西方人提出的自由通商的原则相悖,这也是引起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自此一战,中国一蹶不振。1853年,暹罗贡使经香港回国时,港英总督鲍林挑拨离间说,暹罗已跻身英、美、法等大国之列,不应再向中国朝贡。1855年,暹罗与英国签订了《鲍林条约》,接着西方列强蜂拥而至,相继与暹罗签订通商条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已不再是暹罗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加之,暹罗经过拉玛五世的改革,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不想继续维持昔日与中国的朝贡关系,遂以咸丰三年(1853年)暹罗贡使行抵河南商丘县遭强盗抢劫为口实,停止与中国的朝贡关系。

从暹罗停止进贡到1911年清朝覆灭,中泰之间都没有建立起近代的外交关系。暹罗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始终没有派外交官到中国来;而中国也没有到暹罗设立领事馆,尽管国内知识界和旅泰华侨呼声甚高,最终还是以民办的中华总商会和各种社团肩负起护侨的责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但由于南北对立,军阀混战,贻误了中泰建交的最佳时期。后来,中方虽然作出种种努力,但泰方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泰国銮披汶·颂堪政府投靠日本,成为日本的帮凶,以中国为敌。日本战败以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美、英、法等盟国一道,并没有把泰国视为战败国,并于1946年1月与泰国订约,建立外交关系。李铁铮担任民国政府首任驻泰大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新中国和泰国分属两国敌对的阵营,导致无法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2年,此时中泰之间开始了“乒乓外交”。

1972年9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向亚洲乒乓球协会建议,邀请泰国乒乓球队到北京参赛。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良好契机。泰国方面派巴实·干乍那越(许敦茂)先生担任乒乓球队的顾问,来到中国。巴实先生通过与中国高层领导的会晤,阐述了泰国的立场和观点。泰国具有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诚意,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对泰国共产党的援助。中国领导人表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该国的内政,革命不是可以随意进口或输出的商品。中国与各国建交的原则和唯一条件是,该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且需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华侨政策,中国政府不赞成华侨持有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应保持居留国的国籍,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中国方面体谅到泰国对立即建交一事所面临的困难,同意先从经济、贸易、体育和文化等方面建立一些联系。

作者采访巴实先生

1972年10月,巴实先生又以泰国商业部部长的身份,率泰国商业贸易代表团参加中国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并带来他侬总理的口信:“泰国人民并不敌视中国,希望借此增进了解。”

1973年6月,中国乒乓球队应邀到泰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泰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受到泰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接待。泰国副总理巴博、总参谋长他威、外交部副部长差猜、警察总监助理春蓬等先后接见和宴请中国乒乓球队。巴博副总理说:中国乒乓球队访泰“架起了泰中两国人民了解的桥梁”。

紧接着泰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动,1973年10月,他侬—巴博统治集团下台,结束了长达14年的军人统治,由法政大学校长讪耶·探玛塞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在这段时间里,中泰两国的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多次互访。在世界油价飙升的情况下,中国主动提出向泰国出口石油和购买泰国烟叶的建议。1973年12月,外交部副部长差猜率政府代表团首次访华,达成中国以“友谊”价格向泰国出售5万吨柴油的协议。泰国政府宣布,从1974年1月起,准许中国所有的货物直接销往泰国。

1975年1月,泰国举行大选,社尼·巴莫被选为新的政府总理。3个月后,又被其胞弟克立·巴莫所取代。克立·巴莫总理宣布,他的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同所有对泰国友好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75年6月30日,克立·巴莫应邀访问中国。7月1日,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泰两国从1975年7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自从中泰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39年里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2年,中泰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10月11—13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应泰国总理英拉邀请访问泰国,在曼谷发表了《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双方决定声明如下:

双方对当前两国关系和各个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双方决定进一步发展中泰关系。政治方面,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以2012年4月19日发表的《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指导,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好《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2—2016)》和《关于可持续发展合作备忘录》,推进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在经贸、投资和金融方面,通过中泰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联委会等机制,推动双边贸易便利化,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希望2015年实现双边贸易额1 000亿美元的目标。加强投资信息交流,改善双边投资环境。密切在橡胶产业、生物塑料业和绿色产业方面的投资合作。在相关机制框架内加强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农业企业投资和粮农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提升两国农业水平。深化金融和银行合作,共同探讨提供更便利的人民币清算服务。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加强两军交流互访,深入开展两国国防部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扩大双方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合作。深化安全和执法合作,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贩毒、贩卖人口、非法移民、电信诈骗洗钱、网络犯罪和双方关注的其他犯罪活动,深入推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连接经过老挝和缅甸的铁路网络以及连通公路、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便利本地区货物和人员往来。中方有意参加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泰国以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在文教和旅游方面,落实两国文化部之间的文化合作执行计划,落实教育合作协议和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鼓励更多游客赴对方国家旅游观光。在科技与创新方面,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加强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促进中泰技术转移,加强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在能源方面,加强对化石燃料、电力、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等方面的合作。在海洋领域,加强海洋和极地科学考察的合作,支持在普吉设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联合实验室,欢迎泰方派员参与中方进行的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在国际和地区合作方面,加强相互配合和支持,深化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峰会等东盟引领的地区框架下的合作。双方一致认为,南海问题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友好协商和谈判和平解决。

背包客的聚集地——曼谷考山路

总之,《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制定了美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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