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世界，乃是一个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问题普遍存在、民族因素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通过大量事实而取得的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冲击，一批又一批的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和新生，一批又一批新兴的民族主体国家相继建立，以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大第三世界的突然崛起，使人们深深感到：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民族因素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民族民主运动无疑是一支摧枯拉朽、破旧立新的革命力量。
同时，近几十年以来，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而引起的种族骚乱、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举步维艰，长期为民族问题所困扰。这又使人们深深感到：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中，民族因素确实是一种难以处理而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无疑是一种滋事生非、危害极大的破坏力量。
尤其是从1989年以后，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分裂而来的，并不是西方大国所许诺的、某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们所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和“繁荣”，而是在近45年一直处于相对平静和稳定状态的欧洲，竟触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互相仇杀，热点丛生，乃至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并由一国内部之争演变为国与国之争，从而招致大国的插手和干涉，严重威胁到整个欧洲以及世界局势的平稳与安定。像这样一些突发性的事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深思。
为了说明当代世界上“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问题普遍存在、民族因素具有广泛影响”这一特点，首先需要弄清世界民族的分布格局，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目前，世界上共有两三千个大小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少，民族多。其中属于单一民族成分的国家为数甚少；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疆界不相一致的情况，在五大洲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有些国家包含有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民族；而有些民族的成员则分布在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有的是跨国界居住，有的则是穿越国境游牧；有的在一国为主体民族、在他国为少数民族，而有的则全都处于少数民族地位；有的民族地域虽跨国界但相互连成一片，有的则彼此隔绝而混杂于其他民族之间。
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分布情况，都是历史上多次民族迁徙和征服，以及政治风云变幻所造成的。至于最近百余年来，由于交通日益便捷，国际交往频繁，一个民族的成员迁居到其他民族地域上的情况经常发生，从而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分日趋复杂化，以至于在当今世界上已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完全没有任何异族成分的“单一民族国家”。
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说明其民族构成比较单纯一些：主体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95%以上。如果按一个国家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可以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四类：第一类在95%以上，第二类在95%—75%之间，第三类在75%—50%之间，第四类在50%以下。总的说来，这四类国家的数目则大体相当，即各占1/4左右。当然，具体到各大洲，情况则有所不同：欧洲以第一类为主，美洲以第二类居多，非洲以第四类占优势；而在亚洲，这四类国家的数目几乎相等。
在亚洲，属于第一类的国家有朝鲜、日本、孟加拉国，以及西亚的某些阿拉伯国家。其中，尤以南北朝鲜的民族构成最为单纯，境内99.5%以上是朝鲜族人，只有极少数外来的异族成分，而无土著的少数民族。日本稍微复杂一些，大和民族虽占99%，但在北方约有2万多土著阿伊努人，此外还有数十万朝鲜人，以及数以万计的华人、菲律宾人、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等。西亚阿拉伯各国的民族成分，原来都是很单纯的。可是，近年来由于开采石油而吸引来大批外籍劳工和各业人员，遂使民族构成趋于复杂。至于第四类国家，则以印度最为典型。印度斯坦人虽已超过2亿，但在全国人口中仅占30%；境内还有十多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民族，以及数十个人口较少一些的小民族。
非洲现有50多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疆界，有44%是顺经纬线的走向，30%为几何图形，只有26%以山脉、河流为界。这是因为其中绝大多数的边界，都是在19世纪末叶由欧洲列强任意划定的，是他们进行争夺和瓜分的结果，根本没有考虑到非洲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域。而且，许多原来统一的民族被分割到不同的政治疆域之内，而在同一疆域内又包含有众多被分割的民族构成。今天，只有在埃及、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等国，民族构成比较单纯一些。其余国家的民族构成都很复杂。约有半数国家，在其境内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超过全国人口的50%；有些属于人口最多的民族，在全国人口中也只占20%—25%左右。
欧洲的情况与非洲相反，绝大多数国家的主体民族都占全国人口的50%以上，有的超过95%。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居民百分之百的全都属于同一民族。即使是在一向被认为是典型“民族国家”的英国和法国，作为主体民族的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也都只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在英国境内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等；在法国境内还有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和科西嘉人等。此外，在欧洲各国，除了类似的少数民族以外，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因而，“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1]。这里说的是19世纪中叶时的情况。至于近几十年来，由于数百万外籍工人的涌入，更是进一步增加了西欧各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境内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美洲各国都是近200多年建立的移民国家，不仅全是多民族结构，而且种族成分很复杂。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作为居民主体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具有混血成分；而作为这些混血民族形成基础的，则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欧洲移民和非洲黑奴，以及后来迁入的少数亚洲劳工；彼此经过长期交往、互通婚姻和文化融合，而在原殖民地的疆域内重新组合为新兴民族。这些作为各国居民主体的新兴民族，其族名与国名完全一致。它们在各自国内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除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和古巴以外，其余均在95%以下，而多数是在95%—75%之间。而且，所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尚未被主体民族同化和吸收的土著居民或外来移民。特别是移民集团的流动性很大：一方面不断有老的成员被同化，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新的成员补充进来；而且，还有些成员新来不久，很快又迁居到其他国家。这可以说是新大陆的一个显著特点。
大洋洲也属新大陆，但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与美洲国家相似：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主体民族均以欧洲移民后裔为基础，在全国人口中占80%以上。除尚未融入主流的外来移民以外，在澳大利亚还有26万土著澳大利亚人，在新西兰还有40多万土著毛利人。在其余国家中，绝大多数皆以当地土著为居民主体，只有斐济的情况特殊：19世纪后期以来陆续迁入的印度劳工所留下的后裔，在人数上已超过了当地的斐济人，从而在一个只有80多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中形成了民族尖锐对立的局面。至于以土著居民为主体的国家，其民族成分也不单纯：除了或多或少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欧亚移民以外，本身的部落界线和方言差别还没有完全克服。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的民族形成过程尚未完成。全国分为数百个部落，一般人数都很少，而其中最大的部落也只有20多万人，仅占全国400万人口的5%左右。同时，在这些国家里，还经常有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迁出。彼此之间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在一定程度上亦增加了各国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总之，从以上所说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是在旧大陆，还是在新大陆；也无论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的民族构成都不是同质而单一的，或多或少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异族成分，这就决定了在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如何对待这些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异族居民的问题。这既反映在政府的官方政策上，同时也体现在民间的观念和态度上。
所谓“民族问题”，无非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和矛盾问题。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发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友好亲善的一面；同时，也难免因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种种误会、隔阂和摩擦；每当因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时，通常都会萌生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特别是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一切剥削阶级除了剥削和压迫本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外，总是想千方百计地扩大剥削压迫的范围：不仅将矛头指向国内其他民族，而且还要把尽可能多的国外民族变为供他们压榨和奴役的对象。再加上各民族统治阶级为争夺自然资源、国家政权和经济利益而引起的矛盾和争斗，更使民族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呈现出一派纷繁驳杂的景象。
在当今世界上，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是很少的，只是问题有重有轻，矛盾或大或小，其表现是否突出和尖锐，政府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是否公正和得当。除此之外，民族问题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地先后爆发的40多个热点中，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就占70%以上。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今已飞速跨过20世纪末叶，开始进入21世纪。我们只要翻开今日的政治地图，同20世纪初叶的政治地图作一对比，便会感慨地发现：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初叶，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全球陆地面积的85%和世界人口的70%以上，全都处在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可以说，他们已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当时，全世界虽有6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除了欧美列强以外，而真正在政治上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却为数不多，其中“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某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于对该国的附属关系中。”[2]从宏观上来说，这就是20世纪初叶的民族关系：即世界民族在全球范围被划分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
然而，就是在帝国主义盛极一时、横行无阻的时候，列宁便已预见到：“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3]而且，他们在解放斗争中所要争取的目标，正是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即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作为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主的工具。因为自1648年以来，在国际生活中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和国际法主体的正是民族国家，国际上的民族关系主要也是体现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中。（“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政治学上的含义，则意味着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其处理内政和外部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限制和干涉。着重点是在政治权力方面。）
当前的国际形势已与20世纪初叶迥然不同。列宁的预言早已应验。跨入9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国家已经增加到了190多个，其数目相当于20世纪初叶的三倍。其中，绝大多数正是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解放而长期同帝国主义宗主国进行艰苦决战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而且，正是由于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崛起而产生的革命力量，才得以将近代以来因欧洲殖民势力进行扩张和争夺而形成的世界政治地图重新加以改划，更将西方大国多年以来苦心构筑和经营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摧垮。
当然，从20世纪初叶的60多个国家发展到今日的190多个国家，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蹴而就之获；而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前仆后继，世代坚持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明争暗斗，彼此进行较量，从而多次引起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发生嬗变的结果。所谓“战略格局”，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力量结构和配置；而“国际秩序”则是指在世界格局中各种力量相互发生关系的准则，以及试图对国际行为方式加以规范和协调的机制。
自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力量，可以说始终都是欧洲列强和西方发达民族（进入20世纪后还要加上美国和日本）；不过，具体到某一特定时期，执牛耳者却不是所有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全体，而只可能是其中的一两个或两三个。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国力经常是此消彼长，盛者转衰，弱者变强，以致力量对比达到某种临界点时便要引起国际力量结构的重新配置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巨大变化。其间，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民族斗争，既是促使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能利用格局转换的有利时机而赢得显赫战果和迅猛发展。
20世纪以来，可以说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世界格局变换。其中有两次是通过世界大战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凡尔赛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雅尔塔格局；而最近的一次则是通过“冷战”与“和平演变”来实现的，目前尚处在新旧格局的转换过程之中，正在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崩溃而向多极格局发展。总之，无论是通过“热战”还是“冷战”，是通过武力较量还是和平演变，伴随着这三次世界格局变换而兴起的，还有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即每次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之后，都有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诞生。当然，由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不同，民族独立运动所针对的目标与所具有的内容和性质也会有所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可是，事与愿违，战争的结局反而使他们的势力遭到削弱，促使工农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高潮。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第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三大帝国的废墟上，还建立起来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如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埃及等20多个国家。这次民族独立浪潮，可以看做是西欧民族运动向东方的扩展和延伸，其性质同样是反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只是在时间上比西欧推迟了一两个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只是随着苏联的参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其性质才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大战的结局：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德、意、日战败投降，英、法两国趋于衰落）；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在欧亚大陆又涌现出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空前的高潮，先后在亚非拉和大洋洲建立起了近100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其中亚洲25国，非洲49国，拉丁美洲13国，大洋洲12国）。这次浪潮不仅冲垮了某几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而且摧毁了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且，由这些新兴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巨大力量，完全改变了20世纪初叶世界民族在全球范围内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民族关系格局。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次民族独立浪潮，与前两次不同，明显地具有三大特点：其一是兴起于“冷战”之后，而没有经过世界大战的烽烟；其二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其矛头既不是针对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也不是针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殖民奴役和压迫，而是针对国内实际存在的大民族主义思潮和政策，以及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的失误；其三是源出于以加盟共和国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和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苏联一分为十五；并在原南斯拉夫和苏联境内引发一系列民族冲突和领土纠纷，乃至演变为民族仇杀和新型热战，从而使一向平静的欧洲，竟然成为世界政局动荡的中心。而且，这一浪潮的冲击波并未局限于东欧，还有向外扩展和蔓延的趋向。其实，自60年代以来便开始受到民族分离主义困扰的一些国家（如英、法、西、比等），近来更是敏锐地感受到这一冲击波的影响。本来，西方某些政治家原指望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并认定这股浪潮只是瓦解和摧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民族独立运动；谁知它并不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早已超越东欧国界，而使西方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种族摩擦、宗教纠纷、地方主义进一步激化和增强。
目前，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分裂这样一些重大事变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造成的局面有两大后果：其一是社会主义严重受挫，其二是民族主义泛滥成灾。而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当今这一次的民族主义浪潮，竟然是源于苏联这样一个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源于苏联这样一个由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的因由及演变，更加值得人们深思!
从欧洲的形势来看，当前的局面当然是因两极格局崩溃所造成的。应该说，战后形成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苏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并成为战后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力量。可是，经过46年以后，对于两极格局的彻底崩溃，又是苏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是由于苏联这一极的自行坍塌，由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死灰复燃和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蜕变，腐蚀了苏联的立国根基。
（一）苏联的衰败始于争夺世界霸权
任何世界格局，都只是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是国际间各种力量经过不断消长变化与重新分化组合而达到某种均势的结果；一旦均势被打破，就会引起格局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稳定的。美苏两国的实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力量中心。但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这种状况便开始发生变化。美苏开始出现衰退，尤以苏联为甚。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全靠军事力量支撑，每年的军费开支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40%（美国为5%—6%），给国内经济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其人均消费水平在1917年占世界第7位，到1990年竟下降到第77位）。因而，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领导层便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再同美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霸权争夺了。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迫于形势，便决心放弃同美国对抗。他提出了所谓的“新思维”，对外实行战略收缩，对内推行体制改革。如果从此能够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和经济发展规律，认真发动群众，搞好民族团结，对于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总还是可以逐渐得到克服的。然而，由于他的认识走偏和决策失误，盲目信从某些西方理论（如“休克疗法”等），在六年多时间里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但不能挽回颓势，而且是越改越乱，从而使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民族矛盾一年比一年严重。至“8·19事变”以后，甚至连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社会主义急速滑向资本主义；从跟美国对抗转而投入西方怀抱，乞求西方援助。终于将74年前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令人痛心地毁于一旦，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
（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阴魂不散
当然，导致苏联衰落和崩溃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内政的和外交的、体制的和路线的、理论的和政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此外，在苏联历届领导层中，似乎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幽灵在作祟，从而导致苏联逐步从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苏联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列宁在世时就曾再三告诫：“沙皇制度卑鄙地腐化大俄罗斯民族，使他们习惯于把其他各民族都看成是下等民族，‘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流毒是不能一下子就消灭掉的”；“在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直到临终前，列宁还向全党表明了“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一死战”的决心。[4]列宁去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继续坚持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注意防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出现，并在实现民族平等，改善民族关系，培养民族干部，提高少数民族政治地位，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但是，斯大林在具体处理民族问题时，仍然难以完全克服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30年代中期搞肃反扩大化，错误地清洗了许多无辜的民族干部；卫国战争期间，又将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北高加索的车臣人等8个少数民族全部当做叛变投敌的嫌疑犯，而强行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不仅是侵犯了当事者的民族权益，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并影响其他民族对于苏联当局的信任。
不过，总的说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民族问题还不太突出。因为自十月革命后，各族人民普遍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苏共作为执政党赢得崇高权威，具有强大凝聚力，能够将国内100多个大小民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故而能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打败希特勒的疯狂进攻，并在胜利追击中解放了半个欧洲，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形成高潮。因此，苏联在国际社会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同时也提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威望，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三）三位一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及严重后果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苏联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萌生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雄心”，而使处于阴燃状态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开始冒出缕缕青烟。其具体表现是：在世界范围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东欧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殖民主义，在国内则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极权主义。
实行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确实也曾使苏联显赫于一时，威盖群雄，俨然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可是，好景不长，为了扩军备战、维系东欧以及同美国争夺第三世界，苏联花费了巨额资金（估计相当于一两万亿美元），终于使国家财力耗尽，经济崩溃，从而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在整个东欧激起连锁反应。
苏联在国际社会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公然出兵阿富汗，支持一国入侵他国，并在多处与美国进行代理人战争。所有这些都是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它不仅败坏了自己的形象，而且也玷污了科学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和威望。
苏联在东欧完全袭用资本主义宗主国对待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套做法，强制推行自己那套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并根据自身扩军备战的需要来决定经互会内部的经济分工和工业布局；在政治上则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多次越俎代庖，决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选；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把它们看做是苏联的“编外加盟共和国”。这不仅伤害了东欧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也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健康发展。苏联这些做法在东欧人民中所引起的普遍不满，则被一些人用来煽动起炽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由50—60年代的“反苏”发展到70年代以后的“反共”，为西方进行“和平演变”提供了社会基础。
至于在苏联国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死灰复燃。这可能是从斯大林时代便已开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斯大林便开始大力宣扬俄罗斯民族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和作用，提高俄罗斯民族的地位。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首先便是举杯祝愿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他们有明确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5]从此以后，关于“俄罗斯民族优越论”的言论便充斥于报刊书籍和领导人讲话之中。在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为沙俄侵略扩张作辩护的著述，把沙俄帝国对非俄罗斯领土的征服和吞并说成是“自愿归并”，是当地居民向沙皇提出申请“要求接纳他们加入俄国国籍”；把镇压非俄罗斯人民反抗起义的沙俄将领说成是俄罗斯人的“民族英雄”，而把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英雄则说成是“反动头目”；甚至对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重新加以改写，其主要精神就是要把俄罗斯民族（包括沙皇）说成是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解放者”和“大救星”。此外，苏联当局还从行政上采取种种措施，以对非俄罗斯人进行控制，如果非俄罗斯人对当局有所不满，或主张维护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崇尚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歌颂本民族的天才和英雄，就会被当做是“民族主义局限性”的表现而遭到压制或镇压。所有这些做法也全都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伤害了非俄罗斯人的正当权益和民族感情。而非俄罗斯人因受压抑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又往往被某些极端分子所利用，而以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来对抗当局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近年来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则为分裂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总之，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从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角度来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正是被这三位一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拖垮的，被拖向社会帝国主义绝境，急速滑入自我毁灭的深渊。苏联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之所以同美国争夺霸权，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他们之所以控制东欧，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他们之所以赞扬俄罗斯民族，压制其他“民族主义局限性”的表现，则是为了保证能在俄罗斯人的率领下“建设美好的幸福生活”。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恩格斯的提醒和警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6]现在，对照苏联的情况，恩格斯的这一警告真是不幸而言中，值得一切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深思和牢记。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在这次剧变中大多失去了政权或改变了性质，其影响大大下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和严峻考验，在一段时间里将会进一步处于低潮。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来看，这种曲折反复是难以避免的，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绝不说明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看做是某种特定社会主义模式实验的失败，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崩溃，因为至今还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另外，从历史的辩证法来说，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受挫，定会促使各国共产党人从正反两个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探索如何更好地根据时代潮流和本国国情具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失败为成功之母，社会主义定将重新走向高潮，并在世界范围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这是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本身难以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使然。由这一矛盾所造成的破坏性极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予以克服。
当20世纪进入90年代之后，世界开始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来说，旧的平衡已被打破，新的平衡尚待建立。这给世界各国既提出了严重挑战，又提供了大好机遇。自此，许多国家和各种势力开始充分利用这一转换时机，重新分化组合，积极参与活动，以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取更多的利益，并力争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有利的优势地位，彼此进行较量，相互展开角逐，从而使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今后在一个可见的时期内，国际形势还将更加动荡、混乱和多变。不过，总的说来，在种种错综复杂的众多矛盾当中，仍有三种矛盾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即表现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西西矛盾”，表现为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矛盾”，以及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东西矛盾”。而且，在所有这三大矛盾和其他矛盾之中，都有某种特定的民族因素贯穿于其间以及矛盾过程的始终。
当今，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造成的国际力量失衡，首先是在一向平静和相对稳定的欧洲大陆引起了国际局势的动荡和紧张。其突出的表现，便是民族主义泛滥成灾。这一浪潮不仅已席卷东欧，而且还一度向西欧、北美和世界各地蔓延和扩展。如果说在世界各地早已普遍存在着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的话，那么，两极格局的解体则是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和危机感，从而使以往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地区性军事强国的侵略扩张欲望，以及民族矛盾、宗教摩擦和领土纷争，犹如决堤的洪水和复活的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其来势之迅猛，的确使人感到惊愕和迷惘。无怪乎西方舆论将今日在欧洲涌现的民族主义称之为“老魔鬼”或“七头蛇”。这反映出他们对之深感惶惑和疑惧的心态。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在《1992年的思考》的评论文章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富有弹性，甚至空洞无物的意识形态。因此它能为极其矛盾的客观目标服务：它既可以用于肢解国家，又可以用于建立国家；既可以用于建立一种普救学说，又可以用于激发地方主义……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空壳。”
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道出了一个真理：民族主义绝非具有某种确定内涵的单一概念。由于人们通常都将表现于不同方面而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民族斗争统统称之为“民族主义”，从而使这一概念具有了多种含义。
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大规模的利己主义”，是极端有害的东西。[7]但是，具体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则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列宁曾经指出：“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8]而且，对于某一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只能根据它是否有利于民族生存，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来做出评价。
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反抗斗争；第二个层次是跨国性的民族关系问题，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等等，以及某些国家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第三个层次则是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如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土著民族和外来移民之间，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以及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来看，这三个层次的民族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会相互渗透，彼此交错而纠缠在一起，呈现出一派极其复杂的民族关系，不久前的“波黑问题”和“科索沃问题”便是典型的实例。当然，具体到某个地区，其表现形式又会有所不同而各具特色。
当今民族主义泛滥之源，就是出自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大家知道，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极为深重。虽经两次世界大战，已完全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一战后从十月革命中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涌现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欧。但是，历史上由于征服反征服、压迫反压迫而在民族关系上所造成的隔阂与宿怨，不可能轻易消释、全然化解。在这些国家里，民族矛盾仍然是一个消极因素，一旦偏离社会主义路线和原则，民族主义情绪便会滋长蔓延。
尤其是当苏联逐渐由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际，亦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死灰复燃之时，而因此触发起与之相对抗的民族分立主义愈演愈烈，遂在不长的时间里形成高潮，席卷东欧。
在这股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下，这一地区，三个以加盟共和国作为国家基本结构形式的联邦制国家首当其冲，纷纷解体：前苏联一分为十五，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前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然而，这股浪潮的冲击波并未就此消散、停息。各个独立以后的共和国，均不能摆脱多民族结构而实现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其中许多国家，仍为国内民族问题所困扰，或因与邻国的民族关系而发生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有一些民族的领导人，在独立以前，大反别人的大民族沙文主义；独立以后，自己却又如法炮制地搞起了大民族沙文主义，歧视和排斥国内的少数民族，非但不许他们闹分立，而且连他们要求平等和自治的愿望也不予考虑；甲国要求乙国尊重和照顾本国分布在乙国的同族人，而自己却不尊重不照顾乙国分布在甲国的同族人。各人都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不是将心比心，互谅互让。长此以往，大家都难以摆脱民族问题的纷扰。有鉴于近年来的事实和教训，已开始有人从混乱中觉醒。看来，人们绝不会长期忍受这种失去理性的无序状态。不过，要让这股民族主义浪潮完全平息下来，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一）前苏联地区的民族矛盾
前苏联由于长期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被超负荷的军备竞赛所拖垮，从而在国内触发经济、政治、民族三重危机，再加上西方大国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外来影响，终于导致联盟解体，国家变色。然而，在联盟解体、一分为十五之后，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并未缓解，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亦远远没有平息的迹象。而且，因为现在主导人们思想的，已不是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而是各民族自身的利益高于一切；有些政党和派别甚至从狭隘观念与政治图谋出发，还故意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积怨和隔阂，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利害冲突和领土纠纷，进一步煽动民族情绪，激化民族矛盾，而使局势一时难以消停和安定下来。
原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其民族构成都不是单一而同质的，全都是众多民族混杂居住；尤其是在各个城市和工业中心，民族杂居和人口流动的情况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既是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员交流而自然发生的现象；同时，部分的也是由于以往苏联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移民所造成的结果。现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实现独立以后，在民族关系上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一个统一国家之内的民族关系变成了各个共和国之间的民族关系。在所有这些共和国内，除了当地的大小民族之外，或多或少都包含有来自其他共和国的居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分布格局。对于民族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引起共和国之间的纷争。
据统计，原苏联约有1/3的人口，都不是居住在本民族共和国境内；其中仅俄罗斯族就有2500多万人分布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其他各个共和国。各共和国即使分立出来以后，也改变不了本身的多民族结构。
而且，在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5个加盟共和国境内，按民族成分还有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自治专区的建制；仅俄罗斯联邦就有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1991年8月14日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又将阿迪格等四个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8·19事件”以后，随着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俄罗斯联邦境内的20个“自治共和国”均先后取消“自治”二字而自行升格为“共和国”；1992年，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又一分为二。故而，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共和国现已达到21个：即卡累利阿、科米、莫尔多瓦、楚瓦什、马里、鞑靼斯坦、乌德穆尔特、巴什科尔托斯坦、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伊—切尔克斯、阿迪格、戈尔诺—阿尔泰、哈卡斯、图瓦、布里亚特、萨赫（雅库特）。如今，所有这21个共和国都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政治上要求与中央平起平坐；经济上要求与中央分权；有些共和国还要求在宪法中写明有退出联邦的自由；有的径直提出了脱离联邦而独立的要求。其中尤以车臣闹得最凶，历时多年的车臣战争虽已停止，但其独立意向并未放弃。此外，在亚美尼亚境内，有地区于1991年10月2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在摩尔多瓦境内则成立了加告兹共和国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在格鲁吉亚还有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要求独立。可见，民族分裂、要求独立之风，仍在原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继续吹拂，尚未完全停息。
同时，因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还在不断发生流血冲突，热点日益增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持续多年的冲突，已由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杀，演变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热战，并可能会引起周围邻国的插手和卷入。除此之外，在摩尔多瓦共和国还有德涅斯特河地区的冲突；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有阿布哈兹地区和南奥塞梯地区的冲突；在北高加索则有印古什和北奥塞梯等地区的冲突。
据1991年10月16日亚夫林斯基在与西方银行家的一次谈话中透露：各共和国的88%的边界未经划定。另有消息说，就连俄罗斯联邦本身也有大约70个有待解决的内外边界问题：例如，卡累利阿要求俄罗斯归还摩尔曼斯克的部分地区；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要求重新划界；巴什科尔托斯坦要求收回车里亚宾斯克州的若干领土；图瓦共和国向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要求收回原有领土；萨赫共和国要求收回马加丹。而在高加索北部，印古什人与奥塞梯人、奥塞梯人与格鲁吉亚人、哥萨克人与车臣人、车臣人与拉克人、列兹金人与阿塞拜疆人，也因领土和自然资源而发生争执和冲突。总的说来，在独联体范围内，还有20多个可能发生领土纠纷的热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自18世纪末叶便已并入俄罗斯；可是，到1954年，赫鲁晓夫却把它划给了乌克兰。在独联体会议上，虽然确定了“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现有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但是，俄罗斯领导人则表示：乌克兰如果留在独联体，可按这一原则办理；它若退出独联体，就得另当别论。看来，苏联因分裂而带来的领土纠纷和边界问题，如果没有一种调解机制或互谅互让的精神，还可能进一步酿成战乱，产生新的热点。
（二）东欧地区的民族矛盾
从苏联解体带给各个地区的影响来看，当以东欧各国受到的震荡为最直接最巨大。苏联深重的经济、政治和民族危机，亦大大增加了东欧各国的困难。当然，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由来说，通过这次剧变，东欧业已摆脱了对原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从属关系和依附地位；但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一剧变却使东欧受害不浅。由于经互会的解散以及苏联经济接近崩溃，严重破坏了它们同原苏联的传统经济联系，能源供应和进出口贸易突然减少90%；同时也因缺乏竞争力，西欧市场又不向它们开放，致使许多工厂停产，工人失业，通货膨胀，商品紧缺，并由经济困难而引起社会动荡。正如西方一位观察家所说，目前在东欧，“可怕的不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回潮，而是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幻想破灭和失望情绪”[9]。
正是在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的形势下，以往被压抑的东欧各国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同原苏联之间的民族矛盾，亦随之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起来。在那些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境内，民族分裂主义的势头骤然增大；在那些拥有不同民族成分或民族交错分布的国家之间，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亦不断加剧。尤其是当民族问题与政治斗争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民族主义则往往被各派政治势力用作争取群众而进行夺权斗争的便利工具，其所造成的混乱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困难。据法新社报道，东欧一位驻维也纳的外交官十分感慨地说：“在东欧，被大多数政党煽动起来的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取代了人们热切地期望而又越来越难以实现的梦想——经济福利。”
当前，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南斯拉夫已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亦一分为二。然而，分裂以后的各个共和国，以及未受分裂之风影响的东欧各国，至今仍难以逃脱民族问题的困扰，在其境内或多或少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其他民族存在；从民族构成上看，全都是多民族国家，而在个别国家里，其主体民族甚至还不占多数。
其实，为了改变国家的民族构成，东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曾作过一次重大的努力。当时，有许多国家都曾在彼此之间交换过各自的少数民族（如在保罗之间、波苏之间、捷苏之间、南意之间、匈南之间、匈捷之间等），其中有的是与调整边界有关，有的则是同某些国家希望拥有更多的同一民族成员有关。这样经过边界变动、人口调整和民族交换以后，虽使有关国家的民族构成变得比以往要单纯一些，增加了主体民族的人数，降低了少数民族的比重；然而，要彻底改变这些国家多民族构成的状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是最近像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按民族共和国实行分裂，也难以改变各自仍为多民族国家的状况。因为这种民族混杂、交错分布的状况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况且，今后在科技、生产和交通空前发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往的频繁，各个不同民族的成员你来我往、混杂居住和交错分布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像东欧多数新兴政党那样进行民族主义的蛊惑和煽动，最后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和困境。何况，由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边界变更，这一牵动人们民族感情的领土纠葛，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的民族冲突和局势动荡。
据报道，在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的压力下，罗马尼亚不仅谋求同原苏联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实现合并和统一，而且还要求乌克兰归还北部的布科维纳和南部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这两个地方都是1940年被苏联强行划过去的）。阿尔巴尼亚则积极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从塞尔维亚分裂出来，以便它将这一地区（包括黑山和马其顿境内）的所有阿尔巴尼亚人全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匈牙利在其境内虽然没有太多的少数民族（仅占全国人口的1.6%）；但是，它对生活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境内而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匈牙利族则是极为关注的。至于保加利亚，其境内还有多达90余万人的土耳其族和马其顿族，“犹如两颗定时炸弹，对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政治稳定构成潜在危险”。
然而，当前对巴尔干局势真正构成最大现实威胁的，还不是保加利亚的“定时炸弹”，而是正在原南斯拉夫大地上熊熊燃烧的民族战火。自1991年6月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而点燃民族仇杀的战火，不仅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无热战”的纪录，而且还扩展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并有向南发展、进一步蔓延到科索沃和马其顿境内的趋势，还可能把一些地区大国卷进去。无怪乎西方舆论早已发出了要警惕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警报。而且，据报道，有些国家已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甚至连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都已制定了在巴尔干作战的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它将派出10万应征部队进行干预。
原南斯拉夫境内的波黑战争，不仅牵涉到周围的所有邻国，而且还因宗教感情而将一些伊斯兰国家牵连进去。1992年12月初，50个伊斯兰国家的外长和官员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召开紧急会议，其目的就是要采取统一立场，以援助波黑的穆斯林。一些有势力的国家已在会上提出，要向波黑运送武器，并派出志愿人员前去参战。会议结束时，他们还向联合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安理会在1993年1月15日以前“找到解决波黑战争的有效办法”。看来，形势的发展如不能得到控制，在东欧大地上就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为了扑灭这场战火，可以说，所有的西方大国都被弄得手忙脚乱。美、英、法、德……纷纷出面，都力图在解决这场牵动欧洲全局的危机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地位和作用。可是，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能力单独左右局势，因而不得不依托各种国际组织进行干预，遂搬出联合国、欧安会、北约、欧共体、西欧联盟等，或调停，或制裁，或搞空中禁飞，或行海上封锁，或派维和部队，或作军事干预，各种可能的办法全都用到了。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曾迫使交战各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多达35个。但往往是墨迹未干，战火又起。
最后，还是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公开出面，走到前台，提出解决波黑问题的“七点计划”，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对各方施压；特别是借北约之手，对始终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的波黑塞族大打出手。自1995年8月30日起，接连两个星期，先后出动数千架次飞机对塞占区进行狂轰滥炸，严重摧毁了塞族的实力，公然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完全超出了“维和”和“调停”的范围，等于直接参战。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联合起来，用武力压服一个小民族的危险举动，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早已引起各国公众的疑虑和担心。
正是由于美国断然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手法，迫使波黑各方于1995年11月在美国草签了《代顿和平协议》（12月在巴黎正式签署）。这一协议标志着波黑战争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在欧洲、历时最长、流血最多的战争，终于停了下来。在战争持续的三年半时间里，伤亡25万人，还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整个国土已变成一片废墟。这就是民族主义狂潮带给波黑各族人民的灾祸与劫难。
诚然，通过《代顿和平协议》的签署，已使灾难深重的波黑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是，这一和平却是十分脆弱的。因为这一协议并未完全反映交战各方的意愿和利益，而是屈从于强权政治和外来压力的结果。波黑冲突各方之间的根本矛盾和遗留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数以万计的多国部队一旦撤出，波黑和平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仍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目前，在世界格局转换时期，当以欧洲格局的变动特别引人注目。其间，在这一大陆东西两半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过程：一边是“分”，一边是“合”；一边是存同求异、一分为几，一边是存异求同、合几为一；正当东欧的一些联邦国家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各奔前程的时候，欧共体的各国首脑却多次开会，以确定欧共体实现大市场、经济货币同盟和政治联盟三位一体的大目标，并于1991年12月在荷兰正式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加快了西欧12国实现一体化的进程。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过程似乎互不相干，而且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但是，若从西方大国的全球战略来看，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搏斗来看，这两种过程之所以在欧洲同时发生，其中则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撇开种种客观因素不谈，这两个过程在主观上全都受到西方大国的操纵或影响。他们以“合”作为壮大自己的神方，以“分”作为削弱和消灭社会主义的魔棒。可以说，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像巨人一般屹立在欧洲的东方，西方资产阶级便无时无刻不在设法将它连根铲除。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较量，他们终于乘苏东路线走偏、危机四伏之机，利用其内部的民族矛盾进行渗透和挑拨，推波助澜，而将东欧淹没于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之中，实现了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的夙愿（他们在欧洲的东方得手以后，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如法炮制，而妄想把矛头指向亚洲的东方）。
然而，正当他们拍手称快的时候，却万万没有想到这股由他们在东欧煽起的民族主义之风，点燃的分裂主义之火，竟毫无阻挡地朝他们迎面扑来!本来，他们之所以举起分裂主义法宝，祈求民族主义幽灵，完全是为了颠覆东方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竟然不假思索，鲁莽而冒失地打开了这个装满灾难与祸患的“潘朵拉魔盒”。殊不知这个可以危害社会主义的幽灵，同样也会搅得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首脑们不得安宁!
最近一个时期，在美国洛杉矶等地所爆发的大规模种族骚乱，在加拿大魁北克等地重新形成高潮的分立主义运动，在英国曼彻斯特等地由“爱尔兰共和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在法国巴黎、尼斯和科西嘉等地由“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所进行的多起爆炸事件……以及其他种种因受压抑而发泄不满的行动，已使这些西方大国本身也笼罩在民族主义的迷雾之中。
（一）西欧地区的民族矛盾
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是摆脱不开民族主义的缠绕的。他们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时，所考虑的只是本身或本集团的私利；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惜彼此争夺，并不断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目前，若以西欧大国为例，他们在几个层次的关系上都存在着民族利益的冲突。第一个层次是他们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英、法、德之间的三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他们同欧洲其他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第四个层次则是他们本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
欧共体于50—60年代成立之初，便是为了联合起来，增强实力，以便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与回旋余地。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他们又抓住格局变动的这一大好时机，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原有的经济联盟，企图扩展为牢固的政治联盟，加速一体化进程，其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实力，用以抗衡美国的压力，变以往的依附关系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从最近在关于乌拉圭回合谈判、农产品贸易协定、钢产品出口、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等问题上，美欧不断发生争吵的情况来看，欧共体对美国的态度已不像以往那样百依百顺，而敢于奋起维护自身的民族利益了!尤其是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美国两次行使否决权，两次陷于孤立，两次都是14∶1，一次是1996年12月在有关加利秘书长连任的问题上；另一次是1997年3月在有关谴责以色列非法扩建定居点的问题上。从这两次投票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与其最亲密的欧洲盟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已开始出现分歧，他们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亲密无间了!
至于欧共体内部，既有利害与共的一面，又有各自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而发生龃龉和摩擦的一面。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矛盾的一面更趋表面化和尖锐化。例如，最近英国和德国在使用语言的问题上便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欧共体12国，正式使用的语言有9种：即英、法、德、荷、意、西、葡，以及希腊语和丹麦语；但在其疆界内日常使用的语言却有30多种。前不久，德国和欧洲27国委员会的另外10个国家签署了一份旨在维护小语种使用权和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文件，西班牙和丹麦等国表示赞同；而英国和法国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承认语言权利，最终可能会导致少数民族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利。由于在欧洲，人们把语言看得很重，视之为民族特性的至上象征。如果在语言问题上处理不当，就会直接伤害有关民族的感情和尊严。看来，欧共体要实现语言统一，恐怕比实现经济统一和货币统一要困难得多。
法国《问题》周刊1992年11月14日一期的文章曾对欧共体内部的困境作过一番评说：“欧洲最近确实不舒服。经济、关贸总协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欧洲面临的每个困难、每块暗礁面前，都反映出欧洲国家四分五裂的形象。它们各行其是，稍有分歧，各国领导人就相互责难，形象真是可怜。”看来，促进他们联合的是民族因素，即共同体的集体民族利益；而阻碍他们一体化进程的也是民族因素，即各国自身的民族利益。
如果再深入一个层次，看看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便可以得知：他们本身在民族问题上也有难言之隐，在这个层次上又有另一种民族因素在起作用。譬如英国，除去长期受北爱尔兰民族问题的困扰之外，最近又增加了一个令人头痛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苏格兰人对于英国当局只重视南部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忽视北部的苏格兰，一直感到不满。自从70年代在北海发现石油、为苏格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潜力以后，他们便开始要求更多地控制自己的石油，并以发展电子等先进工业为基础来更新不景气的钢铁业和造船业。当他们的经济正准备起飞的时候，便感到半死不活的英国经济拖住了他们的后腿。所以，他们于1979年便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国民议会。这一要求长期遭到当局的拒绝和压制。可是，当东欧的民族分裂主义之风吹过来的时候，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趋高涨。1992年12月12日，正当欧共体12国首脑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聚会之时，苏格兰人约有三万之众亦在这个城市集会示威，要求建立单独的苏格兰议会，并高呼口号：“现在要自由”、“梅杰滚出去”。至于在英国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分离主义的压力，如威尔士、康沃尔和韦塞克斯等地都有要求自治的活动。
再如法国，1992年12月初，也就是在欧共体准备召开首脑会议的前几天，同时在巴黎、尼斯和科西嘉岛发生26起爆炸事件。据报道，“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声称：这些都是他们干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醒法国当局，不要忽视科西嘉人的利益和要求。科西嘉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岛，位于西地中海，面积有8720平方公里，人口约有30万。当地居民因当局忽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福利，早已产生不满。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法国又将其驻外军团的部队安置于岛上，并给予这些人许多特权和优厚待遇；这些人则凭借手中的金钱，将当地的主要产业葡萄园抢购一空，俨然成为岛上的贵族和大亨。这再一次激怒了科西嘉人，使他们感到这些人简直是喧宾夺主，而自己倒成了岛上的异乡客和二等公民。所以，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便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坚决要求脱离法国而独立，并以炸毁法国建在岛上的唯一的电视中继发射站作为他们开展解放斗争的信号。同时，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人中间，由于失业人数众多和工资级别很低，使他们一直感到困苦和愤懑。长期濒于爆发状态的分离主义情绪，近年又激化起来。其中有一个派别专门进行恐怖活动，其爆炸的目标，甚至包括凡尔赛宫。此外，法国当局还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朗格多克某些地方以及其他地区所提出的关于文化自主和地方自治要求的困扰。
在比利时，那里的瓦隆人、佛拉芒人和布鲁塞尔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发展。在德国，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则要求返回他们靠近捷克的故土。在意大利，南蒂洛尔人也出现了分离主义倾向。在西班牙，还有巴斯克人、加泰隆人和加利西亚人要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在活动。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的：“整个欧洲各国都感觉到离心力量正在风起云涌。”
在西欧各国，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之外，还有一股令人瞩目的排外浪潮。西欧人的排外情绪，早自70年代发生经济危机时便已滋生，当时的矛头是针对外籍工人；而当前爆发的排外风潮，所针对的则主要是像潮水一般从东欧蜂拥而来的政治难民。自从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以来，先后约有200多万难民涌入西欧。这对西欧各国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不仅要让他们拿出大量经费和物资来安置难民，从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而且还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许多麻烦与混乱，从而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极右势力的抬头。这可以说是西欧大国在东欧搞颠覆所应得的报偿。
西欧掀起的排外浪潮，尤以德国为甚。据统计，自两德统一以来，其排外事件与日俱增。1990年全德发生袭击难民的事件约有200多起；至1991年便猛增到990多起。进入1992年后，仅在罗斯托克所在州境内就发生了80多起。另据科隆联邦宪法保卫局提供的材料，仅1992年上半年，在全国所发生的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就有1443起。而在这些排外暴行中，可以看到新纳粹分子的嚣张气焰，以及“德意志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这不但使世界人民失去了对德国的信任；而且就是在德国的西欧伙伴当中，也引起了普遍的疑惧。故而，德国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事态的发展，以改善它在世人面前的形象。近来在德国各大城市都纷纷举行了反对排外暴行的盛大集会和游行示威。然而，要从根本上清除排外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恐怕一时难以做到。
（二）美国国内的民族矛盾
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其实，从建国之初，它就是以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对土著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和在贩卖黑奴基础上对黑人进行血腥奴役，是美国洗刷不掉的两大历史污点。近年以来，美国公然以“人权卫士”自居，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肆意进行歪曲和攻击。其实，它本身的情况却很不光彩，恰恰是当今世界上人权纪录很差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民族关系和种族关系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主义一直是造成民族冲突和社会动乱的祸根。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美国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和白人之间壁垒森严，在许多州的学校、剧院、餐馆、咖啡店、公共汽车和其他公共场所，全都实行种族隔离，黑人经常遭到警察和暴徒的欺凌、袭击和虐杀。长期积压在黑人胸中的怨恨和愤怒，终于在60年代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形成声势浩大的黑人抗暴斗争和民权运动，一时间扩大到全国120多个城市，数十万人进军首都华盛顿。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可以说，经过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狂潮之后，至70—80年代，美国的种族关系相对比较和缓。但是，自90年代初以来，因受东欧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美国种族主义又重新抬头，种族矛盾重趋紧张，种族问题和民族问题又频繁发生。例如，1991年，纽约爆发犹太人与黑人的冲突，随后又发生黑人青年袭击韩国人居住区的事件；1992年，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事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而引发洛杉矶黑人暴动，并波及到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芝加哥、华盛顿、西雅图等城市；1994—1996年，围绕“辛普森审判案”，黑人白人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对立，由此所引起的种族怨恨始终不散。尤其是自1990年迄今，白人暴徒接连不断地焚烧黑人教堂（目前，在南方已波及9个州，并开始向其他方向蔓延），更是引起世人注目。
当然，这些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其深刻的根源在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可以放手向人民进攻了，首先就是要收回60年代对民权运动所作的让步。他们认为，联邦政府自60年代中期以来所推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对黑人照顾太多，已形成“反向歧视”。所以，他们要求取消相关的政策，主张削减使黑人受益较多的各种社会福利计划。尤其是一些右倾保守化倾向严重的人们，还从理论上开始攻击多元文化主义，极力维护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WASP）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认为这是美国立国的基石，不容损毁。
由此可以看出，自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整个社会已开始向右转，保守势力日益得势。他们不断攻击民主党在自由主义鼎盛时期所确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比较开明的处理民族关系和种族关系的有关政策。诚然，这些右倾保守势力不等于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言行却给种族主义者壮了胆，甚至使臭名昭著、多年不敢露面的白人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也重新活跃了起来。再加上近年来美国经济不景气，社会上出现了一群“愤怒的白人男性”。他们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归咎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归咎于黑人民权的进展，归咎于外来移民的拥入。这样一种情绪的蔓延，更使右翼极端主义甚嚣尘上，十分猖獗。近年来，针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仅1991年就发生了4558起；1995年，专门针对亚裔人的种族暴力事件就达458起（据“亚裔反暴力联盟”的人权调查报告所说，纽约地区对亚裔施暴者，主要是白人警察）。至于1996年4月被电视曝光的加州警察粗暴殴打墨西哥移民的事件，只不过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据墨西哥政府统计，1995年美国侵犯墨西哥移民人权的事件，竟达72864起）。而且，美国政府有关当局对于这类事件，一般总是反应迟缓，查处不力。
有关当局的这种态度，以及右翼保守势力的言行，大大伤害了广大黑人群众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失去了安全感，从而更增加了对现实的不满，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仇恨。于是，在黑人中间也出现了极端主义倾向，形成了以种族主义对抗种族主义的势态。
其实，美国统治阶级于60年代对黑人所作的让步，只是使一部分黑人获益，其中少数人获得参政的机会，官居显位；少数人事业有成，发家致富，成为黑人上层，被纳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绝大多数黑人，特别是处于底层的黑人，并未从“让步政策”中得到什么好处，也看不到生活会有改善的希望。严格说来，自8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已毫无进展，黑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虽然从法律上看，种族歧视似乎已被取消；社会上向黑白人种提供的机会似乎完全相等。但在实际生活中，黑人仍旧处处受到歧视；在他们面前仍旧有许多看不见的，存在于心理、文化、社会关系方面的种种障碍。无论是在居住、求学、就业、工资、福利、司法及其他方面，黑人等有色人种全都处于不平等地位。
在今日之美国，黑人等有色人种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种族歧视。种族问题，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病态最难以根治的主要症结之一。
对于黑人来说，更是一个有着切肤之痛的生存隐患。究其根源，就在于美国历史上曾长期盛行黑奴制度，由此滋生的白人优越感和白人至上主义，已根深蒂固地积淀于统治阶级的潜意识之中，并毒化着一般美国人的灵魂，使整个美国的种族关系和民族关系难以摆脱种族主义的阴影。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例如，美国学者迈凯尔·哈林顿早在60年代初便已指出：“即使把美国全部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下统统废除，种族问题，仍将是国内道义上和政治上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仍然还是那一连串不公平法令的受难者。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心理状态，都带有种族主义性质。即使所有的法律都被制定得可以提供平等的机会，大部分黑人也还是不能从这种改变中充分获得好处。仍然会有一种广泛的、无形的和自然而然的制度来对付有色人种。”[10]看来，正如这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困扰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顽症，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根治；而导致冷战后美国种族问题严重化的种种原因，也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种族关系紧张的局面还将延续一段时间。至于未来美国的种族问题是逐渐得到缓解，还是进一步恶化以致失控，主要决定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路线。可以说，种族问题是美国国内诸多社会问题中最为棘手、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之一，解决不好，它就可能成为美国的致命伤。
1996年12月3日，《今日美国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是“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内部的敌人：种族主义”。文章着重谈到最新出版的两本书所发出的警报。其中一本是国际问题专栏作家安妮·盖耶写的《美国人已不复存在》。书中指出，维系着所有美国人的公民身份这根共同的主线已经严重磨损，即将断裂；美国对它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敏感，这正是驱使美国人四分五裂和削弱支撑了这个国家220年的公民目标和价值观的共性；许多移民似乎不再追求美国公民身份的理想，相反，他们仍然待在他们民族的圈子里，讲他们本国的语言，享受着公民权利，而不承担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的责任。
另一本书是资深记者卡尔·罗恩写的，书名为《美国即将发生的种族战争》。书中更是尖锐地指出：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种族主义在美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猖獗过，不久即有可能达到“引起燃烧”的程度。作者所引征的许多事实都是人所共知、完全符合实际的：诸如白人暴徒焚烧黑人教堂；种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右翼保守势力对扶持少数民族的赞助性行动与福利计划的正面攻击；像“自由人民兵”之类“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像路易斯·法拉汉之类“黑人至上主义者”的出现；电台电视台访谈节目，让煽动白人反对黑人等少数民族的狂热分子接受采访；各种被少数民族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强制施行，以及其他等等。
《今日美国报》这篇文章的作者理查德·贝内代托认为，这两本书的同时出版并非偶然，而是真实地反映美国国内紧张的民族关系和种族关系。他们所下的结论，所发出的警报，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两本书合在一起，却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论点，提醒人们必须正视和关注这个国家种族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和移民问题。否则，美国这样一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堡垒，也会像另一个超级大国那样，一夜之间突然被内部的民族危机或种族危机所炸毁!
关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上来加以分析：第一个层次是他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层次便是各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当前，世界战略格局的突变，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自近代以来，亚非拉和大洋洲各国大多都曾先后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20世纪初叶，世界民族关系格局的最大特点，就是世界民族已在全球范围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局面已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和大洋洲建立了近100个新兴国家，并形成声势浩大的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对于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和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跟20世纪初叶的世界民族关系已截然不同。
可是，进入90年代，风云突变，由于两极格局中苏东一极的自行坍塌，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的压力骤然增大。在此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同苏联进行争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往往还会进行怀柔和笼络，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听取这些国家的呼声，满足这些国家的愿望或需求。可是，自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基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便开始强化对待第三世界的态度。甚至认为今后对他们的安全和利益真正构成威胁的隐患，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如新的地区性军事强国的兴起，核武器、化学武器、弹道导弹及其技术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等等）。于是，他们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控制和侵略。他们在政治上竭力兜售“多党制”、“多元化”，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在思想上大肆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把所谓的“民主”、“人权”强加于人；在军事上公然鼓吹要打“低烈度战争”，而不惜动用武力出兵占领和入侵他国。为了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俯首听命，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从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军事颠覆，直至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看来，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阴魂不散，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然而，时代不同了!今日第三世界的国家已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第三世界的人民已是经过锻炼而觉醒了的人民。面对西方大国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他们只会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团结，而绝不会俯首帖耳、逆来顺受。1992年9月初，在雅加达胜利召开第十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必须保证，工业化国家领导人津津乐道的世界新秩序不会变成一个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支配方式的新变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呼吁：“我们需要继续把我们的微薄力量合在一起以避免西方老殖民主义复活。”会议通过的《雅加达文告》则要求在和平、安全、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利用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民主和人权概念发号施令，或把条件强加于人”。
当然，在第三世界内部，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政治思想倾向上，彼此之间也逐渐拉开了距离，时而发生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被掩盖、受压抑的地区性大国的侵略扩张欲望和野心，很可能会利用世界格局的转换时机而暴露出来（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类的事件）。此外，在一些彼此领土相接或有民族跨界而居的国家之间，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矛盾和纠葛，过去曾经多次发生过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有些乃是美苏两霸利用这些国家的矛盾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今后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有可能还会爆发新的热点。
第三世界各国，除了个别国家可望在近期内跻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之外，绝大多数都面临着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艰巨任务。他们全都认识到只有在经济上达到民富国强，才能保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统观第三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凡是在国内民族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的，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人民生活就能不断改善（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科特迪瓦、加蓬、津巴布韦、墨西哥、巴西等）；凡是对民族问题处理失当，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难以提高，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斯里兰卡、苏丹、乍得、卢旺达、布隆迪、尼加拉瓜，等等）。
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各个不同民族之间，无论是哪个方面发生矛盾和摩擦，最后都会升华到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这个层面。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地方，甚至连两个小孩打架这样的生活小事，也可能触发两个民族之间的斗殴和仇杀。何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过去殖民当局实行“分而治之”，在各民族之间还留下了许多隔阂和积怨，更加重了这些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困难。
在许多新独立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因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基础很差，封建王公或部族酋长势力甚大。因而，许多政党为了掌权执政，往往借助某些部族的支持，并使军队部族化；而部族势力则通过政党和军队将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作为猎取对象。他们所考虑的不是团结国内所有各民族共同建国，而是各自依靠一批部族势力而进行争权夺利的较量。像这样的国家，通常都是政变频仍，政局不稳，有的甚至爆发长期内战。
最近，在国际社会普遍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内战。这个国家约有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700万人口。在民族构成上分为两大族系六个部族，这六个部族又分为几十个家族。196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西亚德·巴雷，出身于达罗德部族。他在21年间大搞独裁统治，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弄得民怨沸腾。于是，来自哈维耶部族的两个家族首领迈赫迪和艾迪德，便联合起来将巴雷赶下了台。可是，在夺权以后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上，这两个盟友竟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近年来内战不止，再加上连年干旱，使数十万人死于饥荒和战乱，近百万人流离失所，逃往邻国避难。据联合国统计，近年来像这样因国内战乱和地区冲突而造成的难民人数竟多达一千多万，其中约有一半发生在非洲大陆。
本来就已灾难深重的非洲，自1989年以后又受到东欧实行“多党制”的冲击。据报道，在苏联和东欧形势发生剧变的影响下，整个非洲普遍发生了反政府骚乱。过去，政局动荡一般发生在经济形势恶化的国家；可是，今天在一些所谓的“橱窗国家”（如被称为创造“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加蓬等），同样也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社会动乱。
可是，实行“多党制”究竟会给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从安哥拉的事例上可以得到回答。安哥拉自1975年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以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三支反殖游击组织之间先后发生武装冲突。安人运不顾两派反对，于1975年11月11日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在苏联和古巴军队的帮助下，击溃安解阵，并把安盟赶到东南一隅。此后，安盟便在美国和南非的帮助下，开展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于是，安哥拉成为美苏争夺的热点之一。直到80年代后半期，随着美苏开始对话，他们在安哥拉的争夺才逐渐降温。继1988年12月22日在纽约签署关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协议之后，又促成两派言和。安人运的多斯桑托斯和安盟萨文比遂于1989年6月22日在扎伊尔会谈，达成立即停火的协议。此后，经过近两年的周折，两人才于1991年5月31日在里斯本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监督下实现了停火。两派武装合并为统一的国民军，预定在1992年举行大选。
1992年9月29—30日，安哥拉在经历16年内战后，首次举行有18个政党参加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安人运获胜，多斯桑托斯当选总统。但是，萨文比拒不接受选举结果，认为其中有舞弊和篡改行为，并立即宣布将安盟武装从联合部队中撤出。安盟领导人亦随即撤离首都罗安达。不久，两派武装便开始在首都发生激战。为了防止事态恶化，联合国派出监督这次大选的800名观察员，非洲统一组织以及一直支持安盟的美国和南非，均出面呼吁安盟接受大选结果。劝告萨文比遵守和平协议。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未能阻止内战再起。其实，像安哥拉这样的事例，也同样发生在喀麦隆和刚果，只不过那里的暴力程度要比安哥拉小一些，因为那里分散的武器要少一些。这些事例反映出了非洲的所谓“民主化”尝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险，即反对党如果在选举中没有取胜，他们就会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看来，实行“多党制”不但不能消除社会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根源，反而使矛盾更趋激烈和复杂。
总之，在当今之世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在1992年最后一期日本《外交论坛》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对“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争端作了分析和归类，认为大体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即冷战遗产型、民族纠纷型、经济转轨型和贸易摩擦型；并指出：“在今天，人们谈论新时代的争端模式时，可以说最典型地代表冷战后，最迫切要求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争端，还是第二种（民族纠纷型），即起因于‘历史重演’而发生的民族和地区的争端。而这种争端还在继续扩大。”我们认为，这一见解完全符合当前世界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现实状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6页；第13卷，第298页。
[2] 《列宁全集》第4卷，第333页。
[3]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
[4] 《列宁选集》第3卷，第43页；第4卷，第150页。《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9页；第33卷，第334页。
[5] 《斯大林文选》，第42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4—277页。
[8]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页。
[9] 法国《外交政策》1991年第1期。
[10] 迈凯尔·哈林顿：《另一个美国》，转引自黄兆群《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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