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较量

2．妥协与较量

整个19世纪上半期，由于在奴隶制存废问题上，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双方因此经常在国会争论不休。早在1790年，南北双方的统治者就为新州变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问题达成一个协议，规定在北纬39度43分处划一界线，线以北为自由州，线以南为畜牧州，以后新州加入合众国都照此办理。可是到了1820年，在国会讨论密苏里加入联邦问题的时候，南北双方又发生了争吵。密苏里居民大多数为自由民，但密苏里的土地在界线以南，密苏里究竟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身份加入合众国，成为北部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场奴隶主争执的中心。后来，南北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从马萨诸塞州划出一个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而密苏里则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并且将蓄奴州和自由州划分改为北纬36度30分为分界线，这条线以南的领土允许奴隶制存在，线以北的领土禁止奴隶制。这个协议表明，北部的资产阶级向南部的种植奴隶主做了让步，因此这个协议被称为“密苏里妥协案”。但是由于南北双方这一制度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妥协只能取得暂时的平衡。几十年后，这一矛盾再次激化起来，并酿成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那是在1854年1月，准州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民主党党魁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密苏里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建立内布拉斯加准州，从而引发了一场新的、重大的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的论战。实际上，内布拉斯加法案可追溯到10年以前。那时，渴望土地的拓荒者曾坚持主张建立准州组织，以废除印第安人对那里的土地所有权而为自己开垦肥沃的良田。关于援助修建从中西部到加利福尼亚的铁路的权益问题，也同样吵吵闹闹，要求建立一个准州，以便于勘查和取得铁路所有权。1853年2月，众议院通过了成立该准州的法案。但由于内布拉斯加准州位于北纬36度30分以北，而“密苏里妥协案”禁止在那里蓄奴，所以参议院的南方议员否决了这项法案。密苏里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圣路易斯新闻》评论道：“如果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准州，那么密苏里将三面被自由准州包围，那里经常有人力和工具帮助我们的奴隶逃跑。如果说这批财富在密苏里不无价值的话，那么这批财富是不安全的。”密苏里州奴隶主的一次会议决定：“如果这个准州对拓荒者开放的话，我们互相誓约，不管献出多少鲜血和财产，也要将密苏里的制度建立于准州土地上”。

当时，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参议院的临时议长戴维·艾奇逊表现得极为顽固。此人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等几位有权势的南部参议员极力要求撤销“密苏里妥协案”。1854年1月23日，道格拉斯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将准州分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部分，堪萨斯指密苏里州以西地区，内布拉斯加则在堪萨斯以北。道格拉斯的法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国会中的许多议员发表呼吁书，强烈指责“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对“密苏里妥协案”十足的践踏。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个抗议集会在整个北方召开。但遗憾的是，道格拉斯仍以自己出众的才能和手腕使参议院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3月3日，参议院在道格拉斯的敦促下以37票对14票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北方一家报纸辛辣地评论道：南方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次“奴隶制和贵族政治对自由和共和主义的胜利”。

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被强行通过后，立即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政治方面。1854年春、夏两季，整个北方到处都在举行反对“内布拉斯加暴行”的愤怒的集会，到处都在组织新的政治联盟。一些州是自由土壤党人带头，另一些州则是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率先。反内布拉斯加的西北部民主党人和东北部的本土主义者在组建这些新联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新组织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反内布拉斯加”、“联合”、“人民”、“独立”等。但最能被接受的名字是“共和党”，因为它把1854年的这场斗争与1776年国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第一次斗争联系起来。1854年2月28日，一批反对内布拉斯加法的人在里彭的公理会教堂开会，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将命名为共和党。5月9日，约30名反对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建议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政治联盟采纳了这个名称。7月6日，在密歇根州的一次大会上议会正式选择“共和党”作为该州的政党的名称。

在1855—1856年期间，共和党吸引了大多数反奴隶制追随者，从而获得巨大成功。而另一方面，南方人则怀着敌对情绪攻击对方为“黑人共和党”、“扬基佬”、“清教徒党”等。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也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了伏笔。

除了政治家的角力，来自民间的人士也对南方奴隶制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声讨。1852年7月4日，美国著名的废奴运动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应邀在罗切斯特的美国独立纪念日集会上演讲，人们都以为他会按惯例颂扬美国建国历史，却不料他语惊四座地说：“公民们同胞们，对不起，请允许我问一声：为什么今天叫我在这里发言？你们的国家独立与我以及我所代表的人们有何相干？你们的7月4日对美国黑奴有何意义？”道格拉斯出生就是奴隶，没见过父母，久经磨难。他的情绪代表着美国黑奴的普遍情绪，人们不仅对这个制度深恶痛绝，甚至连美国的国家品格都表示怀疑，正如道格拉斯所说：“不论你们走到哪里，不论你们在哪里寻觅，游遍旧大陆的所有君主国和专制国家，踏遍整个南美洲，收集所有残忍的记录直至穷尽；然后把你们的调查结果与美国每天发生的事作个比较，你们会得出与我一样的结论：在令人发指的野蛮和厚颜无耻的伪善方面，美国的确是举世无双！”

的确，在其他国家早已摈弃了奴隶制度后，以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自居的美国，竟然将这种制度延续了长达200多年，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独立宣言》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在道格拉斯们看来只是空洞的许诺，因为在美国有一大类人就从来没有过“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在此群情汹汹之时，美国仍有一股庞大的力量力图扩大奴隶制。更令人发指的是，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竟公然判定黑人不是美国公民。

1858年，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白人在密苏里杀死了一个奴隶主，解放了11个奴隶，并和奴隶们一起逃到加拿大。1859年，这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带领5个黑人和17个白人，占领弗吉尼亚的一个军工厂，试图武装奴隶。虽然经过一场血战后，布朗被捕，以叛国罪、谋杀罪和煽动叛乱罪的罪名被绞死，但他却赢得了对奴隶制度的胜利。他在法庭上说：“我相信，如我过去所做的那样……为那些受人鄙视的上帝可怜的孩子们进行干预，不是错误而是正确。”除了战斗的形式之外，当时还有许多白人通过秘密渠道解救奴隶，帮助他们逃离奴隶主，到北方或加拿大隐姓埋名。据统计，在南北战争前，有7.5万黑人奴隶在大约3000名废奴主义者组成的“地下铁路”帮助下逃离南方。

可以说，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自由与奴役的矛盾，都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美国朝野有识之士忧虑重重，他们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危机已降临在美国的头上。果然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被强行通过后不久，由于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令人震惊的堪萨斯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