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传统文化——译经

三、延师译经

1.承续中国译经传统

佛经翻译是佛教流传过程中，沟通不同语种信仰者的自然要求。在“西天之神”移入中国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许多卓有成就的译经大师。他们的译经，采用口译与笔译结合的方式，并且常常伴之以讲经（宣讲经义）。

东汉时，安息（今伊朗）人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初年（147）来到洛阳，汉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安般守意经》等小乘佛经30余部，是中国译经事业的开山祖。月氏（西域古国，今巴基斯坦）人支娄迦谶（支谶），于汉桓帝末年（165年前后）来到洛阳，汉译出《道行般若经》等佛经14部，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大乘般若思想的高僧。与安世高、支谶同期的佛经译师，还有天竺（今印度）人竺朔佛、安息人安玄、月氏人支曜，康居（西域古国，今乌兹别克）人康孟祥、康巨等。三国时代，有归汉的月氏人支谦，避乱东吴，译出《维摩诘经》等佛经36部；世居天竺的康居人康僧会，辗转交趾（今越南河内）来到建业（今南京），建成江南第一寺“建初寺”，汉译出《六度集经》《归杂譬喻经》。魏晋之交的汉族人朱士行，不仅是在洛阳白马寺按天竺人昙柯迦罗汉译《僧祗戒本》佛律成为比丘的第一个汉族人，还远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取回梵文佛经《放光般若》，由无叉罗、竺淑兰汉译后传播。

西晋时，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昙摩罗刹），汉译出大乘佛经150余部。北朝的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人佛图澄，以宣讲口译佛教的形式，授徒万人，使佛教成为后赵的国家信仰。曾拜佛图澄为师的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道安，是东晋佛坛领袖，他不仅在恒山建寺立塔，还在襄阳讲习般若，在长安主持道场，并组织译场，译出佛经14部183卷，及编纂出中国佛教史第一部经录。道安的学生，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慧远，继承道安遗志，定居匡庐东林寺，结社“白莲”，潜心“净土”，著文译经，多有建树，成为南方佛界领袖。西域龟兹人鸠摩罗什，后秦时被姚兴迎至长安10多年，与其弟子译出大小乘佛经35部294卷，不仅为隋唐三论宗、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经典基础，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充溢中西和谐之美的文体。鸠摩罗什译经事业中培养起来的高僧，以僧肇（有般若论著《肇论》），竺道生（在庐山开讲《涅》），道融（在彭城主持佛坛）等为代表。南北朝至唐中叶，有许多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取道河西走廊，西经西域、印度39余国，历时15年而回国的法显，在建康（今南京）译出了《摩诃僧祗律》等佛经6部63卷。事迹不可考的南印度人菩提达摩，萧梁时来华，被中国禅宗尊为初祖，他在嵩山少林寺身体力行的“安心”“壁观”禅法，以“不立文字”著称。齐梁律学大师，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人僧佑，佛学著述颇多，结合译经而编有《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天竺人真谛，萧梁时来华，于番禺（今广州）、建康（今南京）译经20年，汉译出《摄大乘论》等佛经64部278卷。

隋唐以来，在统治者的极力倡导下，伴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译经大师层出不穷。唐太宗时的三藏大师玄奘，经河西走廊至印度学佛，历138国，历时17年，取回大量经书，回长安后译经20年，译出《大般若经》等佛经75部1335卷。玄奘的弟子窥基是玄奘译场的执笔人，著述14部，人称“百部疏主”。开元（713～741）年间，中天竺人善无畏曾先后入住长安和洛阳的寺院，汉译出《大日经》等密教经典10余卷；南天竺人金刚智先后居番禺（广州）、洛阳、长安的寺院，汉译出《金刚顶瑜珈中略出念诵经》等密教经典；北天竺人不空，随金刚智来华，往返洛阳、长安及中国、天竺间，译经40余年，汉译出《金刚顶经》等密教经典111部143卷。

从党项羌人黄土高原割据称夏的初时，一直到建立起西夏王国以后，都有许多译经师从党项羌人管辖的土地上，匆匆取道而过。这让体现文化交流和文化转换的佛经翻译事业，如同不尽长河般继续在这块佛学厚土里流淌。如汉译《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的古印度迦湿弥罗僧法护，曾于公元1004年（西夏太宗德明时期），广赍梵文佛经，取道河西走廊，东去汴京（开封）。公元1036年（西夏大庆元年），中印度僧日称（有汉译《父子合集经》《大乘集菩萨学论》），曾一行9人，赍梵文佛经、佛骨和铜牙菩萨像，由西域东来。他们进入西夏境内，进行佛教弘化。其时，对佛教甚感兴趣的元昊，曾借此良机，向索求贝叶经。后，于1047年（西夏景宗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年），这批中印度僧人又转至北宋京师（开封）。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有汉译《巨力长者经》）、金总持（有汉译《大乘智印经》）等，曾各赍梵文佛经，进入西夏境内，后又转至北宋。

西夏统治者之所以自觉地接续了中国的译经传统，是有其深层的历史根源的。这不仅取决于这一传统是党项羌人久所向往的中原王朝的一种重要精神活动，也因为这一传统早已如同流水一样，浇灌并浸透了党项羌人建立西夏王国国家大厦的这一片西北沃土。

2.西夏历朝译经的代表者

景宗元昊是西夏延师译经的首创人，而惠宗秉常、崇宗乾顺则是西夏皇帝延师译经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是有史料可证的。

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说：“风角城皇帝（元昊）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制造文字，翻译经典……所译众多经典……今圣母子（梁氏皇太后和毅宗谅祚），已继王位，敬信三宝（佛宝、法宝、僧宝），正国行德，令先祖礼兴盛，为后帝所习取。……发出大愿，以贤手译，年面未转（一年之内），一部（《妙法莲花经》）已毕，国中传引，各处受持。”

西夏文《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说：“昔原风帝（景宗元昊）兴译经……世俗随用为取，善言如金。”

汉文《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说：“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景宋元昊）陛下，敏辩迈唐尧，英雄［超］汉祖，欲崇佛道，撰述蕃文，奈苑莲宫（指佛门圣地，“奈”是耐心领受的意思，“莲”是佛性妙法的象征），悉心修饰，金乘宝界（指佛教圣界，似金光闪烁的道路，珍宝砌成的境界），合掌护持。”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说：“夏国风帝（景宗元昊）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1038）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白）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西夏崇宗乾顺天民安元年，即1090年），五十三岁（从西夏立国至此时为53年）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大”，指大乘佛教；“小”，指小乘佛教；“半”，“满”，指佛教诸部派，它们的主张所涉及的范畴大小不同，比拟为如同“半”“满”似的。“三乘”泛指三种使众生解脱的方法和途径，即所谓闻佛道声而悟道的“声闻”，无师而独自悟道的“缘觉”，具有先天觉智能力的“菩萨”或“佛”）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后奉护城帝（仁宗仁孝）敕，与南北经（南经，指宋朝的佛经；北经，指辽朝、金朝的佛经）重校，令刹寺茂。慧提（太阳）照世，法雨普润天下，大夏为池，诸藏潮毁全无。”

综合以上各种记载，使我们大致了解到西夏前期发轫于元昊主持下延师译经的杰出成就。佛经翻译所要完成的任务，实质上是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它对译者不仅有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特别要求，同时还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沟通能力的特别要求。“二白”，即得到景宗元昊重用并具有“国师”身份的白法信，得到惠宗秉常重用并具有“国师”身份的白智光，以及以“二白”为代表的“先后三十二人”，都是译经班子“为头”的，他们都是西夏佛经译者的优秀人物。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说：“奉白高大夏国盛明皇帝（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即胜任翻译“圣教三藏”即佛典的法师），安全（疑为“安居”，佛教的一种坐禅修学的仪式）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自此起，此经广传，帝王后妃，顶承行敬；臣民僧俗，识写诵持。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轮转不绝。最后仁尊圣德皇帝（仁宗仁孝）已受宝座，使佛事重新，令德法复盛，三宝（佛宝，法宝，僧宝）威显，四本（指昙无谶、真谛、耶舍崛多、那崛多四大译家所译的《金光明经》）明增。令集如猛虎龙象大师，重对细校此经，复译解疏。”

一部宣说佛陀向东、西、南、北四大天王（金刚）讲解地君职责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得到西夏“盛明皇帝”（惠宗秉常）和“圣德皇帝”（仁宗仁孝）先后两次的庄严礼遇，动用了白智光为代表的一大批“猛虎龙象大师”，予以仔细译校解疏。这足见西夏皇帝对于诸神护佑和帮助其国土和民众，从而获得幸福的希冀。西夏译本所据，应是唐·义净所译的31品、10卷本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义净本不仅吸收了北凉·昙无谶本（18品，4卷）、萧梁·真谛本（22品，7卷）、北周·耶舍崛多本（5卷）、隋·耶舍崛多本（1卷）等“四本”的优长，还从综合各家而成的隋·宝贵本（24品，8卷）中有所汲取。义净本是译写最为完备、通行最为广泛的本子。义净本还有吐蕃文译本和回鹘文译本，西夏译经时或许有所参阅。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西夏延师译经，实际上是各民族优秀人才的亲密合作。西夏为了译经所延请的高僧，民族成分不拘，不仅有汉人、党项羌人，还有回鹘人、吐蕃人。如：景宗元昊时代的国师白法信、惠宗秉常时代的国师白智光是“回鹘僧”，他们的先祖是西域龟兹人。白智光的助手中，北却慧月、嵬名广愿、西玉智园、鲁布智云等是党项羌人。而仁宗仁孝时，曾延请过吐蕃僧人。他于天盛十一年（1159）派遣使者到吐蕃，延请藏传密教高僧，粗朴寺主持噶玛·都松钦巴。结果，都松钦巴派其弟子格西·藏琐哇，带着佛经、佛像到西夏传教，被奉为“上师”，致力于所带噶玛噶举派佛经的翻译。此后，藏传密教高僧、萨迦寺主持扎巴坚参，又派其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前往西夏，受到党项羌人的礼遇。于是，他将藏地的萨迦派佛经带到了西夏。

据黄振华先生考证，西夏文佛经译自吐蕃文的确有不少，如《五部经》《圣摩利天母总持》《守护大千国土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无量寿宗要经》⁽¹²⁾。

据陈庆英先生考证，西夏后期有多部吐蕃文佛经被译成了汉文（或西夏文）本。这些译者具有较高的吐蕃文、西夏文、汉文素养，大都是进入西夏、供职寺院，并获取西夏官方较高封号的吐蕃僧。如吐蕃文佛经《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的汉译者慧忠（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西夏大乘玄密帝师，北山大清凉寺沙门），《解释道果逐难记》的汉译者宝昌（萨迦派法师萨钦贡噶宁波的再传弟子，西夏甘泉大觉圆寂寺沙门），《新译大手印不共义配教要门》和《新译大手印顿入要门》的汉译者慧幢（噶举派传人、果海密严寺沙门），《新译大手印金璎珞要门》的汉译者辣麻光萨（噶举派传人），《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道玄义》的汉译者慧信（佑国宝塔弘觉国师沙门）等。⁽¹³⁾

3.《西夏译经图》

白智光主持译经的形象和场面，被定格在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卷首画中，这是一幅杂裱的佛经木刻版画，人称《西夏译经图》。图的正中上部屏风前面有位高僧，他形体较大，身后是圆形头光，内穿短袖花衣，外披袈裟，跏趺端坐于高背椅上。他面前有一张摆着笔、砚、经书的长案，右手正作势示意，似在讲着什么。像上横栏有西夏文款识，译成汉文是“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白智光的左右两侧各有两排坐者，每排4人，前僧后俗，共16人。左右竖写的西夏文款识，译成汉文是“相佑助译者，僧俗十六人”。其中前面分左右两排的八位僧人，身穿短袖素衣，外披袈裟，面前也有摆着笔、砚、经书的长案。他们或握有毛笔，或持有经卷，或擎手作势。在他们的上方，都有西夏文款识，标识他们的姓名，汉译是：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愿、昊法明、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云。后面左右两排的八位俗人，穿圆领袍服，头戴高冠，俨然随时待命之神态。图的下部正中，有前后两张陈设食果供品的桌案，两侧各有人物像4身。左面一身较大坐像者，身着交领长衣，头戴凤冠，双手托着香炉，一种虔诚风情，西夏文款识六字，汉译为“母梁氏皇太后”。右面一身较大坐像者，身着交领长衣，头戴高冠，双手举有花链，一派王者气度，西夏文款识五字，汉译为“子盛明皇帝”（惠宗秉常）。⁽¹⁴⁾

这幅今藏北京图书馆的“西夏译经图”，形象地表现了西夏译经的基本面貌。它告诉我们：西夏译经有着充溢圣洁氛围的隆重场合，有着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的严密组织，有着以“国师”为中心、以皇帝为监察的宗教秩序。西夏的译场，似有着与北宋译场相同的诸如译主、证义、笔受、润文等职务的设立，只是规模缩小了一些。

4.中国译经史上令人瞩目的奇迹

西夏译经极为神速，在其建国初期50多年间，便完成了从北宋所赎得的汉文佛经的大批量翻译事功（译成西夏文佛经830部3579卷）。对照汉文《大藏经》从东汉至北宋太宗朝历时800余年的翻译进程，人们不禁为西夏译经之神速而感叹。试想，即使西夏之译经是贯穿其立国始终的，满算也仅190年。比之中国译经的巅峰时代，译经成绩有“空前”之誉，290年间共译佛经372部2159卷的唐朝，西夏译经的成绩不仅毫无逊色，还要超出许多。这充分显示了虔诚佛教的西夏人，不仅具有信仰激励下的高涨热情，而且富于文化创造的巨大力量。

【注释】

(1)参见《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2)《西夏书事》卷十一“浮屠”又作“浮图”，梵文汉译词，意为“佛”。“浮屠学”指佛教。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九，仁宗至和二年四月庚子条。

(4)《欧阳文忠全集》卷八十六《赐夏国主赎大藏经诏》。

(5)《西夏纪事本末》卷二十。

(6)《西夏纪事本末》卷二十二。

(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8)《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见《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9)《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10)参见《西夏文化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11)参阅张迎胜《西夏文字创制刍议》，见《宁夏大学学报》1993（3）。

(12)参见黄振华《略述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267页。

(13)参见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4)参见陈聿东《佛教文化百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