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青年文化本质

论当代青年文化本质_巨变中的中国青年

论当代青年文化本质

20世纪下半叶可以说是一个青年不再被忽略的时代。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全球性的青年造反运动以及青年反对时尚、标识自我的行为趋势，人们对青年文化现象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惊诧、疑惑、思考和作出反应的过程。随着青年问题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和青年构成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人们开始重视对青年和青年文化现象的研究。

一、形形式式的青年文化

“青年文化”（YouthCulture）一词最初出现于美国，意思是指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但到了60年代，这一术语显然已难以概括一整套有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行为与信仰模式了。于是美国当代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札克在其《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把我们所见的正在青年中产生的现象称为‘反文化’，即一种与我们社会的主流信念完全分离的文化，似乎并不言过其实。”

反主流文化，顾名思义，即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或背离，其主体是青年。这种亚文化以摒弃正统的价值观念为特征，或以激进的政治倾向抨击现存的社会制度，或以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炫奇立异。它同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相互交织，构成了反映变革愿望、抨击现有制度的巨大潮流，对当时和以后的美国政治、道德伦理和社会风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然而，由于青年反主流文化时显时隐，它的表现形式令人琢磨不透，它的形成原因和思想倾向十分复杂，很难给它划一个严格的范围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故一些学者对青年文化的存在表示了怀疑或否定的看法：青年文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构想而不是客观实体。其理由是青年文化云谲波诡，变化不定，这种“不定型”很难把它们视为实体。美国学者戴维斯1971年就指出：“年轻人在亚文化之内和之间有非常大的流动性。它的规则变来变去，时而增大时而缩小，时而显现时而隐没，难以把握。”

在我国也有人把“青年人的文化”（YouthCulture）与“青年文化”（Young Culture）加以区别，认为“那种指青年人中普遍的行为方式，或者是特别吸引青年人的文化”是存在的，“但这些‘青年人的文化’却又是成人所创造的文化，通过青年的传播，未必是纯粹属青年所拥有。就创造而言，很难说‘青年人的文化’是青年创造之结果”。“假如‘青年文化’要用‘由青年创造的’、‘对于青年来说是独立的’两个限定词加以限制的话，至少目前尚不具备这种社会文化产生的社会形态，因为，摆脱成人文化，作为一种别的文化（theotherculture）的充实的物质基础，青年本身尚不具有。”^[1]

在分析“青年文化”时，我们面临这样的难题：每个人都可以遵循不同的价值参照系，从不同的角度去界定它、去描述它。由此看来，试图用一个高度准确的句子去定义什么是“青年文化”是徒劳的。因为“文化”概念几乎很难被完全涵盖，它只能被多角度透视、描述，或者进行分类的研究。譬如，我们可以从组织构造去分别描述青年观念文化、青年规范文化、青年表象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功能特性去看青年文化所具有的期望性价值、反抗性价值、自保性价值以及反哺性价值；我们还可以从性质分类去分析青年政治文化、青年审美文化、青年消费文化以及青年闲暇文化的流变等。

正是由于“青年文化”的成分是无穷无尽的，它才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的余地和不断“发现”之可能。综括国内青年学界关于什么是“青年文化”，目前大致有如下六种观点：

（一）青年文化是一种过激文化

青年文化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具有激进性的文化。青年文化的过激性，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常常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例如，“五四”运动是对万世一系的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红卫兵运动是对人民共和国现有秩序的蔑视和背离，上山下乡是反传统的过激行为。在西方，青年造反运动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激进反抗，嬉皮士运动则是青年以放浪形骸表现对异化了的社会制度的亵渎……青年文化在形式上的过激性常常表现为用非常手段来表达正常的要求，用过激的形式去追求合理的东西。

（二）青年文化是一种信徒文化

古今中外，青年人背后，总有一批提供精神支柱的“教父”。60年代西方青年文化运动的“教父”是马尔库塞，他被当时“新左派”青年奉为“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伊朗青年在宗教革命中，狂热地崇拜霍梅尼；南非青年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紧紧跟随曼德拉……在青年文化的其他领域，明星崇拜现象更证明了青年文化是一种青年寻找青春偶像的“信徒文化”。

青年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摇摆于不同的崇拜对象之间。青年人经常用一个新的“明星”来替代旧日曾经狂热崇拜的偶像；用一个“教父”来打倒另一个“教父”。以80年代中国青年文化为例，10年中青年人一直在苦苦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一些人迷恋过弗洛伊德、萨特、马斯洛、尼采、柏杨，90年代初又重新掀起一股“寻找毛泽东热”；在歌坛、银幕、球场，一个一个“明星”因受到青年崇拜而崛起，随之又一个个因受到青年冷落而暗淡。这是青年文化——“信徒文化”的突出表现。

（三）青年文化是一种弄潮文化

青年总是热情欢呼新事物，最大胆地走在时代与社会的最前列。在青年人身上孕育着各种未来新文化的因子、活性与资质，它致使青年不断地向社会惰性挑战，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可以说除旧布新，开拓创新，不满现状，紧趋时尚，青年文化的“弄潮性”，不仅仅体现在“时尚性”上，更重要的是显现于“领潮性”中。青年人总是扮演着社会领潮者的角色，社会越是进步，青年文化的“领潮性”也就越加凸显。新时期20年中，牛仔裤、迪斯科、旅游热、家用电器热、室内装潢、登报求偶，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总是先在青年中传播兴起，然后才波及、影响到成人社会。因此，如果说“弄潮性”是青年文化的可贵资质，那么，青年文化的“领潮性”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青年文化是一种同辈文化

同辈文化，亦称“同伴文化”。它是由年龄、地位、兴趣爱好大体相同的人群关系构成的一种副文化。在青少年时期，同辈文化尤为显现。这是因为当青年寻求确立社会独立性时，同伴关系特别重要；当青年开始走出家庭，疏远父母权威时，同伴群体提供了一种温暖的支持。同辈文化一般对广泛的社会保持较大的独立性，而随着代沟的加深，同辈文化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对青年更具吸引力。青年与父母、权威在一起时，主要是完成工具性活动、履行义务和获得责任感，相反，与同伴在一起的自由、不固定的时间里，则为青年个体提供了发展角色技能的机会，并且这种同伴关系包含着平等和共同兴趣。正如美国当代发展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2]

（五）青年文化是一种“青春性”文化

青年文化往往与性有不解之缘，离开了性的诱惑、性的追求、性的表现和性的满足，我们似乎难以全面地认识青年文化。一般而言，性是青春活力的体现，强烈的性要求是青春期的特权与专利，是青年区别于其他年龄层次人群的重要标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性文化，性文化的差异是构成代际差异的重要内容。在代际文化中，“性”是一个青年容易发动攻势的领域，青中文化中的性色彩使得青年文化更“青春化”，带有强烈性色彩的外表象征，它是青年文化特殊的识别标志。“性色彩”与“性象征”，往往可以使青年通过文化领域转移、升华或释放自己的合理需求，因此，通过文化活动来减少性犯罪是青年文化工作不可忽视的一条途径。

（六）青年文化是一种未定型的文化

青年文化的“未定型”最突出表现在“不成熟性”与“过渡性”上。由于青年人格的未完成性以及青年群体的代际性使任何青年文化都具有不成熟的性质。社会主流文化往往经历了数十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虽然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总体上已趋定型、成熟。青年文化则不同，虽然它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念，但这些观念往往不系统化和不凝固化，它随时处在能汲取和组合外界文化信息的开放状态。“不成熟性”，既是青年文化的弱点，也是它的长处，它表明青年文化始终处在生长状态，它的可塑性、再造性特强，这就为社会引导青年文化健康发展以及青年文化自主创新成长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过渡性”是青年文化的本质特征。青年文化作为代际文化范围内的副结构，它担负着承上启下的职能。但青年文化又永远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因为“某种”青年文化一旦由社会副文化演变成了主文化，它就失去了“青年文化”的特性。因此，“承上启下”与“过渡性”作为一对矛盾，它更加凸显了青年文化的未定型特性。

二、青年文化的结构分析

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与类型。这个有机体有自己的一贯风格与主导潮流，并由此规定其发展和选择：吸纳、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的要素。当两种异质文化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易以互动的是外在“物的层面”，其次是“理论、制度”等中间层面，最后才是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这种接触向人们提示：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心理层面最为保守，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

这里所指的“物质文化”，意谓物质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层面）；这里的“行为文化”，包括两个亚类——行为活动规范与行为活动方式；这里的“意识文化”乃指意识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层面），它包括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政治信仰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三层次”中，意识文化不可能径自转化为物质文化，它总是要通过行为文化这个中介。在基本廓清了文化结构的一般建构之后，让我们再来着重讨论“青年文化”的结构问题。从文化构成的外表样式来看，青年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构并无二致。但就其结构的内涵及其功能来说，却有它独特而无法替代的文化意义。先来看青年文化的结构内部关系：

将青年文化的结构与社会主导文化的结构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结构的成分构成有很大差异。青年文化的结构很大程度是属于观念性的构成而不是物质性的构成。从根本上理解，青年文化作为“副文化”形态，它主要是以一种精神性表现方式而存在。它的结构又主要是用“文化象征符号”建构起来的。譬如青年代群往往用“身体”充当物化了的象征符号来表现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常用青年人自己认同的流行趣味（时尚）或行话、仪态来表示对传统的反叛或疏离，也经常喜欢用类似“民主”“自由”“自我实现”等抽象概念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些都具有很强的“超物质性”意味。

相比之下，社会主导文化的结构主要体现为“功用性”和“秩序性”特点。主导文化的结构产生于维护社会稳定、满足社会需要以及适应自然的结果。由此规定了社会主导文化的结构必然是：（一）占据社会中心主导地位；（二）稳定具有规则；（三）社会变迁往往首先由物质文化（层面）促动行为文化与意识文化得以实现。反观青年文化可以发现，青年文化的结构：（一）处于社会边际地位；（二）变异而不稳定；（三）青年文化的物质文化（层面）与行为文化（层面）的符号外显往往是其内层意识文化（层面）作用外推的结果。

由此得出，主导文化代表了“规范文化”，青年文化却是“非规范文化”；主导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青年文化则是社会“次文化”（或者说是社会的副结构）；主导文化是“现实文化”，而青年文化却是“理想文化”；主导文化主要是“务实—操作性文化”，青年文化主要是“精神—象征性文化”。

从青年文化结构位置来看，它是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边缘地带”。这是由青年代群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过渡性”所规定了的。因为青年代群既是一个变动的范畴又是一个创造的主体，这就多少决定了青年文化结构变迁的动力方向：它一方面是被“寄宿”、被包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受到社会总结构的规定、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天然具有挣脱、外扩的离心矢量：

从青年文化的结构位置及其变动矢量可以看出，它是充满了社会异质性和不稳定性的。若再从它与主导文化的互动情景来看，更可以看到两者在结构上是具有一定冲突的。按照系统结构论的观点，结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结构的整体性；（二）结构同构性；（三）结构的自调性。然而，观照主导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结构互动关系，实际情景却是冲突的：

1.主导文化　　　　　　　　　　2.青年文化

（1）强调整合性　　　（1）强调异质性

（2）重视规则、秩序性　（2）突出象征、自主性

（3）关心社会和目的性　（3）关注自身合理性

从上可见，社会不可能完全达到和谐整合，事实恰恰倒是文化系统结构间的冲突具有永久性质。结构之间的冲突根本上反映了功能的冲突，因为功能是结构的动态过程，是结构的外在显现。功能冲突借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实质上反映了文化结构间的“轴心原则”之不同。社会主导文化主要是遵循“功用—秩序”的轴心原则，而青年文化则是按照“象征—前瞻”的轴心原则。结果有可能导致两者间文化互动整合的不均衡。

三、青年文化的存在状态

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都有它的文化及其生存方式。这种文化及其生存方式给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打上了不同程度的印记，其中大多数是抹不掉的。每一种特定的文化都会创造出某些社会规则与规范，以便使行为符合一般的期待。规则对于行为有着一种附着疏导或制约的作用。社会中的群体、个人总是合目的地把一些文化原则应用于环境，他们必须解释本身所需的特殊环境，作出可加采用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规则（文化准则）很少能得到完全依从，因为人总有一种天然的倾向逃避或者歪曲社会规则的意义。青年文化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变化因素与稳定因素”之间所造成的张力。青年代群不能控制社会故转而关注自我。因此，青年文化是一种流动而不定型的文化。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内，它既不是绝对冲突的，也不是完全均衡的，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同化与异化两种基本倾向。既存在主导结构对副结构的吸纳与调控，同时也存在副结构对主导结构的适应与偏离。因此，青年文化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副结构（副文化），它与主导文化的互动也必然存在或认同或偏离的两种倾向。而这两种倾向一般是通过青年文化本身独特的生存方式表达出来的，原因是生存方式乃属青年文化存在与发展的行为外显。具体来说，青年文化的生存方式主要表现为“同向”与“逆向”两种选择取向。进一步展开分析，则可作如下五种具体行为状态的划分：

（一）青年亚文化行为方式

亚文化通常会产生特殊的生活方式、语言和价值体系。“亚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是由社会结构中的特殊部分组成的群体，是在它的试图共同与其所在社会形势下的矛盾造成妥协过程中而发展起来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亚文化代表了积累起来的意义系统和表达手段，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群体试图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向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妥协或站在其对立面。”（默多克，1974）“绝大多数青年亚文化，除非他们具有明晰的政治因素，否则在任何简单意义上都不是反抗性的。他们也可以是反叛性的；他们可以推崇和追求特殊的时尚和价值观，但他们的反叛很少达到一种鲜明的对抗。”（麦克朗，1976）

由上所知，“亚文化”概念，大致有两个含义：1.指的是与主文化相对而言的副文化价值系统。这种同类意识我们称之为副文化或亚文化。为了避免歧义，可用“副文化”一词来承当此条的释义；2.指的是副文化的一种生存方式。即“亚文化”是副文化意义系统的—种表达方式或生活风尚，“其内容反映出从属群体企图解决产生于广泛社会关系中的各种结构矛盾的方式。”（迈克尔·布雷克）

因此，青年“亚文化”作为青年文化的存在方式显现，1.强调的不是对主流文化的否定或反抗，而是替代、补充或凸显其自身的“忽视”；2.追求特殊的时尚是它一种独有的行为表达方式。时尚作为文化的重要指示器，它可以表示青年副文化存在的程度；3.由于它是与主导性文化“妥协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表达方式”，一般不会对主导文化的现存秩序、规则构成威胁，故而能获得主导文化的宽容纳取；4.青年亚文化一般并不否定主导性文化，但由于它十分注重“可资引用的象征符号资料”——时尚的表达与传送，这种对社会既定价值准则的“忽视”，积累、延伸到一定程度，便会与主导文化产生隔离与冲突，从而滑向“反文化”限域。

（二）青年反文化行为方式

从总体上说“反文化”是青年“亚文化”行为方式的变异。对于反文化的诠释，仍然先引证一些著作中的观点：“顾名思义，反文化（又称反主流文化和对立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其主体是青年。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思想倾向十分复杂，很难给它划一个严格的范围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妥协主义（inconformism）。凡是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反主流文化都反其道而行之。”^[3]

青年反文化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都与主流社会的极不相同。其首先表现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主义，以及在文化上采取对抗态度。”^[4]

“青年反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抱有的期望和约束。”“青少年离经叛道的行为实际上是传统的东西披上了反传统的外衣。在青年人中潜藏着三个传统，盖源自对青少年具有莫大吸引力的主流反叛精神。这三个传统是：1.过失行为。对各陈旧规章与现行制度的反感、冒犯；2.放纵主义（即离经叛道）；3.激进主义（即批判现实）。”^[5]

由上描述，对“青年反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作如下概括：1.青年反文化强调的是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反抗、否定和离经叛道。如果说青年“亚文化”标志着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倾向，那么青年“反文化”则提出了自己对主流文化的逆反趋势；2.它往往以激进宣言和行动主义来对抗主流文化；3.青年反文化由于强调与主流文化的隔绝与反叛，往往会受到主流文化的限制或取缔。所以他们只能坚持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或采用非政治的文化反抗。故既无彻底胜利的希望，也无长期坚持的可能，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矢量”而存在。

（三）青年“负文化”行为方式

说到“青年负文化”与“青年反文化”两者的根本区别，前者是指向“放纵主义”与“幻觉主义”；而后者则强调“激进主义”与“行动主义”（如西方青年的社会反抗运动、中国青年大学生“学潮”等）。因此，“负文化”行为，是青年拒斥任何价值判断、拒斥理性，“对传统价值不屑一顾，但又不想费力重建自己的价值”。这种“反价值”的行为在西方体现于“垮掉的一代”。

现在让我们来总括一下青年“亚文化”、“反文化”与“负文化”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1.青年反文化行为方式——特征是批判、反抗、政治骚动、呐喊、隔绝；青年亚文化行为方式——特征是突出自我、注重生活质量与精神自由、独立；青年负文化行为方式——特征是颓废、宣泄、放纵、放弃价值、沉湎感官刺激与享乐。

2.青年亚文化——主体超越；青年反文化——整体介入；青年负文化——个人沉沦；青年亚文化——非对抗性冲突；青年反文化——对抗性冲突；青年负文化——非现实性冲突。青年亚文化——自娱型文化生存方式的行为表现；青年反文化——批判型文化生存方式的行为表现；青年负文化——颓废型文化生存方式的行为外显。

（四）青年认同主流文化的行为方式

青年“认同”主流文化有两种方式，主动认同与被动认同。所谓“主动认同”指的是：青年对主导文化的价值认同在行为上表现为“自动参与”与“持续地参与”；所谓“被动认同”则指青年对主导文化的价值认同在行为上体现为“动员参与”与“间断地参与”。

那么，作出对上述青年文化生存方式判断的依据何在？判断依据之一，这是由青年文化的本质、地位决定的。青年文化的本质在于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导性文化，而只能是社会主导文化的补充或替代，至多代表着将要出现的新社会主流文化的预示。因为一旦青年文化的从属地位成为主导地位，那么，青年文化的属性已经消失，很快地，新的一代所构成的青年文化又将出现。

因此，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代际文化，它是永远被镶嵌在特定的主导文化历史氛围之中。就青年文化是“副文化”，是“从属文化”这一特质而言，它是稳定的、不变的、凝固的。然而，作为青年文化的生存方式，它则是流动的、变化的、位移的。

从上可见，青年文化的生存方式是由青年文化的自身本质以及其对主导文化的互动方式所决定的。青年文化作为从属文化，大多数时间是对主导文化保持认同的势态。青年“反文化”并不是一种文化形态，而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属一种瞬时性文化，而非稳定性文化。由于青年文化永远只是“副文化”“从属文化”，因此，青年文化在社会主流文化的规定中又同时要维护本身的文化亚性，便只能求得在与主导文化的“妥协”中生存与发展。因此，青年“亚文化”是青年文化的“基态”；青年“反文化”是青年文化的“瞬态”；青年负文化是青年文化的“异态”。而青年“认同文化”可以说是青年文化的“常态”。

四、青年文化的主要功能

（一）社会预警器功能

青年期，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的话说，这是个“狂飙突起”、充满内部危机的时期。青年期始终处于人生发展与社会变革的聚焦点，社会矛盾在他们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独立与归属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继承与创新的矛盾，等等。因此，青年与社会产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冲突的程度与社会主文化对青年一代的开放程度和容忍、引导、化解冲突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青年文化层面上就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偏离”所起到的“社会预警器”的功能。

一般来说，继承性和批判性、接受性和改造性都是青年文化的特点。但是，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副文化现象，主要不在于它对主流文化的继承、接受。因为就这方面而言，青年文化并不能显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理由。青年文化之所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它对主流文化的“偏离”、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正是这种叛逆构成了青年文化的突出特征和被社会重视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一些学者把青年文化视作一种“反文化”是有道理的。从社会政治发展角度来讲，虽说青年反文化构成了对社会体制的冲击，但要知道，政治制度长期运作之后，会产生某种封闭性与惰性，这时不断有年轻一代加入进去，就会使政治机制与社会需要间保持新的平衡。法国“五月风暴”推进了政治制度按青年一代对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作出了调适，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这种“预警—反馈”功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总之，青年文化的超前意识与批判精神以及对社会的偏离倾向，能适时地提醒社会主文化作出某种反应与调整，它对于克服社会的惰性与惯性能起到“预警器”的功能。

（二）文化反哺功能

所谓“文化反哺”，它是指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文化反哺实质是青年文化对成人文化的积极、主动影响过程。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往往发生在“急剧变革时代”。在静止的时代，社会处在平衡的状态中，“所有已经做过的都是好的，即使实验和新方法应当被引进，也没人会以赞赏的态度对待它们。已往的过去有很高威望，了解过去的老年人受到尊敬。人们接受命运和必然，因为人们从来想不到改变条件，戒条和控制起特别大的作用，后继者都有身份，法律有威严，道德行为的准则非常详细，违背是不允许的，人们都有严格的规矩，礼节和仪式是稳定的，社会崇尚艺术、宗教和阶级界限。总之，静止的社会是平衡的、和谐的社会。”^[6]

到了变迁的社会，“人们的态度都是追求进步。那里总存在更好的方法。人们喜欢新的，进步构成社会观念的特征，乐观主义很普遍，社会哲学都倾向于今世主义。过去都是要死的，应该抛弃。青年的地位很强固，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权威产生于理性和证据，但危机时还会产生独裁。道德典范已经丧失了影响，好的行为有赖于理解能力。仪式减少，对制度的感情降低，社会条件不再构成阶级间的严格界限，传统的宗教受到敌视。”总之，到了变迁的社会，文化的各部分不再和谐。时间似乎已经脱节，由于文化各部分变迁速度不一，出现各部分的失调。文化的不同部分（即社会主流文化与副文化之间）以不同速度在运动，而往往是主流文化相对滞后于副文化——青年文化，故社会产生了“文化反哺”现象。因此，文化变迁不仅表现为社会文化内容或文化结构的变化，还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发展和旧文化的扬弃。故此，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崛起，有学者认为是直接孕育于“动乱十年”和“开放十年”这两个十年间所形成的巨大“时代差”。

纵观新时期10年，时时可感受到青年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参与和推动的力量。如青年的俗语、新的观念、生活方式等，虽然还常常不为成人所理解，但却悄悄地影响着成人文化。像交谊舞、牛仔裤、公开择偶、家庭装潢、郊游旅行乃至出国热，等等，都是先由青年付诸行动后才慢慢影响到成人、老年文化，逐渐被他们所接纳，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内容的现代社会也不得不关注代表时代领潮者的青年本身。放眼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流行的时装、风行的小说、热门的音乐、令人陶醉的电视、电影、迷人的广告、招贴……可以说大部分都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青年人。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最广大最有活力的一代人的行为选择，将直接影响现代经济活动的价值效益。

在政治发展层面，现代政府所推行的社会运动，因民众中青年构成比例的实际增大，因而多半也参照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与活力状态来拟定。从历史的眼光看，每一代青年人都增加了创造的东西，并不断将其填补到社会的核心价值中来。青年一代不断参与政治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推进政治过程的发展。比如“五四”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和启蒙思想家当时都是青年，正是他们不断地把新的文化精神、种子精神反哺、渗透到当时中国传统社会中来，才不断地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排挤出去。总之，一个制度能否运转好，某种程度说要看年轻一代能否成为比上一代人更加好的“权力载体”。要相信这一点，青年人总要超过老年人，青年文化总是代表着社会未来新文化的雏形，这就是“文化反哺”能够成立的理论依据。

（三）文化过滤功能

如果说“文化反哺”是青年文化在社会疾速变迁时期体现出的并对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积极动力，那么“文化过滤”则是青年文化在未来社会中的优势所在。用一句话来表达，现代社会发展对文化要求首先须经过青年文化的过滤，如果说以往时代青年的创新行为还只是局限于个别杰出青年，那么到了近现代，青年的创新行为则是群体性的了，而到了未来社会，社会发展首先要经过青年文化的过滤与选择。这是因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只能建筑在偏重于客观真理或理论知识的科学意识形态之上。要发展科学的现代文化，就得打破过去那种由年龄、资历所代表的经验传递模式。文化积累并不仅是同质文化在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

因此，文化过滤实质是一个文化选择和替代的过程。它既是上一代文化传递于下一代，又是下一代对上一代传递下来的东西进行“有选择的积累”的过程。它既是文化同化的过程，又是文化异质化的过程。正是青年文化的选择、过滤和不断创新机制，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郭沫若曾说过，青年是社会生命力的源泉，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就会枯竭，人类就没有发展。人们羡慕青年，赞美青春，就在于此。

尤其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智能素质。社会要求人具有强健的体魄，开放敏捷的思维方式，善于接受新事物、预见未来发展的创新能力，这些正好与青年人的长处相吻合，这使得青年文化在未来社会中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青年文化由于它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渴望表现自我价值，渴望对社会作出贡献和创造的动机。从青年文化的构成群体来看，由于青年人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吸取能力强，故具有适应现代社会高节奏、高知识和高智能的优势。而成年人的知识是整体性强，经验成分比例大，呈明显的一元结构。因此比较稳定，易于保守，对新东西排他性强。青年人知识结构与之相反，表现出整体性差，经验成分少，多种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多元共处等特点。因此，接受、吸取、过滤、掌握新事物的能力比成人强。信息社会则为青年人逐渐成为社会的“过滤器”和“创造体”提供了先决条件，社会日趋年轻化，使青年在社会各个领域占据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这样青年文化对社会进步所需的文化要素不断内化、过滤而使得自身特质也不断得到改善，从而日益保持“激情的理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导体，使人类社会在一代胜过一代的“文化过滤”中，不断保持青春力，推向新的文明。

五、青年文化：“偏离”与“整合”^[7]

青年文化与社会文化是矛盾的统一体。社会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是对社会现实的正面映视，它规定、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副文化，虽然它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但基于它具有历史超前性、“偏离”性等特点，因而它总是着眼于创新，以它的勃勃生机与活性频频冲击、影响着主流文化。因此，青年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既存在着青年文化对社会文化“偏离”与反哺，又存在着社会文化青年文化的整合、吸纳和催化，从而促使整个社会不断趋于开放、合理和完善。

（一）社会“整合”与青年“偏离”

正如青年人都要经过成年、老年指导下社会化、成熟化一样，青年文化同样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包容、吸纳和催化。这就是社会对青年与青年文化的整合过程。青年文化作为社会的从属文化，它必然要受到主导文化的规定与制约。主导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规范和通则，它必须保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保持一定理性、秩序和可预测性。因此任何一种社会主导价值都有自主、持久发展的文化惯性。由于青年文化成长离不开特定社会文化的母体，故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整合是促使青年文化成长与成熟的主要外驱力。

任何一个社会要延续发展下去，都必须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合乎理想的未来一代社会成员，从而实现世代的交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主导文化总不会放弃对青年文化的催化、吸纳和整合，使之能沿着主导价值规定的既定目标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偏离轨道，尤其在社会处在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时期更是如此。

回顾20年来中国青年文化的发展线索就能看到，它每一次演进都烙有社会主导价值“整合”与“偏离”的时代印记：粉碎“四人帮”后的解放思想运动，催化了中国青年文化的真正觉醒，使青年迅速站在批判极“左”错误路线的时代前列，对社会主流文化产生了极大的认同；随着战略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和高校恢复招生，催化了青年由“政治批判”向“尊重知识”层面靠拢。“高考热”、“自学热”、“文凭热”、“成才热”的掀起，充分证明了主导文化的这种催化与整合作用；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出台，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又催化了当代青年投身改革之中……2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线索告诉我们，青年文化对社会的适应基本是积极的，从总体上表现为青年文化发展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表现为青年文化对社会变革的认同和被社会所吸纳、催化和整合的积极因素。但基于青年文化的资质属性，决定其在认同主导文化的同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偏离”性。

就当代青年文化而言，这种“偏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价值主体由社会义务本位向个体本位转换

个体本位取向是中国当代青年价值观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个体本位取向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利益不可侵犯。它既是对传统以先赋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价值观念“偏离”，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异质性增强的积极认同；强烈的自我意识复苏和对社会时尚、流行的追逐通过不断地自觉内化与双向互动，逐步摆脱了社会义务本位的主流价值体系，使个体本位取向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下青年文化价值观的最基本特征。

2.价值取向由人情关系向世俗功利效率转换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方式相应地发生变化，与传统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相比，青年用世俗的态度来理解现代生活。在激烈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分工的细密和社会结构的专业化功能，都使得功利和效率成为青年追求自身发展的直接取向。

3.价值判断由二分法向多元化转化

随着当代青年主体意识的增强，其独特的、风格鲜明的思维特征日益呈现出跳跃性、批判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这种思维模式状态下的价值判断逐步脱离了两极判断的二分法而逐渐趋向于多元化。这既是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结果，也是青年文化的地位所决定的。由于青年群体处在社会“边缘地位”和价值观形成时期，他们还没找到社会的归属和社会的重用，因此，在各类社会群体中，青年最欢迎社会变革，总是“得风气之先”，是能动性最强、最大的社会群体。回顾当年“五四”时期，新青年提倡剪短发、男女同校、敢于冲破封建家庭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大胆追求新生活和当时流行思想价值……就充分体现了青年文化的超前性、青春性和“偏离”性。青年文化作为一种充满生机的“未定型”的文化，它往往给稳定、静止的社会注入了新鲜活力。

青年的这种价值“偏离”，可以用“文化失范”理论来解释，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其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变革条件下，失去作为统一价值规范的作用，青年在此状态下，难以达到对传统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而趋于对价值多元的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引起了青年价值观和群体认同的变化。

但从主导文化来看，每一个社会都要从人类发展延续的角度，向承上启下的青年群体提出适应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接受社会文化的规范，以保存社会文化的传递。因此，在社会演进过程中，青年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始终处在“超前性”与“延续性”、“偏离”与“整合”的矛盾运动状态中。

（二）青年文化的“偏离”功能

青年文化的“偏离”对社会文化整合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功能上：

1.“社会预警功能”

青年期是个“狂飙突起”、充满内部危机的时期。青年期始终处于人生发展与社会变革的聚焦点，社会矛盾在他们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独立与归属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继承与创新的矛盾等。因此，在青年文化层面上就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一定偏离，从而起到“社会预警器”的功能。一般说，继承性和批判性、接受性和改造性都是青年文化的特点，但是，青年文化之所以被看作一种副文化现象，最重要原因在于它对主流文化的“偏离”、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与改造。正是这种“叛逆”构成了青年文化的突出特征和被社会重视的原因。青年文化这种前瞻性、批判性和“偏离”性，能及时提醒主导价值作出某种反应与调整，它对于克服社会的惰性、惯性能不断起着积极的预警功能。

2.“文化反哺功能”

所谓“文化反哺”，是指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文化吸收的现象。文化反哺其实质是青年文化对成人文化的积极、主动的影响过程。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往往发生在“变迁的时代”。在静止的时代，社会处在平衡状态中，年龄、经验受到尊敬。到了变革时代，人们喜欢新的，进步构成社会观念的特征，社会哲学倾向于今世主义，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道德典范已经丧失了影响。由于文化各部分变迁速度不一，出现各部分的失调，社会主导文化与副文化之间以不同速度在运动，而往往是主流文化相对滞后于副文化——青年文化，故社会产生了“文化反哺”现象。

纵观改革开放20年，时时可感受到青年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推动的力量。青年价值观的巨大变化，青年生活方式、消费乃至语言，虽然还常常不为成人所理解，但却悄悄地影响着成人文化。

在政治发展层面，现代政府所推行的社会运动，因民众中青年构成比例的实际增大，因而多半也参照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与活力状态来拟定。从历史的眼光看，每一代青年人都增加了创造的东西，并不断将其填补到社会的核心价值中来。青年一代不断参与政治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推进政治过程的发展。一个制度能否运转好，某种程度说要看年轻一代能否成为比上一代人更加好的权力载体。因为青年文化代表着社会未来新文化的雏形。

3.“文化过滤功能”

在以知识为中心的信息社会中，社会越来越要求人具有强健的体魄，开放敏捷的思维方式，善于接受新事物、预见未来发展的创新能力，这就得打破过去那种由年龄资历代表的经验传递模式。文化积累不仅是同质文化在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人类在文化传递过程中，一方面是上一代把经验、知识、思想、规范传递给下一代；另一方面，又是下一代对上一代传递下来的东西，进行“有选择的积累”。这就意味着一些旧的、不符合时代的“文化遗产”要抛弃，一些文化新质要补充进来。而这些正好与青年人的长处相吻合，这使得青年文化在未来社会中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青年文化由于它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渴望表现自我价值、渴望对社会作出贡献和创造的动机。从青年文化的构成群体来看，由于青年人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吸取能力强，故具有适应未来高节奏、高速变化、高知识和高智能的优势。而成年人的知识结构整体性强，经验成分比例大，呈明显的一元结构，因此比较稳定，易于保守，对新东西排他性强。青年人知识结构与之相反，表现出整体性差，经验成分少，多种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多元共处等特点，因此，接受、吸取、过滤、掌握新事物的能力比成人强。因此，未来社会对年轻头脑的需要、依赖程度越来越强。社会的需要将为青年逐渐成为社会的“过滤器”和“创造体”提供先决条件。

因此，文化过滤实质是一个文化选择和替代的过程，它既是文化同化的过程，又是文化异质化的过程。社会文化的进步决定于社会的理性选择，正是青年文化的选择、过滤和不断创新机制才保证社会的进步。

（三）文化整合与代际互动

谈到文化整合，马克思主义从来是既重视社会主导价值，又重视人的“类”价值。马克思在他青年期就说过：“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相互冲突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主导价值与群体价值不是敌对的而是统一的。他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应而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的；社会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邓小平历来重视青年教育、引导和鼓励，他指出，无产阶级从事革命和建设都是为了争取本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而利益中最基本的是物质利益；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利益，那他就是唯心论。这不仅从世界观上而且从价值哲学上阐明了主导价值与群体价值、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但他又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教育，培养青年成为“四有”新人。^[8]

科学哲学中有一个“范式”的概念。一种科学、一种思想无非是要塑造一种范式，比如牛顿与爱因斯坦就是不同的范式。但没有牛顿恐怕也就没有爱因斯坦。文化整合就是同一范式的遗传与不同范式的替代的交互过程。代与代之间也是如此，一代人就是一个范式，代际传递就是范式的传递，它往往依赖于教育。社会模式的维持与稳定，需赖以教育将人类的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所以教育既作为知识的总和，又作为将这些知识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过程。在日益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一定的社会需要以一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为基准，对其他规范和价值观念干涉予以“整合”，这是符合社会文化积累需要的选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亚体系，总是力图选择有益于它的社会的文化，并将它传递给社会成员和下一代。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导向的工作，它撷取传统文化精华，向下一代提供适应社会生活的技能、理想、规范和态度，使之养成文化的遵从性。尽管青年人总是试图“区别”于上一代，但事实上文化这东西是既守不住，又扔不掉的，因为历史是延续的。即便在人的多向性选择成为可能的现今，青年人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抛弃传统意味着最终被传统所抛弃。“文革”红卫兵一代试图彻底打倒传统，但他们仍是用传统来反传统；1980年代初我们的部分青年以激进主义的姿态企图抛弃传统，可他们依旧是用毛泽东的遗产来看待毛泽东。可见“传统”“文化”是不那么容易被“抛弃”的。尽管从世代传递的角度看，一代总要胜过一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但离开了上一代的文化传递，就会出现文化断层，就会造成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化上的失教。

由于青年文化总存在程度不同的“偏离”主导价值的倾向，故社会就需运用各种手段、力量对青年文化进行整合、吸纳与调控。按照现代控制论的观点，文化调控乃是对文化的生产、传播、冲突、变迁等社会过程进行系统管理和操纵。从调控的目的看，主导价值对青年文化的整合、吸纳不是为了扼杀它，而是从爱护和培育青年的立场出发，使之朝着有利于青年自身成长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发挥功能。由此看来，社会主导价值对青年文化的催化、吸纳和整合，应遵循“代际互动”的原则：

1.一元导向与多元价值统一原则

社会一元价值与多元自我价值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基础；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都是目的，或者说，互为目的和手段。否认个人价值，也就否认了社会价值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都是进入市场平等竞争的主体，个人活力的增强，其动力就在于对自我价值的激励。只讲社会价值，不讲自我价值，就会导致吃“大锅饭”，使大家失去积极性，使社会失去活力。

因此，社会对青年的整合，首先必须承认青年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承认青年在青年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社会整合应预设一个前提，就是青年文化必须存在和发展，社会整合的性质应当是起到扶植青年个体和青年群体的发展，而不能阻碍青年文化的成长。其次，文化整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用一元导向要求所有青年。对青年价值观的导向应分层次，因为人是分层次的。他们中有的人立志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有的志在成为有益社会的爱国主义者，有的人则只求做一名“不要去反社会，又不要亏待自己”的合格公民，还有人只图个人的享受和安逸，要求不高，素质较差。因此对不同层次的青年要有不同层次的导向，不能搞一套切，一个模式，进行分层次引导。

2.双重根据原则

所谓“双重根据原则”，是指对青年文化的调控标准，应根据社会主流文化的规范性、主导性和青年文化的必然性、合理性。主流文化仅仅要求青年服从社会需要、规范，青年群体没有自己的价值和需求。“代沟”现象的产生，某种程度上与成年人固守社会主流文化的标准、不承认青年文化有关，这无疑会导致代际矛盾加剧。依据双重根据原则，社会主流文化应客观认识青年文化的优势、潜力、内在必然性以及存在的价值意义。青年文化是一种复杂现象，有显现的、潜在的，深沉的、浅表的，积极的、消极的，对青年文化实行有效吸纳、整合与导控，必须对它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双重根据原则”要求社会主文化从青年文化中汲取新的、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来补充、改造主流文化。这就是文化互化的内涵与意义。

3.双向调节原则

所谓“双向调节原则”，是指在对青年文化实行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青年文化和社会主导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要调整和改变青年的一些观念和行为，而且也要对社会的一些信念、规范作适当的调整和改造。双向调节实质上是在承认青年文化有其价值的基础上，促使主流文化和作为副文化的青年文化的相互融合、彼此吸收的客观要求。其意义在于：从青年文化角度看，一方面有助于青年文化更有效地从社会主流文化中继承和发扬有价值的观念、规范，从而使青年文化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对社会主流文化加以适当调节，将给青年文化的生长、发展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条件。

从社会主流文化的角度看，有助于它的增殖、更新、改造和适应新的要求和条件。通过双向调节、认同、吸收青年文化，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发展、更新的契机；有助于解决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紧张冲突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实行双向调节，现在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对青年文化的调节，而在于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调节。因为，社会主流文化占据社会价值的核心，为公众普遍接受并已深入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因而对它作调整与改变比较困难。可见实行双向调节原则，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求成年社会能正确认识青年与青年文化，不能把青年文化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一起泼掉”。要理智、科学而不是凭经验处理问题。只要正确地按照这一原则，青年文化就能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

总之，青年文化的健康成长、发展，有赖于社会文化的合理进步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会极大地改变青年文化成长的社会条件，造成有利于青年文化发展的优越的社会机制。现代文化的发展，将使青年文化对社会的进步作用体现得更加充分，因为青年文化既代表社会的未来发展，更代表着社会进步价值的现实落脚点。当然，青年选择文化的能力是在不断审察自己和投身于改革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因此社会文化的发展、成熟程度多少决定了青年文化的发展、成熟水平。青年文化的成长与社会文化的进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只有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促进青年文化的全面发展。

六、社会文化与青年文化未来

（一）20世纪末西方青年文化新变化

英国学者鲍尔·约翰逊提出，如果说1960年代是西方青年的“梦幻年代”的话，那么今天的青年则在新的社会现实和结构制约下进入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新时代。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中冷战结束、合作与竞争、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内部的观念和结构不断地调整和重组，青年中激进的“新左派”及其校园造反风潮随之成为历史，大规模的激进政治抗议不再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青年文化进入了新的价值调整阶段。旧的价值观和行为已被放弃，新的定位还未确立；绝大多数青年不再自认自己能够拯救社会，但是他们又不愿失去自己的文化个性，极端者因之陷入新右翼的泥淖。1990年代的西方青年文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复杂的动态画面。进入1990年代，西方青年文化在消退了浓厚的激进理想主义色彩后，出现了价值回归的新现象。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由于显示青年独特文化价值的叛逆性和激进热情的丧失，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青年文化，青年自身已经融入了主流社会，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1.西方青年文化总体态势上的“主流化”和“平稳化”

这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也是激进的理想主义热情消失所带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只不过，这一取向并不像上述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青年文化失去了独特个性，而应该是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信心上升、政治态势稳定、社会多元化结构日益成熟条件下的新文化现象。叛逆和激进虽然是青年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价值，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青年文化的外化态势当然也是有所不同的。

20世纪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高潮时期，被新左派青年誉为精神导师和“青年造反者”之父的马尔库塞曾经将青年称之为“革命的星座”，认为只有他们才能“看破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面纱”。^[9]青年学生也一度以“救世主”自居，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希望，只有凭借革命和暴力进行全面改造，西方才能走出极端物质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困境。60年代的“梦幻”破灭后，西方青年一度陷于政治虚无主义，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重新介入政治生活。诸如当年被新左派誉为“第二个卡尔·马克思”的戴维·霍洛威茨的转变，或许最能反映当今西方青年文化的主流化和平稳化心态。他在1991年公开表示：自己在成熟后才真正认识到过去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才“为自己思想上的转变而庆幸”，他还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不再像过去那么自命不凡了，他们不以为自己能改变一切，而正在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尽一份政治义务”。^[10]

1992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代际更替”现象，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青年政治行为主流化的影响。在该次选举中，青年选民一改过去对国家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积极加入到支持克林顿的行列，高达44%的青年支持率成为克林顿的主要选票来源之一。而克林顿之所以在青年中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曾经是60年代反战运动中活跃的一员。也许，调整过高的政治期望值，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群体致力于影响主流政治、改善自己的政治生态环境比激进主义更能适合当今西方青年有限的政治判断力和行为能力。从理性标准说这是青年文化的倒退，从现实标准说则更符合社会对青年的要求，有助于社会的稳态发展。

2.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元化”与“分散化”

这是主流化总体态势下的结构性特质，也与西方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原子化”趋势相适应。如在美国，不仅不同种族、社会阶层、职业、宗教背景的青年有着几乎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生活观念，其外化出来的行为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从朋克恶作剧式的装束打扮到衣冠楚楚的白领“优秀”青年；从沉迷于毒品、性游戏和街头打劫的少男少女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25岁当选联邦众议员的乔治·肯尼迪（前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之子）；从原教旨主义青年的恐怖主义号召到新右翼青年的排外暴力行为；从“青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主张到“新生代”国会议员的强硬外交政策等，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今天美国青年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一个词句来概括美国青年文化了。”

3.激进主义精神失落与起伏

激进主义精神的失落虽然不等于说今天的青年文化已经与政治生活彻底绝缘，大多数青年仍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保持着独特的关注。1992年初的一项统计表明：种族关系、环境保护、艾滋病和堕胎是西方青年主要关心的四大问题。他们的态度对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着重要影响。只不过受上述青年结构性取向的决定，青年在表达自己的关注时比过去更温和。如1993年初美国加州大学发生反种族歧视骚动和学生与警察的小规模流血冲突后，教育当局于同年4月间在80多所大学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60%左右的学生对政治表示不感兴趣；在表示对政治感兴趣的40%的学生中，94%的人表示反对校园暴力活动，认为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消除社会弊端。针对这项结果，一位主持调查的专家得出结论说：“政府对那些有怒气的青年选民已用不着过多地担心。”

4.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功利化取向

近年来西方社会经济的综合不景气的状况使青年置身于更强的生存竞争压力之下，物质利益超越了改造社会的激进理想，为生计而奋斗的青年不再有关注社会本质问题的精神动力，这是促使当前西方青年文化呈主流化、多元化、温和化和功利化取向的终极根源。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向海外转移，青年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失业威胁。沉重的生活压力，在导致部分青年（如欧洲、日本）将不满发泄到少数民族和移民身上，成为新右翼分子的同时，大部分青年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生活状况方面，价值观念日趋现实。可以说将主要精力放在追求金钱和社会地位上，是大多数青年所追求的基本生活目标。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功利化取向决定了激进主义精神的必然失落。

（二）后冷战时代青年文化嬗变及其走向

当前西方青年文化从激进理想主义向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新价值取向的衍变，从根本上来说是后冷战时代来临的必然结果。虽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就后冷战时代概念的确切定义达成共识，但其基本的时代特征及其给国际社会和各国内部带来的观念性和结构性影响已充分显露出来。在对当前青年文化影响的层面上，后冷战时代主要是基于在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和结构态势方面的效应，决定着青年文化的内在衍化取向。这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后冷战时代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环境变化对青年文化基本态势产生了内在的规范作用。在冷战时代国际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激进的革命精神是两大重要的时代特征，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严重影响，其中外交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内政中的青年叛逆现象尤为明显。如冷战结束后，安全保障系数大为增强的美国社会，意识形态观念日益淡化。对青年偏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叛逆行为承受力大为增强，对非主流文化形态的宽容度也有所增加，不再动辄视之为洪水猛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常常基于逆反心理而采取激进叛逆行为的青年反而失去了培育激进精神的社会土壤。同时，冷战结束还带来了西方国家政坛的“代际更替”，像克林顿、布莱尔等“战后的一代”成为西方政坛的新一代领导人，这就在客观上给青年提供了影响国家政治的更大机会，逐渐地青年文化不再是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更多地构成社会政治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

2.冷战后西方社会价值构成日益成熟的分散化和多元化所致。如美国虽然长期来以思想和观念的自由为自豪，但在冷战时期的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压力下，思想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共产党和进步派人士的政治迫害是明显的例证。近年来，限制自由的状况在国内得到较大改善，各种思潮纷纷兴起，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孤立主义、平民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乃至排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纷纷以各自的社会主张吸引公众。处于观念和信仰成长期的西方“新生代”青年因此有了更多的文化选择模式，不再处于激进与保守二者必居其一的传统态势。分属不同种族、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青年沿各自适合的文化形态发展，衍生出各具差异性的青年文化类型，从而导致长期以激进主义为统一色彩的青年文化必然失去原有的整体性，向多元选择并存方向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当前西方青年“新右翼”得以滋生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之一。

后冷战时代社会多元化效应的另一表现是，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的到来和电脑的广泛社会化和家庭化，西方社会在日益向后工业时代迈进，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整体性逐渐衍化为众多亚文化耦合而成的文化多元性，社会性的大规模集群行为向分散的小规模社区性行为过渡，这导致了高度组织化的文化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群体“马太效应”趋于缓解，青年文化也因受到分层群体价值取向的内在支配而趋于分散化和多元化，很难再作为一个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存在。

3.1993年以来，新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重新占据上风，社会中维护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部分地限制了青年文化的激进热情，使激进主义失去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分化了青年内部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使很大一部分青年在保守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失去了政治热情，甚至成为新保守派。

4.青年文化所特有的“断代现象”也预示着新的青年文化的出现。青年作为一个由特定年龄层组成的文化群体，其持续时间是有限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一代青年中形成，随着一代青年进入成年，他们特有的文化往往也就随之不复存在。新一代的青年文化则又是新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它与上一代文化并无必然的逻辑承续性。这一特质与后冷战时代世界社会形势一起决定了青年激进主义文化的终结。

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导致了西方青年激进政治热情的丧失和新价值取向的形成，青年文化显现出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特征。然而，这还不是后冷战时代对该青年文化影响及西方青年文化衍化的全部，人类社会还刚刚站在后冷战时代的起点。作为对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文化关系全面改造和创新的时期，后冷战时代展示给人们的还只是一些轮廓，它具有的更为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尚未充分显露。投射到西方社会及其对青年文化今后的前景和走向方面，人们也只能根据后冷战时代已经显露的变化推导其基本的态势和脉络。

从总体上说，青年文化将在现有的主流化、多元化、温和化和功利化趋向下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结果，它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主流文化构成重大冲击，仅作为主流文化相对独立的“社会边缘文化”形态存在。特别是新一轮“经济主义”的社会大势下，受经济利益驱动的青年虽然会继续保持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偏离心态，但很难转化为过去那样的激进抗议行动。

在具体的构成性文化特点看，西方青年文化将在较长时期内呈不稳定的过渡性特质，由于社会结构和观念尚不稳定，青年文化在适应过程中也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必须有一个较长的变化周期，故而其观念和行为也随之难以有其明显的稳定性。

5.西方青年文化还将受到众多变数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包括种族关系、移民问题、科技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青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变化等，它们虽然不一定导致青年重新滋生出改造社会的激进主义热情，但在某种成人文化的误导下，有可能诱使青年走上其社会责任感的误区，新法西斯主义是这种可能性的典型表现。这也是西方社会对青年的前途和走向感到担忧和不安的原因之一。

（三）二元结构的社会与青年文化的未来

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曾经预言：“人类的文化发展有三个阶段，它经历下列顺序：首先是前喻型文化，指的是子女服从长辈，这是以孩子向前辈学习为特点的原始文化；其次是同喻型文化，指两代人向自己的同辈学习为特点的文明历史以来的文化；再次是后喻型文化，指长辈向晚辈学习为特点的当代文化。只有在第三种文化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未来。”

按照米德的意见，传统文化是所谓的“前喻型文化”，而代沟文化则是一种“同喻型文化”。因此，她所指引的超越代沟的文化就是“后喻型文化”。然而事实上，“后喻型文化”——老年人向晚辈学习的文化，并没有消除“代沟”，而有可能加深了两代人的隔阂。因为青年人完全会以得风气之先的姿态，抛弃传统，抛弃老年人。因此，青年文化的特质（包括优势与缺陷），使它不可能成为主导文化，一旦青年文化有朝一日成为了社会主导文化，那时，青年文化也就消失了，青年文化永远只能是社会结构中的副文化。从这一观点出发，米德的“后喻文化”并不能消除未来社会的“代沟”。甚至只会激化它。其理由有二：其一，后喻文化——老年人向青年人学习的文化类型，由于青年人抛弃老年人，只会加剧代际冲突，最终导致两代人在相互仇恨的悲剧中同归于尽。因此，后喻文化所展现的只能是文明的崩溃，而不是文化的重建；其二，按照后喻文化的逻辑，它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孩子是由成人抚养大的，孩子在未能独立思考前必须依赖成人，这种现象是由生物学的严格意义规定的，恐怕在信息时代也不能改变。换言之，青年人在反抗传统文化前，必须继承传统文化。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就没有未来文化的创新。所以“后喻文化”自身是行不通的，是一种文化悖论。

因此，未来社会理想的文化结构，决不是“后喻文化”而只能是“互喻文化”（不是米德所谓的“同喻文化”）——不同辈人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社会二元结构。然而，“互喻文化”——未来社会的二元结构面临的难题是：在互喻文化的模式中，双向的交流实质上是“不同等”的。这是因为，由于年龄是以时间之矢和生物的发育为基础的，因此，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在原始态中的规范是确定的，即晚辈向长辈学习既是一种由生物和时间因素确立的自然状态，又是一种以文化形态所固化的社会状态。反过来则大不一样，长辈向晚辈的学习是由时代的进步所驱使，晚辈的优势在于得时代风气之先，特别是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年代，青年人更是握有无坚不摧的技术进步力量。但是它首先碰到社会的认可问题，许多既成社会将青年人的行为视为离经叛道，其次，它受到长辈自身的业已形成并固化了的生活方式的干预。然而，即使如此，社会和长辈的反对，也不足以扼制青年的成熟。时代进步到今天，终于有许多长辈明白，真理往往掌握在更勇于接受新事物以及对变化最为敏感的青年手中。于是传统社会的权力中心逐渐前移，移至更多的青年人身上。同样，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及道德规范逐渐“年轻化”，有利于青年担负起更多的历史责任和承担更多的人类义务。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所展示的这种文化“互喻性”，已部分地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凡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相应地，也就是年轻化程度高的国家。在文化的“互喻性”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年轻化同都市化一样，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于是，在年轻化的国家里，老年人突然发现，如果他们拒绝向晚辈学习，尽管这种拒绝得到传统价值观和自己生活体验的支持，他们就无法在现代化的国家中生存。因此，就“互喻性文化”而言，长辈愿不愿意向晚辈学习是一回事，而长辈不得不向晚辈学习又是一回事。因为人们的态度在终极上仍受制于人类的生存方式。但正是老年人不易轻易改变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向青年人的学习过程中，带有很深的业已形成的生活烙印。但最终还是导致老年人也须向青年人学习，尽管这种“学习”，不同于青年人向老年人学习。但重要的是：这种由于不同而形成的同等——互相学习——的结果，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社会二元结构的文化模式。

二元结构的社会，是成年人和青年人各自承认对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并在这种共同承认的基础上鉴定权利分享的契约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老年人不再视青年为“乳臭未干”的孩子，而青年人同样不再重提“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这种排斥老年人的口号。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人类终于被悲壮地一分为二，“代沟”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青年人懂得自身的成长有赖于老年人的经验，更明白最为可靠的港湾是自己的独立人格；老年人则明白，由于自己会活得更长，他不可能要求时代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发生急剧的变化，而应付这种变化仅靠自己的经验毕竟力不从心。经验代表过去，而知识则面向未来。青年人和老年人在同时意识到时代变迁和生活方式难以更改的基础上，应该认识到保持相互间的尊重和友善的重要性。因此一切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将消失，然而，代际的差异和对立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无法消灭自己的对立面，即代际文化仍将存在。在未来的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态里，人们更加懂得互相理解、彼此尊重、愉快合作的重要性。

总之，只要历史是延续的，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并且上一代总是希望下一代像自己，下一代则总是力图区别于上一代，这不是哪一代人造成的，而是文化的碰撞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差异，必然产生矛盾，于是促成了社会的进步。所以根本在于不是人为地去填平“代沟”，而是设法在这之间搭起一座对话、理解的桥梁，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携手共进，从而使社会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绚丽光彩。

（1999、2005）

【注释】

[1]《社会变迁中的青年文化》，《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2期。

[2]D.罗杰斯：《青年与青年期》中译本——《当代青年心理学》，“同伴文化”一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周绍珩：《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4]陈绍光：《美国社会文化初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5]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第四章“迷失与冲突——青年放纵与激进的传统”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第228页。

[7]“偏离”与“吸纳”，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研究学界对当时中国青年价值观取向的总体判断。参见单光鼐主编《偏离与吸纳——中国青年发展总报告》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引起青年研究学界广泛讨论。

[8]“四有新人”是1980年5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杂志的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9]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但也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此书使其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青年运动的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

[10]参见戴维·霍洛维茨著：《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译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被美国共和党人奉为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形成“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哲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