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的本质

一、论教育的本质

教育是什么?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形象而生动的论述，他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准确地论述了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9]虽然唯物史观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教育”是“上层建筑”，但是杨贤江根据“教育之最具体的表现”——学校来考察，认为各类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赋予人们以特殊的劳动力，完成多少专门化的劳动机能之场所”^[40]。从而证明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杨贤江进一步从教育的起源来阐释这一教育的定义。他认为:“教育只是一件‘日用品’，是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而且是以这种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41]简言之，“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42]。因此，他认为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予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资料和方法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构造的转易。^[43]对于教育起源于“实际生活”这一有可能被认为是“污蔑了教育”的观点，杨贤江辩驳道:“一切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没有一种是不由实用而产生，不跟着实用以进步的。”^[44]这一点可以从教育内容的变迁清楚地看出。

总之，杨贤江认为: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以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但是，杨贤江又指出:“教育虽是和法制、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科学等等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但它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像别的精神生产各有各的内容，而是以其他的各项精神生产的内容为内容的。”^[45]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解释各种精神生产即上层建筑时，往往不列入教育一门的原因，因为“教育只是一种动作，是一种技巧，以讲究怎样实施‘支配思想’为务的”^[46]。

教育的本质，如前所述，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给予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通俗来讲，教育就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就变成阶级的和对立的，这是人类有文明期历史以来的教育的特质。杨贤江指出:“这在教育的本质上言，却是变质。”^[47]即教育体现出了阶级性。杨贤江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的教育有五大特征。

(一)教育与劳动分家

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变成了“劳心者”，被统治阶级变成的“劳力者”;统治阶级一味从事“学问”而绝不从事劳动，被统治阶级则一味从事“劳动”而绝不从事“学问”。杨贤江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直接的原因自要归于社会的分成阶级，而阶级的教育却有助长的作用”^[48]。他认为这种现象本身是一种变态，绝不是有一种人生成是只配读书不做工，而有另一种人生成是只配做工不读书的，是需要改变的。

(二)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

杨贤江指出，教育的分配，主要是受所有的多寡以决定，就是所有的特权连接到教养的特权，从而使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无产阶级成为无识阶级。这样的教育，根本是少数有钱人的专有品，无产者自可不必享受，也且不容享受。^[49]他曾举例:即使是个低能儿，只要他的父兄是个地主、富豪、买办、官僚或是军阀，不怕没有教育权，他不仅可升入任何学校，还可留学外国。但要是个穷人的子弟，那么尽管他是怎样聪颖的天才儿……也莫妄想有个识字读书的天日。^[50]

(三)教育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

他指出，阶级的教育，对于被支配阶级，既不是适应他们自身利益，也不是适应全社会的要求，主要乃是施行对支配阶级有方便的教育，以俘虏被压迫者的心意，且使之成为为支配阶级服役的工具。^[51]即使是当时的国民教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凡在支配阶级的支配下的国民教育，无论何处，总是在表现着两种职务。这两种职务，一是当作政治的支配手段的，一是当作维持并促进经济的榨取手段的。”^[52]各级学校都是这样。

(四)两重教育权的对立

所谓两重教育权，就是阶级社会中相并存甚至相对抗的两种教育。即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相对立而不相统一的。两种教育权在原始社会中本质上是一致的。阶级社会中两种教育权同时并存，但“尚不一定是相排斥相斗争的”^[53]。但是随着帝国时代支配阶级力谋教育独占时代的到来，教育“是必有互相排击之性质”^[54]。

(五)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杨贤江认为，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主要原因在于女子在经济上未能独立，“女子在经济上未能独立以前，是无法得以脱离男子的支配的”^[55]。所以教育上无权。

杨贤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并论证了阶级社会的教育，揭示出阶级社会教育的“五种变态”。即: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两重教育权的对立;男女教育的不平等。这些特点，在原始共产社会，即无阶级的社会中是不能有的，所以是教育的变质。^[56]

明白了教育的本质和变质，我们就能正确认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几种对于教育的曲解，即: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有人把教育看成是“觉世牗民”、“精神修养”、“清苦廉洁”和“高贵超俗”的事业。杨贤江一一予以批驳。他说:“政治方针、文艺政策等等，都是有关于‘觉世牗民’的，经济制度、社会秩序等等，都是有补于‘精神修养’的。未听说政治神圣、文艺神圣或经济神圣、社会神圣，而独说教育神圣，究竟有何根据?”^[57]教育事业也绝不是清廉的，也不是高超的，说它为“神圣”，只是迷信罢了。反之，我们亲眼见过“神圣”的教育界里，却出过做强盗的模范训导。骗取演讲费的“思想善导”者以及种种把持地盘，开“子曰店”赚钱的人。^[58]至于说是高贵，杨贤江认为，无非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种看法。我们看不出教育与其他事业(如军事、交通、卫生等等)之间，有什么高低贵贱之不同。^[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