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结构:阶级的内容分析

第四节现代政治的结构:阶级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近代法国的社会变迁时，指出:“我谈的是阶级，惟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⁹⁹⁾他还认为:“我在这里将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就我而言，这是历史学家的适当研究。”⁽¹⁰⁰⁾显然，托克维尔使用了一种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政治。

一、一种阶级分析方法

托克维尔曾将现代社会(特别是旧制度下的法国)描绘为一个大众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相似的、分离的;但另一方面又将现代社会作为不同于中世纪等级社会的阶级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相异的、斗争的。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两种定性，大众社会与阶级社会，是否自相矛盾呢?在我们看来，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现代社会的这两种特性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现代民主社会使个人从等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人，使他们的利益不相连属，另一方面又提供给他们共同的追求现世物质福利的条件与情感，使他们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相似起来。大众社会意味着社会纽带的断裂;阶级社会意味着人们利益的对立;两者的结合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或群体之间是既分裂又对立的。前者是现代社会的平面化、个体性特征;后者是现代社会立体化、整体性特征。由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先赋地从属于某一等级，阶级或等级之间不再有既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阶级之间大规律而深刻的对立与斗争成为现代政治的结构特征。

那么，阶级一词对托克维尔意味着什么呢?托克维尔的阶级定义显然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决定阶级的关键因素。同一阶级的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的地位，拥有相同的生产手段。托克维尔并没有把经济权力作为判断阶级的优先性标准。他主要是从一种心理认同的角度来界定阶级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阶级必须认识到自己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共同的情感、意图、传统或希望的与众不同的群体。这样，根据托克维尔的阶级定义，尽管贵族与中产阶级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可能拥有相似的生产手段，尽管后者比前者更富有，他们不能被称为一个阶级;根据托克维尔的定义，律师、军队、公务员因为是各自具有特定的利益诉求、情感与爱好的群体，都构成了不同的阶级;并且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一个阶级，比如说同属于军队和贵族。

有人对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他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得并不彻底，他低估了英国阶级冲突的强度，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首先，托克维尔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可分为富人、小康者与穷人。⁽¹⁰¹⁾托克维尔分析了法、英、美三个社会的阶级模式。法国各阶级之间的界限是封闭的、鲜明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嫉妒、怨恨与永远的对立与战斗，⁽¹⁰²⁾资产阶级垄断着国家政权;而在英国，各阶级之间的先赋界限并不明显，并且是开放的，金钱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准决定了阶级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开放性、流动性，开明阶级(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统治国家，并且贵族阶级尽量迎合人民的民主愿望;⁽¹⁰³⁾在美国，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在这里并非不存在着阶级界限与冲突，而是说这种界限是非常开放的、流动的，冲突是温和的，由于不存在着财产的极端不平等，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并且同贵族社会相对比，美国的确是一个平等的社会。⁽¹⁰⁴⁾托克维尔的比较—历史能力使得他得以避免机械地、简化地套用阶级分析方法。

二、“三种人的故事”

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方法明显地打上了基佐的社会研究方法的印记。托克维尔曾于1828～1830年期间参加了基佐关于历史哲学与欧洲历史的讲座。基佐认为，历史变革不是产生于理性的进步，而是社会的物质条件。以往几个世纪欧洲史的突出特征是更大的平等趋向，阶级的冲突，土地贵族的衰败，第三等级(当然包括资产阶级)的崛起。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商业阶级与土地阶级之间几个世纪冲突的顶点，而1830年则标志着这种冲突的终结。

托克维尔的“三种人的故事”⁽¹⁰⁵⁾讲述了从中世纪末开始的直到近代的各阶级之间的分化组合、此消彼长所导致的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过程。在12世纪的英、法，由于文明的进步和封建体系的削弱，开始出现了在贵族与农奴之外的第三等级:平民，市镇自治组织也开始形成。这是“一种压迫与自由的奇怪的混合”的状态。⁽¹⁰⁶⁾这时，也出现了第三个人——国王。于是，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团结与斗争。由于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不同，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同的阶级斗争与联盟形式。在英国，贵族与平民联合起来，战胜了国王，在缓慢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向民主迈进;而在法国，先是王权同平民联合起来反对贵族，最后是王权与贵族联合起来反对平民与中产阶级，在暴力斗争中向民主迈进。而最终，“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最弱者成为最强者”。⁽¹⁰⁷⁾因此，托克维尔有时把不可抗拒的民主革命的实质界定为:“资产阶级和工业成分对于贵族阶级和土地财产的优势。”⁽¹⁰⁸⁾大革命即为这种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景。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大革命真正的内在激情”是“阶级的激情”。⁽¹⁰⁹⁾他把大革命的过程描述为: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取得，直到人民登上历史舞台。从大革命以来，这种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与斗争并没有停息过。“我们从1789年到1830年的历史似乎是在具有自己的传统、记忆、希望与人民(即贵族)的旧制度与被中产阶级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的41年的致命斗争。”⁽¹¹⁰⁾而1830年革命则标志着资产阶级⁽¹¹¹⁾的彻底胜利，成为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惟一主人。而这位法兰西的新主人又在蜕变为“一个小小的腐败与粗俗的贵族”。⁽¹¹²⁾接着，托克维尔又注意到:“这是我们在所有欧洲大国看到的:工人阶级到处在增长;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势力上增长。”⁽¹¹³⁾1848年革命也涉及了阶级斗争，但一个新的城市工人阶级开始扮演关键角色。这是被托克维尔预测到的1848年革命的新面貌，而基佐——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的代言人却没有觉察到。托克维尔也预言到，1848年革命的新特征将会给以后的政治斗争开辟新的战场，重新划分政治生活的格局，即否认财产权与保护财产的斗争;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分裂。⁽¹¹⁴⁾和基佐对近代欧洲斗争史的分析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并没有把资产阶级视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胜利者与终结者;基佐把资产阶级视为自由的化身，历史中的英雄，托克维尔则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不抱乐观态度。

出身于贵族家庭深受贵族传统影响但又同贵族信仰决裂的托克维尔对贵族持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就像杰弗逊把贵族制分为自然的贵族制与人造的贵族制一样，托克维尔承认，无论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些只属于少数人所持有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出身、产业与知识”;这些“贵族成分……始终存在于历史时期的所有民族内”。⁽¹¹⁵⁾在历史上，“所有塑造过世界，取得越出其领土伟大成就的民族都被强大的贵族制统治过”⁽¹¹⁶⁾。在古代，贵族是作为国王与人民之间的中介人与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的。在托克维尔的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描绘中，古代贵族具有一副独立的、爱荣誉的和负责任的自由人的形象。但是，托克维尔责备贵族后来沉溺于种姓荣耀之中，为了博得君主制中的象征性角色而把自己对人民的影响放弃给了农民与资产阶级;贵族同国王签订了一个类似浮士德式的契约，放弃了独立与自治精神，而投入到国王的怀抱之中。在这里，托克维尔责备于贵族的，不是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消蚀，而是他们对国王的屈从和向种姓特权的撤退。

但是，托克维尔的历史——比较方法并没有将其视野局限于法国贵族，他还将法国的贵族制同英国的贵族制、英格兰的贵族制同爱尔兰的贵族制进行了比较。托克维尔认为:“英国有一个贵族制(aristocracy)，法国也有一个贵族制。一个是一种类型，另一个是一个难以分开的物种。”⁽¹¹⁷⁾nobility在法国具有种姓(caste)的含义，而aristocratic则指各上层阶级的整体，并不只包括因出身而形成的贵族。⁽¹¹⁸⁾英国贵族的首要特征是开放性，它建立在财富而不是出身基础上，而贵族界限的不明确使它的许多成员分享了民主的理念，⁽¹¹⁹⁾并且使“贵族精神……渗透到所有的阶级中。”⁽¹²⁰⁾相比而言，法国贵族的显著特征是封闭性，“出身成为贵族吸收成员的惟一源泉”⁽¹²¹⁾;它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并且抛弃了同人民的天然联系。英国贵族由于历史的演化不再建立于出身而是建立于金钱基础之上，因而可以同资产阶级结盟并继续掌权;而在法国，贵族在保留自己的经济特权的同时，却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¹²²⁾由于不再在政治上管理、照顾人民，而只是在经济上榨取与掠夺人民，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稀少，和人民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漠，甚至使自己为人民所憎恨。在评论“贵族制怎样成为世上最好或最坏的政府形式之一”时，托克维尔把英格兰同爱尔兰的贵族制进行了比较。两种贵族制在历史上都有着同样的起源。但是英格兰贵族制诞生于它统治的土壤中，同人民融合在一起，抵抗比自己或人民更强的权力，同人民具有同样的语言、举止与信仰，并且由于金钱代替出身成为贵族的标志，使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分享少数人的特权;而爱尔兰贵族制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在道德、权力与智慧上都尽可能地优越于被征服者，为了保持自己同本源民族的相似性以获得力量的源泉，而拒绝让当地人民加入它的行列。这样，一种贵族制给予英国人几个世纪中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之一，另一种给予爱尔兰人所能想象到的最令人厌恶的政府形式之一。⁽¹²³⁾因此，贵族要想保持自己的力量，必须同人民联合起来。但是托克维尔意识到，即使是在贵族制运行较为优良、贵族影响依然强大的英国，“构成英国宪法关键成分的贵族原则每天都在失去它的力量，而终有一日民主原则将取而代之。”⁽¹²⁴⁾托克维尔感叹道，贵族从近代政治舞台上的消亡，意味着“从国民肌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¹²⁵⁾。

在托克维尔以哀惋与悲悯的心情悼念贵族的衰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时，对资产阶级新贵族却表现出了轻蔑与厌恶之情甚至私下的责备。托克维尔承认，民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19世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时代，但他并不接受更无意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篇，他就表明了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¹²⁶⁾由于构成七月王朝选举人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托克维尔在追求自己的政治雄心的过程中，肯定不能公开批评这个阶级;如果这样做的话，再加上其出身，他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常常极力为自己开脱的保皇主义者。于是，在公开场合，他只满足于描绘民主(某种程度上被他作为中产阶级的定义)的平庸与粗俗，揭露民主的卑下欲望，预言民主的危险倾向。但在私人信件与笔记中，托克维尔明确地责备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虽然他认为:“美国无可动摇表明了……中产阶级能够统治一个国家”，⁽¹²⁷⁾他还是认为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是“财阀统治中最自私和最贪婪的”，而且“把政府作为一项私人商业”。⁽¹²⁸⁾托克维尔把1848年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归结为资产阶级狭隘的统治。他认为，资产阶级以贪婪与平庸的商业精神腐化了法国;它不去努力教育下层阶级或改善他们的命运;它使用权力扩展自我的利益，增加财富，最终导致了阶级冲突。托克维尔还认为，资产阶级哺育了一种商业精神——将物质福利的追求作为最高的善。资产阶级及其商业精神的霸权意味着“多样性正在消失”，“对多样性的仇恨”，“对平庸的爱好”。⁽¹²⁹⁾商业精神在压制个性的同时，还强化了个人主义倾向，腐蚀了公共精神与公共道德。商业精神哺育了资产阶级对公共安宁的热爱，所以“出于对穷人的要求和这种要求产生的可厌激情的恐惧，使富人呼吁一个主子帮助自己，这个主子虽然压迫他们，却使他们放心”⁽¹³⁰⁾。专制统治成为商业精神的逻辑延伸。所以，在托克维尔的心目中，资产阶级并不是他的自由理念的体现者，反而给自由带来了新的威胁。

托克维尔在对贵族失望和对资产阶级厌恶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普通人民的强烈同情。在19世纪的法国思想界，人民一词意味着不同于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工人、工匠与农民等下层阶级。他怜悯旧制度下被贵族抛弃又被资产者剥削的农民;他被曼彻斯特工厂的悲惨条件震惊;他厌恶来自印度种姓制度的压迫;他谴责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压迫;他致力于解放法国殖民地的奴隶(他的反奴隶制演说在南部美国被禁止传播);他厌恶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合法屠杀。远远不止于同情，托克维尔有时是以一种贵族家长式的态度，赞赏与敬重法国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自然良善。1848年4月，托克维尔写道:“我的主要希望来自于被正确地称为人民的人带给我的景观。他们缺乏启蒙，但在他们身上，我发现值得欣赏的本能;一个人在他们身上可以遇到……秩序感，对国家的真正热爱，和对他们自身能够判断的事物的伟大的感受……”⁽¹³¹⁾他感到，法国农民表现出了优良的品质:常识感，健康的政治激情和坚定的原则，这些优良品质可以用来再造法国的政治体系。“我总是认为，毕竟，农民优于法国的所有其他阶级。”⁽¹³²⁾尽管他们缺乏教育与知识，但在开明人士正确的教导下，他们会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天然的好品质。加拿大的法裔农民在心灵上要优于美国农场主，因为他们没有表现出“渗入美国人行动与言论中的商业精神”。⁽¹³³⁾贯穿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的一个信念(一个似乎不合传统自由主义者的胃口，而带有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色彩的信念)是，商业威胁个人自由，而土地财产对于自由是无价的。忙于商业的个人必须使自己屈从于他人的意愿，“受制于他的国家的商业或工业状况的每一次动荡”，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与命运。相比而言，“土地划分为小的独立财产”对“完美的自由”和个人独立是最有益的。⁽¹³⁴⁾如果说托克维尔在情感上同情工人阶级生活的苦难、个性的泯灭，那么在理性上他把对中产阶级的怀疑与不信任也转移到了工人阶级身上。在托克维尔看来，商业精神，“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它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激情正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¹³⁵⁾在托克维尔的模糊意识中，“工人阶级只是被作为贫困的资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自然拥有的对于物质福利的同样冲动和对平等的同样渴望”。⁽¹³⁶⁾工人阶级也渗透着商业精神，是资产阶级的逻辑延伸。贪婪、攫取与嫉妒的伦理会被资产阶级传染给工人阶级，使得他们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引导下致力于推翻不平等的最后残余——私有财产权。正如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逻辑延伸，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延伸。托克维尔总是认为，工人阶级的嫉妒来源于资产阶级伦理，一种专注于消费与享受的自利伦理。但是托克维尔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并不会导致他为中产阶级特权，一种他称作的工业贵族而辩护。一些人利用他的观点论证不平等与财产特权的合理性，并且为商业阶级精英所主导的多元主义政治体系辩护，他们全然忘记了托克维尔对工人阶级贪婪心理起源的分析和他对商业阶级强烈的保留态度。总之，托克维尔不会把人民视为一种抽象的可以取代耶和华的膜拜对象，人民不能免于党派、激情或普遍的人性缺陷的影响。他们既可受到高尚原则的影响，也会为专制与独裁摇旗呐喊。人民并不是盲目信任的对象，而是需要开明人士与正确理念的领导;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投身于伟大的自由事业。所以，托克维尔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为下层阶级的道德与物质福利在政治上积极地工作，而不是沉溺于他们的偏见，或煽起他们的激情。”⁽¹³⁷⁾

基佐的阶级分析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可避免性，赞颂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彰明资产阶级的自由传统，并呼吁他们承担历史的重任。但正如梅耶尔——托克维尔研究专家所言:“他(托克维尔)从来不服务于一个阶级;他总是坚持被他在历史起源中分析的现代国家结构所无限威胁的人类灵魂的神圣性。”⁽¹³⁸⁾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史诗中，缺少一个胜利在握的英雄阶级或群体:不是法国贵族，他们已失去天生权利并生活在自我欺骗的迷雾中;不是中产阶级，他们由于自己的唯物主义与胆怯本能在进行一场正在失败的战斗;也不是共和主义者的农民和社会主义者的城市工人，他们在煽动家的影响下有变为毫无头脑的暴众的危险;也不是幸运的美国人，他们的自由来自不能创造和移植的偶然因素。“托克维尔在为未被颂扬的未来的英雄儿女而写作。……托克维尔在为假设的公民立法者而写作……”，希望他们能够在逆境之中努力创造出一种稀有而无价的社会价值——民主的自由。⁽¹³⁹⁾

三、一种理想的阶级结构模式

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阴郁而绝望的政治图画，但这并不是致力于反对宿命论的托克维尔所希望看到的。他的希望并没有完全泯灭，他在法兰西普遍的绝望氛围中力图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寻找一剂解药。托克维尔对理想的阶级结构的建构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者，他们把市民社会想象为私利的战场，个人与群体(包括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会产生一种力量的和谐，从而保障了自由。托克维尔也不苟同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个人或阶级之间的对立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消灭阶级差别是走向自由的可行与必经之路，无阶级社会是人类自由理想的必然归宿。托克维尔也不同意基佐和列宁对单一阶级主宰社会与政治生活合法性的论证，他认为:被一个阶级统治的政治生活根本没有政治生活;⁽¹⁴⁰⁾一个阶级的统治只会腐败自身，沦为一种新的特权阶级，建立一种新形式的贵族统治;甚至阶级冲突也要比在斗争中对失败阶级一方的压迫更有利于自由。托克维尔的贵族情结使他认为，在中世纪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合作与义务，16世纪自己的祖先“作为教父为村庄的许多居民服务:一种甜蜜的和父母式的关系的新的证明，在那个时代，这种关系依然存在于上层与下层阶级之间”。但是，在近代，“这种关系在许多地方已被嫉妒、怀疑和经常的仇恨所取代。”⁽¹⁴¹⁾而阶级的分裂成为了专制统治者的托辞，“国家的自我管理仿佛不复可能，必须有一位主宰介入。”⁽¹⁴²⁾托克维尔还对英、法两国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在英国，“一个人到处看到的是属于从开端的资产阶级到最高处的贵族的开明阶级的所有人们之间存在着的团结与理解。他们共同保卫和自由地领导社会。”他不企望英国的财富，也不羡慕它的权力，但他却嫉妒英国的阶级合作。而在法国，“阶级的仇恨与嫉妒，在成为我们所有悲伤的根源后，已毁掉了我们的自由”⁽¹⁴³⁾。

托克维尔通过历史—比较与现实分析，得出了一种微妙而中庸的包含阶级竞争与阶级合作的阶级平衡理论。托克维尔尽管意识到了阶级常常会使用政府权力相互压迫，但他认识到了，自由社会依赖于同为了公共善而进行的阶级合作联系在一起的适度的阶级竞争，特别是在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上的竞争。在托克维尔的眼中，自由不是来自于沉闷与荒芜的无阶级社会，而是来自一种没有单一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社会状态。实际上，托克维尔在他的阶级分析中走着一条危险的政治钢丝绳。阶级仇恨由于分裂了阶级联系，削弱了阶级合作，而为专制打开了方便之门。“没有什么事件比阶级相互仇恨与嫉妒更服务于专制。”⁽¹⁴⁴⁾因此，托克维尔认为阶级合作对于自由是必需的，并且常常依赖中世纪和引用英国作为例证。另一方面，一个缺乏阶级对抗的政治体系就像七月王朝一样，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与激情，压制了自由所依赖的个性的独立、公共精神与思想创新。在七月王朝统治下，“由于每件事务都是被一个阶级的成员决定的，同他们的利益与观点相一致……这种特别的同质状态……在议会辩论中剥夺了所有原创性、所有现实性和所有的激情。”⁽¹⁴⁵⁾托克维尔读过马基雅弗利的主要著作，无疑会受到这位共和主义者的影响。马基雅弗利关于自由的一个观点就是，自由的艺术需要保证城邦内两种性格的团体之间的紧张，“在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两种党派，贵族党与人民党;而有利于自由的所有法律来自于这些党派相互之间的对立。”⁽¹⁴⁶⁾由于没有阶级的竞争，自由就不能存在，由于阶级之间极端的仇恨与嫉妒，也不会有自由的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就必不可少。托克维尔最终认为，一个国家总会有富人与穷人，总会有限制人民权力的党派与促进人民权力的党派存在，⁽¹⁴⁷⁾阶级从来不会消失，自由就要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阶级之间在共同善观点上的竞争和在社会基本结构上的合作之间的一种平衡。

蔡特林指出:“他(托克维尔)感知到了一条伟大的中心历史法则(通往平等的倾向)，并且从这条法则中继续演绎出看起来逻辑上相随的一切事情。”⁽¹⁴⁸⁾托克维尔给予了民主的不可避免的胜利以极端的重要性，甚至将它作为他的作品的中心与原点，作为现代社会与政治现象的起源点。但他从来没有详细而令人信服地论证过这条现代社会与政治的第一原则——民主的必然胜利的正当性。民主的胜利，平等的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由于是命定的事实甚至升华为一条道德原则。他或者仅仅历史地描绘平等的发生发展过程，从来没有费心探讨过平等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托克维尔对平等地位的分析中，他把平等甚至常常是平等之爱(一种文化机制)作为绝大部分现代政治现象如果不是惟一的也是主要的发生与推动机制。密尔指出，托克维尔从平等中推论出一切事物，而忘记了文明进步所扮演的进步角色;在当代人如雷隆·阿隆看来，他也忽视了工业发展与技术创新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平等不能解释现代性的全部;托克维尔的过失在于以一个单一原因解释太多事物的嗜好。托克维尔在对泛神论的批判中认为，在民主时代，“人的精神……希望把无数的不同结果归结于一个单一的原因”⁽¹⁴⁹⁾。并且他认为这种观念破坏了人的个性与多样性，满足了人的精神愉悦，不利于人类的伟大。托克维尔虽然不认为民主是现代政治的一切原因，但他对民主地位的实际论证却在向人们表明，他同样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