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是小生产方式在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小生产方式，是指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经济单位，家庭成员是基本生产单位的基本成员。传统中国社会的小生产大致上可以区分成农民小生产与手工业小生产两种，其中又以农民小生产方式为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的主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劳动分工主要是依据性别而来的男耕女织。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中，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相对贫乏，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始终局限在家庭经营的模式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所以这种农民小生产方式一般被人们称作小农经济，相应地，也就把农民的思维方式称为小农意识。
说起小农意识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拉帮结派、封闭守旧、目光短浅、视野狭窄、自由散漫、缺乏纪律。不过，这种简单否定的做法并没有认识到小农意识背后所反映的具体生产方式的影响力，也没有认识到小农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民性相关。有人说，中国的国民性其实就是农民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平均主义的倾向，即所谓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第二，保守主义的倾向；第三，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第四，内向的、压抑的封闭主义倾向。(1)从根本上说，这几种心态的形成都与小生产方式有关。比如说平均主义倾向，就植根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农业的进步，产量的提高，都直接依赖于单位面积劳动力的增加。而中国地少人多的局面，使得农民形成了牢固的“有限资源”观念。“（土地的）平均不仅在意识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成了中国农民生存的基本前提。”(2)再比如说保守主义倾向，也与农业生产方式一贯是“靠天吃饭”，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十分低下直接相关。这就导致农民因循守旧，害怕任何变动，因为变动所带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他们无法承受的后果。
1949年以后，农村经历了土改、“大跃进”、公社化、“学大寨”等一系列变化，但农民的心态和习惯思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红薯饭、茶麸火，除了皇帝就是我。”这句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在江西大部分地区流传的民谣，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在江西农村广泛存在的受传统小农思想影响而产生的自我满足情绪，也表明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未有大的变化。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这样评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说白了，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己，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也叫‘家庭承包经营’，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了，一则因为大家都享受到了这一改革的实惠，二则它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但这一改革，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违背‘两个凡是’，违背当时党中央的《决定》，按照传统观念，就是搞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安徽、四川一些贫困地区搞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凤阳县小岗村村干部搞的大包干的‘秘密协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农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继续走‘一大二公’的路子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他们胆子壮起来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要为生存而斗争了。”可以说，正是农民自发地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才有了中国的改革。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人们常常称赞当年若干个‘1号文件’的作用，现在回头看，‘1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一系列数字中得到说明：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为30 477万吨，1984年达到40 731万吨，平均每年递增4．95%；棉花总产1978年为216．7万吨，到1984年达到625．8万吨，增长了188．8%，平均每年递增19．33%；油料总产1978年为521．8万吨，1984年达到1 191万吨，增长了128．2%，平均每年增长14．74%。(3)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包产到户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小农经济方式。以苏南为例，在1983年苏南也基本上实行了农业生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当时已有一定积累的乡镇企业并没有分掉。(4)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分田单干。在承包制下，集体经济的所有制没有变，土地等生产资料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是获得了使用权；虽然种田的任务分配到户了，但生产队或者村集体仍在一定的程度上贯彻集体经营，诸如统一种植计划、统一兴修水利、统一用水、统一抽调劳力等。(5)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6)可以说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变迁分为启动和巨变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以联产承包制改革为主，后一阶段是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
从1978年开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惊人。1978年，我国乡镇企业为152．4万个，职工人数为2 826．6万人，总产值为494．1亿元；1985年，乡镇企业为1 222．5万个，职工人数为6 979万人，总产值为2 728．4亿元；1988年，乡镇企业为1 888．2万个，职工人数为9 545．5万人，总产值为6 495．7亿元。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从1992年的乡镇企业2 079．2万个，职工人数10 581．1万人，总产值17 975．4亿元猛增到1994年的乡镇企业2 494．5万个，职工人数12 018．2万人，总产值42 588．5亿元。(7)我们可以从一位普通农村党支书的回忆中，感受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闻宝恒是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党支部书记。据他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2年春节过后，镇里要求各村组织党员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我们拿到手的学习材料是镇党委副书记传达谈话的录音带。我听着录音，心情越来越激动。尤其是听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内容时，我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找到感觉了。我在讲话中看到了我们村子的希望！散会后，我又把南方谈话内容反复听了好几遍。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以前曾经有过但是一直被压抑着的念头像水泡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就等着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了。经过村党支部周密的讨论和研究，我们决定利用村子地理位置好的优势，以股份制的形式建一个加油站。万事开头难。筹措资金更是难上加难。当时村集体的账上没有一分钱，而建一个加油站的起步资金就得100万元左右。大部分村民对建加油站持观望态度。怎么办？我首先拿出1万元，其他村党支部成员也带头入股，筹到了30多万元。我又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了合作单位，资金终于到位了。1992年底，加油站建起来了。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加油站效益不错，股民分了红。1993年，我们又相继建起了农场、养猪场和造纸厂，也都是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经营的。刚开始，有些股民年底分红时有争议，认为同样辛苦一年，到手的红利却有多有少。这说明有些村民还没有摆脱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就反复做工作，给大家讲‘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道理。1994年以后，村民们对股份制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可，参股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结构合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产权制度。最近我们刚刚统计出来，全村70%左右的村民都成了股民。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实行，使村经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到今年7月份，全村经济总收入2亿元，人均年收入1．35万元。种猪场有位股民，2003年仅年底分红一项就拿到了10万元。”(8)
在这样的改革历程中，农民的心态和观念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建立只是农民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本能反应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器，也为中国农民彻底改变其传统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和载体。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压力，迫使每家乡镇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那种因循守旧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新技术、新事物、新要求呼唤新的价值观和交往方式。
根据无锡市有关部门的调查，农民的思想观念已经出现十大变化，如从封闭保守向城乡结合、全面开放的转变，从重农轻商向“无商不活”、“以销促产”的转变，从“不患贫而患不均”向敢于“冒尖”的转变等。(9)而相应地，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变化和精神因素的作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在观念和实践的互动中，中国新型农民的视野、追求和活法都变得更加丰富健康。脸也许还是黑黝黝的，手也许还是粗糙的，但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技能，他们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敏感和适应能力都将不同以往。今天的温州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宁做鸡头，不甘凤尾；今天的温州企业一般分工明确，质量优先，注重诚信。所有这些经过市场打拼而成的文化品格依然体现了道不离器的精神。温州有许多全国第一，如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信用社，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全国第一条内地与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胆量和气魄并非天生，多半来自家用电器修理、矿灯配件购销、自产自销多品种螺丝等家族型小企业的务实实践；来自“一双手”（手工制作）、“两条腿”（外出营销）、“三分邮票”（订单邮寄费）、“四小产品”的白手起家；来自“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无所畏惧。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有了资本，有了经验，更增添了创造的勇气和智慧的领悟，更加坚定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的信心，于是才有可能在别人看不到商机的地方发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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