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维模式解读

我们在2.2.1节讨论的所谓“演进经济学”是一种关于技术变迁和市场竞争的动态经济理论。正如我提到的那样，这个理论是以经济学家熊彼特在50年代对创新和企业动态演进的基本思想为基础的，后经耶鲁大学的纳尔逊和温特的系统化与形式化工作而逐渐成形。纳尔逊和温特所发展的演进理论实质上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企业（或产业）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无法在新古典的分析范式里得到直接的回答。新古典的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均衡”）无法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企业间竞争的动态变化作出很好的处理。他们为此而不再使用“利润最大化”概念来定义企业的行为方式，而使用“寻求利润”（profit-seeking），并借用生物学的“自然选择”概念来构造关于技术进步和熊彼特式的市场竞争的演进理论。

演进经济学的基础思想和假设被推广至“过渡经济学”似乎就很容易就经济改革的方式做出理论上的一种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默雷尔的工作就做在了这里（Murrell，1992）。默雷尔认为，演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构成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从信息的连续性出发，指出了演进经济学对于改革方式的理论含义：第一，在改革之初，必须保存现存的生产组织，变革的速度必须足够的缓慢以避免生产组织的崩溃；第二，在新兴的部门，需要引进新兴的“进入—退出”机制。这两方面显然是有抵触的，因此，这自然就需要在改革初期依靠一个“二元”的部门结构来满足过渡中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需要（Murrell，1992：92）。显然，演进经济学对于渐进改革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给予了理论的支持。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属于技术变迁的理论，而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除了应包括演进经济学这个关于技术、组织的演进学说以外，还应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例如，汪丁丁博士曾在综合以上学说的基础上构造过一个一般的制度变迁理论（汪丁丁，1992）。而且正如我刚刚提到的那样，用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中央计划经济下的改革过程和改革方式曾是并且至今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之一，尤其成为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研究“过渡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经济改革的方式和改革过程中的产权、制度变迁方面的内容无疑是有价值的理论工作。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现有的研究多数还只能停留在对改革过程作出一般的理论描述上，它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者只是对改革中国家的制度变迁进行预测性的讨论，缺乏更多的对改革方式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研究。^[30]可以说，早几年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个极为致命的缺点，即：它还只停留在一般理论上，缺少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经验材料的支持（盛洪，1994）。但是，要做出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实证研究工作，新古典的理论和方法可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改革过程是一个以某种方式使体制变迁和产权重新界定与调整的过程。对改革过程的这种理解很容易使我们去发展一个关于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要看到，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史观，它本身并不等于改革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31]，尽管它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改革过程的深层次问题的认识水平。我在本书的开始部分曾提到，我的直觉表明，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问题上，从方法论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可能是最能发挥其分析能力的经济理论。这并不是说，新古典的理论本身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改革的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激进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常常这样认为），我认为，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改革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时候，直接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推论出改革的方式和政策的建议的做法（正如激进改革的倡导者们那样）无论逻辑上还是方法上都犯了“理性的自负”的错误。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不断总结改革中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加强对改革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这当中，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原理与分析方法必将发挥其逻辑优美和简洁性的功效。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优美逻辑及其简洁性的优点使它也常被用于制度分析和对制度变迁进行理论上的构造。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工作，例如，杨小凯等人（Yang et al.，1992）对产权变迁问题所做的理论化工作，林毅夫（Lin，1988）对中国农村1978年后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把交易成本概念引入了正统经济学的“环境”，他们所做的这些理论化工作对制度变迁理论无疑作出了贡献，但就其方法论基础来说，这些理论仍是新古典意义的。^[32]演进经济学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去加以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演进经济学也是现代正统经济学的一个扩展。它关心信息问题，看上去它与关心资源配置问题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实际上并非如此。熊彼特（1950）也好，纳尔逊和温特（1982）也罢，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把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应用于对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方面的分析罢了。他们可以批评新古典理论，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注意研究技术与制度变迁，没有把信息视为重要的问题加以考虑，但是这些批评本身正好说明新古典理论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被扩展和运用到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上来。他们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回答市场竞争的动态学问题。^[33]我们知道，正统的经济学是一种典型的静态/比较静态理论，它主要是用于说明并刻画经济（或经济中的某个行为者）达到“均衡”时的条件以及用于描述这种均衡（效率）的一般方法。正统经济学虽然研究了市场的结构，但没有涉及动态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演进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恰恰说明，正统的理论在很多方面留下了可以扩展的理论空间和机会。

虽然演进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用于分析“过渡经济”的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但在本书所研究的改革方式问题上，我依然采用了新古典的方法。也就是说，本书的方法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它以静态/比较静态的均衡分析为主。你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多局限性，但是，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部分地取决于你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性质。对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演进经济理论也好，制度变迁理论也好，新古典经济学也罢，它们都可以以一种互补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研究过渡经济，在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演进理性主义”与“构建理性主义”的对立。一般来说，正如本书那样，如果你的研究关注的是微观个体（企业或产业）的市场行为问题，那么进行静态均衡分析常常是十分自然的事，即使这个被分析的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由于你关心的可能只是这个变迁过程中的“配置效率”问题，因此你就未必去考虑它的动态学。本书的理论分析及其方法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为了使用静态均衡方法，我必须在理论分析之前用“利润最大化”来处理过渡经济中的国有部门的目标函数。把过渡中的国有部门处理为“利润最大化者”当然是一个简化但并非大胆的假设。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过渡经济中，无论是新兴的非国有部门，还是传统的国有部门，利润无疑是企业最关心的经营目标之一，如果它还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二是，已有的一些研究证明，过渡经济中，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用新古典的方式加以处理并不太离谱。在很多研究过渡经济学的文献当中，把转轨中的国有企业处理为“利润最大化者”似乎已成为通常的做法（例如Byrd，1987；Hay et al.，199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做出这个目标函数假设本身并不值得太多争论，重要的是，在这个假设下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和所进行的理论分析是否对所研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释。

【注释】

[1]应该说，主流经济学对于什么是“理想的状态”有相当完整的知识，因此，主流经济学可以十分容易地告诉人们价格扭曲的福利效应是什么，企业如何对扭曲的价格作出理性的反应等等。尽管主流经济学还不能提供一个如何走向（而不是实现）“理想状态”的过渡理论，但是它在分析扭曲和各种管制的效应方面做得却相当出色，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由计划全面控制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来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知识。

[2]毫无疑问，正统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除了经济学家怀抱了扩大经济学的影响力和提高经济学在政府和公众中的地位与形象的愿望之外，经济学的发展理当归功于人们的一种理性追求，是人们努力了解和理解自身及其命运和处境的内在追求推动着经济学这一理论的发展。毕竟，经济学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关系提供了一个精巧的观念体系，面对社会经济五彩缤纷而又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复杂结构，面对主宰人生命运与生活的力量和力量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能在思想、精神和心灵上有所把握和依凭。经济学进入20世纪以来，如果说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就在于她比较成功地模拟了科学的逻辑结构和分析范式，在经济学的这个分析范式和逻辑的体系里，经济学家确实有了许许多多的发展，其中也的确有不少重要的发现。

[3]最早偏离苏联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国家是铁托总统领导的前南斯拉夫。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排除出共产主义营垒，结果使得南斯拉夫走上了偏离正统苏联模式的体制选择的道路。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寻求了所谓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体制即“自治制度”。1950年7月制定了工人管理企业法，宣告了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经济模式正式分道扬镳。从此开始，可以说南斯拉夫经历了瓦解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实验，一直到80年代后期前南解体为止。匈牙利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唯一一个不断改良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它的分权化改革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然而始终未能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问题。1968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方案（称为建立新经济机制）虽然设计为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但似乎一直未能解决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此，匈牙利经常被认为是前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进行改良或实施分步改革的经典例证。

[4]第一次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热潮发生在20世纪初叶，到30年代达到高峰。“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最初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理论问题。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把他发展起来的最优福利理论应用于假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认为两者是相容的。1908年，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罗尼发展了他的老师帕累托的观点，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的条件（巴罗尼，中文版，1986）。1920年新奥国学派的代表冯·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米塞斯，中文版，1986），结果引起了30年代的一场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论战”。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承袭巴罗尼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建立一套模拟市场的均衡价格体系（泰勒，中文版，1987）；而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和伦敦学派的罗宾斯则继承了米塞斯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资源最大配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最后，在美国执教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于1936—1937年发表了他的“兰格模式”，使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暂告段落（兰格，中文版，1981）。但是“兰格—泰勒”模式对东欧60年代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的“布鲁斯分权模式”、“锡克模式”等都带有强烈的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烙印。

[5]从哈耶克的认识论和自由政治哲学上说，市场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构建理性主义”的逻辑结果，这种“构建的理性”相信人们可以按照一种理性的设计来重建制度，这与他相信的“演进理性”是相对立的。

[6]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说似乎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以及在比较经济体制方面的延伸），在经验上又得到了东欧一些早期经济改革经历的支持（如匈牙利、波兰等）。因此，这一观点很自然地成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东欧和苏联于80年代末向市场过渡初期所能提出的现成的改革的指导思想。

[7]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困惑的时期，债务危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当、与国际分工脱节等等，困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80年代中期，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接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实施迅速的宏观稳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案。进入90年代，有些经济学家便开始对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总结，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一个成功的结构调整方案应包括紧缩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货币的自由兑换，自由的外贸，税制改革以及制度上（如立法上）的相应配套（Williamson，1990）。

[8]严格地说，俄罗斯是1992年1月1日正式公开宣布实施“休克疗法”式改革方案的，从此，俄罗斯一次性全部放开价格（包括外汇汇率），停止对企业的补贴等。但是，俄罗斯的企业私有化运动早些时候就开始了。

[9]据报道，萨克斯在1996年初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抱怨说，俄罗斯至今得到的外援是微不足道的。他指责西方社会、IMF和世界银行在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方面行动迟缓和暧昧，至今未拿出一个行动计划来。他还用战后美国对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数字来比较美国今天的援助计划，认为今天美国比50年前吝啬多了。

[10]在接受《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帕金的采访时，萨克斯对他的“休克疗法”方案的基本内容高度概括为四个方面：宏观稳定化，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他强调，宏观稳定和经济自由化政策需要迅速实施，所以这种方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大爆炸”，但后二种方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Parkin，1993：1008）。

[11]请注意，俄罗斯这一次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是紧接着它宣布激进改革政策之后而发生的，不能不归咎于“休克疗法”的“奏效”。

[12]在西方，这段时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已走到死胡同。经济学家似乎十分灰心，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不上不下”的格局，让外界的人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英国剑桥大学的诺兰甚至用“Puzzle”（谜）一词来形容这种局面，尽管他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参见诺兰（Nolan，1992）。

[13]默雷尔（Murrell，1992）对于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区分实际上是关于改革的一般方法的哲学或世界观，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演进经济学和保守政治哲学。在他看来，激进式改革实际上把社会看成一个资源配置手段，而渐进式改革把社会看成一个信息加工手段。在前者，理性优于经验和实验；在后者，认为社会已经积累起来的实验智慧即个人知识的储存是弥足珍贵的。在前者，改革的目标模式被更多地理解成为一种机械主义式的整体机制，从而可以通过经济学家的理性推演得出关于改革的最优方案。政府作为这种观念的接受者，把整个改革观念灌输给社会。在这里，政府成为一个工程师，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忠实而又全面地推行这一方案。在后者，改革的目标模式从来是不确定的，“摸着石头过河”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事实。政府从来不敢完全抛弃传统的体制，它重视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而改革的过程成为政府向改革中的既成事实的不断让步。在这里，政府更多地像一个艺术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权衡，权衡各种旧的经验和新的经验。当然，更深刻地，可以把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的差异追溯到哲学史上那场旷日持久但又尚无定论的争论：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争论（方颖，1996）。

[14]当然，“构建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的划分是哈耶克明确提出的。哈耶克把哲学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构建理性主义，另一个是演进理性主义。哈耶克认为，笛卡尔、霍布斯、卢梭、边沁都是构建理性主义者，而斯密、柏克、孟德维尔、休谟和托克维尔则是演进理性主义者。参见霍伊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霍伊，中文版，1992）。

[15]这意味着，渐进主义的改革必然带来一个混合体制，或者说，渐进式改革会不可避免地使改革中的经济形成一个双轨并存的过渡体制。当然，这同时也表明，渐进改革就意味着局部的改革，分步走的改革。

[16]如果说新古典正统经济学演绎了市场机制的内在一致性的逻辑，那么演进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了作为历史的、经验的和具体市场制度的内在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演绎的理性主义和历史的经验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甚至对立存在时才有意义。例如，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历史和制度学派（包括新制度学派）作为非主流理论的存在正是以主流的理性主义逻辑演绎为衣钵的，而它们反过来通过提供可诉诸的经验和扩大经验的范围又推动着理性主义逻辑演绎的起点。

[17]凯恩斯的这段话援引自本书作者的笔记本，但我未能找到这段话的出处。

[18]这个说法好像是格罗斯菲尔德在分析西方经济学对改革经济学有什么可借鉴之处的论文里提到的。参见她的论文《改革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Grosfeld，1990）。

[19]应该说，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看法大致可分两大派别：一些人认为市场自身是完善的，政府的作用是充当“守夜人”，为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运作环境和法律结构；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应积极干预经济的运行，以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以后的30年间，后一种观念显然成了主流，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全等），需要政府的干预。于是，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制、税收来调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可以部分实行国有化。当然，这是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假定；政府的介入是没有社会成本的。
对政府干预的很多研究多半是在“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福利经济学关心的是社会经济福利的增长，考察公共产品、报酬递增及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的问题，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是，6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非市场（政府及官僚机构）失灵的存在。德姆塞茨（Demsetz，1969）以及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妄图用一个完美的政府取代一个不完美的市场的想法是荒谬的！他们大量讨论了政府干预带来的所谓“非意愿结果”的问题。有许多学说对这些问题从不同侧面展开了讨论，它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和官僚理论，公共企业经济学以及政治商业循环。

[20]沃德在这篇论文中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分享收入的最大化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当企业的目标函数不是利润而是人均的收入最大化时，企业的供给曲线会发生什么变化。沃德发现，在人均收入最大化时，竞争性企业的产出变化与市场价格呈反方向，这意味着企业面临一条负斜率的供给曲线。沃德的这个理论模型被认为是对南斯拉夫工人管理（自治）的企业制度的高度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参见沃德（Ward，1958）的论文，或其他的介绍性文献（张军，1991，张宇燕，1992）。

[21]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曾于80年代中期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的青年经济学家，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改革初期人们认识到深入理解传统体制的结构和它运作的逻辑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恐怕就是科尔内的实证研究方法和他所使用的规范语言深深吸引了中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后一原因可能起了更大的影响作用。

[22]在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自于国际上有影响的刊物《比较经济学》（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和《计划经济学》（Economics of Planning）。这两本刊物成了经济学家研究计划经济（及其变种）和经济改革理论的阵地。

[23]在比较学方面，把经济体制分解为决策结构（D）、信息结构（I）和动力结构（M）三个要素并以此构造一个系统的比较理论的是美国学者纽伯格和达菲等人。他们在1976年出版了教科书《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理论框架。该书的中译本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倍受中国学者的关注。

[24]80年代中期以来，一大批反映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的经典作品被陆续翻译出来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和其他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持久的影响力。应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正在吸引更多学者的新理论观，它着重权利、契约、交易成本、国家本质以及历史变迁的分析这一独特视角，理论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全部论题，因此，必然引起处在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变和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强烈的兴趣。不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广泛影响的背后，存在着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学家仿佛看到了他们有望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作出自己贡献的历史机遇和未来。

[25]关于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一般理论，可参见拉坦（Ruttan，1978，1984）、林毅夫（Lin，1990）。顺便指出，林毅夫的这篇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是一篇关于制度变迁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

[26]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所由几位中国经济学家发起创办的民间研究机构，同时又是企业法人性质的咨询机构，1993年在北京成立。“天则”一词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表明了该所有意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由该所实施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第一批9个案例已经完成并结集出版，第2批13个案例则即将完成。参见张曙光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张曙光主编，1996）。

[27]由盛洪选编的这本论文集收入了8位青年经济学家的11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改革或过渡理论的初步研究成果。这本集子也成为1994年夏在上海举办的过渡经济学研讨会的研讨主题。

[28]产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外部性”的理论，因此，从计划分配的“外部性”出发来研究产权的变迁问题显然是适当的。

[29]关于初始的财富分配对交易双方的需求的影响，是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的注释中提到的，他认为，科斯定理需要有一个“零财富效应”的保证才能成立。如果考虑到产权的财富效应，那么初始产权分配给谁就至关重要了。参见德姆塞茨（中文版，1991，p.96—113）或Demsetz（1967）。

[30]这个问题早在1994年于上海举行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上就被认识到了，会上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需要在总结中国改革经验方面多做实证性研究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对世界作出贡献。

[31]我们认为，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或转型，是一场社会变革和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然而，这与以寻求最小改革成本或最优过渡路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经济学并非完全一回事。事实上我们需要谨慎地将制度演变的方式与改革（过渡）方式区别开来。参见本书第3章的讨论。

[32]这表明，新古典的方法为研究制度变迁同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方法论基础，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魅力所在。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实质上都是用构建数理模型的方法来讨论制度的变迁和演进过程的。

[33]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正统理论旨在解释在各种供求条件下如何决定价格、投入品和产出品。例如，从局部均衡的产业分析来说，理论演示的中心是推导产出供给函数，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市场对产业的某个产品需求扩大了会怎么样？如果某个投入品价格提高了又会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正统理论只是讨论比较静态的均衡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却没有讨论这种新的均衡是怎么达到的，这个调整过程是什么。而他们就是要给出一个用于解释这种变化过程和变化机制的演进理论。参见Nelson和Winter（1982，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