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49年的上海试验，让共产党人在流通和资本管制上获得了经验，那么，开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工业建设上的一次完美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在朝鲜与美国开战，西方世界从此对中国大陆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无私帮助下进行的。据薄一波回忆，“一五”计划所有的表格都是苏联专家帮助做出来的，“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么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2]苏联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评论道:“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3]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然公开对立的东西方世界先后展开过两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援助计划，一个是1948年到1952年，美国为欧洲重建所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另一个便是1953年开始的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建设，它们都不出预料地达到了振兴经济的目的，不过却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
“一五”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投资建设156个重大项目，史称“156工程”。其中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方面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额的85%。在整体规划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机械领域的大工厂隆隆建起。以钢铁为例，五年内炼铁能力增加了280万吨、炼钢能力增加了253万吨，加上原有钢厂的产能，我国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5.2万吨猛增到467万吨，整整提高了将近20倍。“一五”期间，中国建成大型汽车生产基地，造出第一辆自主研发的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建成了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开通了北京到拉萨的航空线，在武汉和包头新建了两个大型炼钢厂，完成了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项目的兴建，还在洛阳和哈尔滨建成了拖拉机厂和轴承厂，在兰州建成了大型炼油基地。中国的重工业结构和区域布局陡然改观。
中国除了从苏联引进了技术之外，还全面引进了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
这是一种由国家“全统全包”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国家以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育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在这一体制下，一切新老企业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的项目和投资，都由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无偿拨款；建设和生产用的物资，由国家通过商业和物资部门统一调拨；从事建设的施工队伍，由国家统一安排；从事生产的新增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和分配；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企业有赢利，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有亏损，也由国家财政补贴。在这一雄心勃勃的、严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从数据上看，“一五”时期，中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1949年接收时的4倍，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是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吴敬琏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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