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发达国家以英、美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议会政治、选举方式实现社会领域民主的发展。但是，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它们大都通过革命方式取得政权，建立新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长期革命战争使得社会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即是如此。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党在革命中给予人们的诸如“打土豪、分田地”“当家做主”的社会民主承诺集中体现在政权建立之后能否迅速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林尚立认为，政治动员之所以会在当代中国出现，代替发展生产力的实际地位，成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不可缺少的直接推动力，主要是源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和方式的争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渴望。当然，无产阶级固有的革命的逻辑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也是政治动员得以重现的内在逻辑。(13)因此，革命后的领导人和政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采用通过政治的手段，譬如权力、意识形态等来促使社会经济超常规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而实践也证明，只要政治动员手段得当，运用合理，实现社会秩序重构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能。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在不同的政治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形态，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就总体而言，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动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14)。而政治动员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5)。这就是说，政治动员除了政治性意义功能之外，应该说还具有社会性的功能，突出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利益方面。这在后发展中国家体现得较为突出。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可以用于促使社会经济超常规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
一、斗争动员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斗争动员思想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哲学，它的理论逻辑是：社会是分阶级的，社会成员在人性上是一种阶级性的反映。同时，各个阶级之间往往会因为利益、价值观等等的不同而处于一种相互斗争状态。从社会民主与民主宪政关系看，斗争动员思想在毛泽东这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通过确立“敌我”双方实现中国新旧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与重组
在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无产阶级与敌对阶级的斗争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中研究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以及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在他看来，“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
（二）通过建构阶级意识——从日常生活“苦难”到“阶级苦难”，塑造社会各阶级阶层的阶级意识
政治动员归根结底是由政治权力主体发动的，他们掌握政治动员所需要的大量资源；与之相反的是，广大社会成员由于缺乏资源以及依附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在政治动员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成为支撑主体的力量。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领导和发动政治动员是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政治精英；另一方面被动员者却是广大的工人、农民，他们当中大多目不识丁，缺乏共产主义等伟大的理想信念，更不用说具有与生俱来的阶级意识。因此，政治动员的主体在运用斗争动员时，就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构建阶级意识。这就是说，要将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群体日常生活中朴素、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使其超越日常生活，与“阶级意识”，进而与实现社会领域民主发展和国家政权的角逐联系起来。
对阶级意识的建构，毛泽东予以充分的重视。他非常善于采取这种方式，将深刻的革命理论转变成通俗的百姓语言，为人民所接受，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17)。通过阶级意识的构建，工农阶级以及其他群体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苦”，成为斗争动员的阶级意识的基础，而且广大工人、农民在内心世界中塑造出政治动员的主体——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形象。
当然，毛泽东的斗争动员思想也并非只是通过象征性的符号来建构阶级意识。斗争动员之所以会取得巨大成功，一方面是由于自鸦片战争外患入侵以来，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政党无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非但如此，反而使中国陷入政治秩序的混乱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并以实际行动获得人们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斗争动员不仅控制了象征领域，而且还掌握了物质领域，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经济政策，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因此，毛泽东的斗争动员的思想获得成功，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二、组织动员与社会结构的重组
组织，指的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18)社会群体不断聚合形成组织的过程即是组织化。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组织动员的过程即是社会成员不断被组织化、网络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群体追求某种目标的过程。在对待组织动员的问题上，总的来说，毛泽东是一种严重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把组织动员看成是使旧有社会秩序解构和新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一开始就认为，革命组织本身也可能变为毁掉革命目标的温床和原因，而革命目标的毁弃就会使社会走向反面，朝有利于反革命目标的方向发展。
那么，什么是组织动员呢？所谓组织动员，指的是根据组织的功能或人们的职业、年龄、性别等，分门别类地把人们吸纳到各种政治组织中。这些政治组织基本上是按其功能或成员的职业、年龄、性别分门别类、自上而下建立的。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组织动员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和共产党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党和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一般而言，由于组织所具有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分配，通过组织化网络进行社会秩序重构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个体成员一旦进入一个新的组织体系，权威的指示便随之而来，如影相随，譬如告知宗教信条、军事命令或某种社会团体的章程，等等。因此，加入组织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组织义务，遵从组织的规定以及自上而下的上级权威性的控制。在借助组织维护自身个人利益的同时，个人必须向组织及其上级表示支持或效忠，以及交出自己进行行动的控制权。在同一层级内部，由于有上级权威甚至是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存在，他们在组织内部成为一种象征，个体成员运用他们的权威相互动员，使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为每个成员带来利益。因此，组织化控制的社会制度建构模式，主要是按照组织的层序性结构，“由上而下一级级地推动下去”，使“上层的动员即能得到下层的反应”，从而有力地保证社会秩序沟通渠道的畅通，为在较短时间内聚集足够力量、实现政治目标奠定坚强的组织基础。(19)
通过组织动员实现社会秩序重构，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成就。早在革命前期，毛泽东就看到了组织化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巨大威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写道，“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组织中，都立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20)。此后，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组织化控制在构建社会秩序中的运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1)。因此，“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22)。
作为组织化控制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地总会。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战争，把一切人力、物力献给战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党首先于1937年9月20日在晋察绥的战地成立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战动总会的目标主要有三点：（—）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二）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战动总会建立之后，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组织的地域范围包括晋察绥三省。总会内设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武装部、铲除汉奸部、动员分配部及总务处；各部、处下设科。总会下有县动委，县动委会下有区动委会，区动委会下有村动委会。战动总会的建立，“实行统一动员……既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又可以减少阻力，避免影响社会秩序”(23)。这种组织化控制方式，无论是在组织秩序构建还是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实践成效看，战动总会协助中共地方党委，协同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带头在各县、区、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农民、妇女、青年和工人运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反对封建势力和旧的思想习俗。同时，在人力资源方面，1938年4月，战动总会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战士的各界代表会议，会上根据各部队提出的要求，决定动员新战士23800人。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各县动委会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动员了2万余人。统计表明，一年之内仅晋西北地区，共动员了新战士7万多名，前前后后，各县动委会直接动员到八路军中以及补充到决死队和战动总会各支队中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四月会议上原分配的数字。仅崞县一个县，就组建成八路军的两个团，合计6000多人。群众还自动组织起神山营、黄牛连，整营整连地参加到八路军中去。此外，战动总会还动员粮食、布匹、毛皮等钱财物资，动员妇女做军鞋，支援八路军和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控制是仿照苏联模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党的基层组织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享有高度的权威，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党组织体系。除了党组织体系之外，中国政治组织还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基本因素包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群众政治团体。这些政治组织无论是在纵向还是横向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链。这种高度内敛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扩张功能，可以有力地、迅速地进行社会整合和汲取资源。中国的组织化网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秩序、有步骤地扩展开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政治控制中起中坚核心作用。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24)林尚立认为，中国社会中的组织化是“直接由政府动员和推动的社会组织化……它是将一个被人视为一盘散沙和专门分散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行动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价值取向，即不仅要把中国社会组织成一个整体，而且要组织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这种组织化是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前提”(25)。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组织网络化还不能上升至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前提，但是，组织网络化却是党试图将“一盘散沙和专门分散的社会”成功整合起来的重要前提。这就是说，在社会秩序重构中，组织就是通过确定的标准，来引导、协调各种各样的、追求不同目标的次群体。
三、群众动员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群众动员是从群众路线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动员。所谓群众路线，即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路线。群众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代名词，它可以指包括敌对势力在内的所有社会构成成员；但是，在毛泽东这里，一般情况下是工农阶级的专指。毛泽东相信工农阶级是一切革命战争伟力之所在。正因为毛泽东看到工农阶级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动员力量，所以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喜欢并擅长通过群众动员来实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纯洁化，以及反贪污、反浪费等政治目标和社会问题。在他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26)。“人控制武器”“政治挂帅”以及“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等命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一以贯之。
（一）在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中，官僚主义等等党内不良作风必须借助于群众动员才能得到净化，而群众在动员中也得到了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增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从1925年开始，毛泽东就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且很快就在农民运动中崭露头角。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代表性论著中，毛泽东鲜明地反对了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27)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实质都是不能正确分析革命形势，不能看到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伟大力量，进而悲观地估计了自身的力量。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阶级。社会建设时期，对于群众路线以及农民阶级的积极性，毛泽东更是高度重视。
因此，在毛泽东思想中，为了某种观念——共产主义信念为价值取向的群众动员，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为了在国家和社会之中建立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依据的权威统治，即通过对社会的精神领域（包括思想和知识）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以求最后达到目的。
（二）在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中，我们党必须经常性开展群众动员以解决各类临时性暂时性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通过群众的政治动员，许多运动的价值取向都是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反抗或国际战争之类，具体而言，譬如延安时期的整“三风”、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反”“五反”，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正如汤森所说，“每一次运动都含有双重目的，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28)。因此，群众的政治动员，在毛泽东这里总是经常使用而又是不连贯的，它总是被赋予处理各种各类社会问题的意义。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毛泽东在信任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的同时，也对农民自发行为可能导致的结局表示出深切忧虑。这种忧虑反过来又强化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命题在实践中的运动。由此，信任与忧虑、放松与管制、说服与灌输等等成为二律背反，不断地纠缠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也成为影响通过群众动员处理社会问题效果的关键点。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在毛泽东看来，还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
当然，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并不能仅仅归结为群众动员。美国学者莫里斯·麦斯纳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成为毛泽东思想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是通过对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动员这一模式的分析，我们看到，不仅在1949年之前，而且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思想在动员广大群众方面始终都是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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