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社会动员

【本文摘要】宣传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包括革命运动在内的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借助可能穷尽的传播手段，让尽可能多的民众就实现某种目标达成共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传播手段最发达、宣传技巧最为高明的国家，其社会有效动员、控制公众舆论与态度的原点，其实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本文详细分析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有效传播手段，有助于我们进行有效传播与说服。

【关键词】宣传技巧　社会动员　独立战争

要问当今世界，宣传机构最为发达、宣传技巧研究最早、宣传手段最为高明的国家是哪个，选择是美国恐怕不会有异议。美国对宣传技巧的使用及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4)。独立战争期间，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运用了哪些宣传技巧，宣传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值得从事宣传工作和研究宣传的人去分析玩味。作为美国现代宣传的滥觞，管窥独立战争中的宣传技巧，或许可以有助于理解当下美国战争宣传的端倪和萌芽。分析独立战争中的宣传技巧，我们会发现拉斯韦尔所界定的宣传“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其依据的原点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在美国的独立战争。

一、宣传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是这样评价宣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将这次争取自由的斗争看作是一场阶级冲突，那么这既是国内的斗争，也是国外的斗争。这场阶级斗争是由一群精明能干、善于辞令的‘鼓动家’们指导的——这的确是对这一冲突的性质的最好明证。因为要是没有这些阶级领袖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真枪实弹的战争。”换言之，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鼓动家们的宣传活动，是战争发生和胜利的关键原因。英国历史学家莱基则说:“像其他大多数革命一样，美洲革命是干劲十足的少数人造成的，他们成功地调动犹豫和动摇的多数人走上他们并不怎么向往的道路，并逐步把他们引到了一个无从后退的立场。”

宣传在美国独立战争所起的鼓动作用，并非虚言夸饰。美国之所以能够打败英国军队，是因为它拥有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支持。当时几乎每个白人都有枪，并且都会使用枪。但如何把这些白人鼓动起来、武装起来则是个难题。当时的现实是，如约翰·亚当斯认为，反对战争、持中立态度和支持战争的人各占三分之一。而有效的宣传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不管革命群众是否成为民众的大多数，他们承担起责任，策动了头等重要的活动。通过遍及各处的许多机构(如通讯委员会、自由之子社)，他们以始终不懈的热情从事有利于爱国事业的鼓动宣传。”在当时，“爱国志士所进行的鼓动工作一定是紧张和广泛的。根据数以百计的小册子、成捆褪了色的书信、报纸合订本以及收藏在一起的漫画、传单和讽刺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思想激动足以同一百多年前作为英国清教革命进程特征的思想激动相比”。

事实上，在当时北美殖民地，军队成了一个向穷人慷慨许诺的场所，是一种最好的实体宣传，在这里可以晋升军衔，领到军饷，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任何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历来都使用这种传统的手段，他们藉此鼓动和约束不听话的民众。为从军服役的穷人提供一次冒险和获得报酬的机会。其目的就是鼓动他们去为他们不甚明了的事业而战。这种宣传的效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所说:“城市商人、劳工、海员以及小农阶层人士，都被独立革命的花言巧语所吸引，通过在军队忠诚服役、借助重新分配土地，而纷纷得以加入‘人民’的行列，这样就创造了一个支持实体，一种全民共识，一个把被轻视、被压迫人民排除在外的国家，即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

二、革命派的宣传内容及技巧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宣传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内宣传多，对外宣传较少(最为显著的一次是杰斐逊在法国游说以赢得法国的支持);对敌宣传少，对内部反对势力宣传多。这是由北美殖民地在是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狐疑态度决定的。宣传的首要目标就是消除疑虑，统一认识和行动。对内宣传又主要是宣传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以消除中间派和保守派的忠君思想和叛国心理，激起他们的战斗激情，把他们拉入革命队伍;在此基础上鼓舞他们的斗志和士气，激励他们将战争进行到底。可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要打赢两场战争，一场是宣传战，一场是对英军的交火战，只有赢得前一场战争才能赢得后一场战争。当时北美殖民地的精英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塞缪尔·亚当斯的好朋友乔塞亚·昆西认为，仅仅公正地思考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思想一致，然后才能形成舆论的统一力量，强大到足以使为他们的事业而奋斗的勇士们战无不胜。这种认识深入到每一个革命派精英的大脑。这似乎也告诉我们宣传时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是影响宣传效果的重要变量。

宣传组织化、职业化。建立各种专门的宣传组织，如通讯委员会、自由之子社、波士顿决策委员会等，调动全部宣传手段，使其覆盖无远弗届。利用雕塑激起民愤渲染事态是革命派的独创。1770年3月5日，“波士顿惨案”发生后，北美殖民地反英怒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这种怒潮更因殖民地领袖们的引导而趋猛烈。塞缪尔·亚当斯与约瑟夫·沃沦就此曾进行大量的宣传。而保罗·里维尔的宣传最富有特色，他制作了一件雕塑品，其内容是普雷斯顿上尉命令士兵向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开枪。波士顿人认为它是惨案的真实再现。这些宣传激起了更多的殖民地人对英军暴行的仇恨，约有一万人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里维尔还是一名出色的利用骑马传播信息的宣传员。

演讲是最常用的宣传手段，在独立革命前后都能看到宣传家们对演说情有独钟。在这时期的宣传思想家中，詹姆斯·奥迪斯、塞缪尔·亚当斯等人，被排除在英国政府统治圈之外，他们组织了一个“波士顿决策委员会”，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阐述并宣传劳工阶层的观点和主张，号召这些‘暴民’行动起来，以此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就是说，出于上层政治家自身的需要，他们想把底层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1762年詹姆斯·奥迪斯发表的演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律师为动员城市流动商人和艺人而进行演讲的范例:“像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必须以汗水和劳动养家糊口。而且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名誉抛在一边，为了挣得一片糊口的面包，我们也不得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而那些任意支使我们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比我们高贵，他们的豪华和荣耀完全是剥削的结果。……”在那些日子里，波士顿似乎到处充满了阶级仇恨。在1764年的《波士顿公报》中，有人写道:“掌权的一小撮人‘极力宣扬’要使一个人地位低贱，就要让他一直贫穷下去”的政治主张。这些宣传极富煽动性，同时又很明显地指出造成美国民众贫穷的根源，波士顿民众中积蓄以久的怨恨终于在1765年转化为一场反抗印花税的斗争。

进步派人士帕特奇·亨利的出色口才派上了用场，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他四处演说宣传。他相信凭口舌就能调动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尤其是那些身处底层的人，在了解自己处境悲惨的原因后，将会更加坚定地反抗英国政府。他认为在宣传上要含糊其词，这样不仅能避免参加斗争的各个阶层人士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还能激励广大反抗人士的爱国热情。1765年为反对《印花税法》，帕特奇·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说，“凯撒有他的布鲁特斯，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指出了独裁者的下场。议会通过他的议案，声明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拥有“对本殖民地居民……课加赋税的唯一权力”。同样，亨利也运用加以恶名的宣传手段把英王乔治三世说成是凯撒、查理一世似的独裁残暴君主，因而反抗他是天经地义的。

战争打响后帕特奇·亨利向人们鼓动说:“要想缓和事态是徒劳无益的，先生们可以叫嚷‘和平、和平’，但和平并不存在。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下一次从北方吹来的暴风，将会把武器碰动的声音带到我们的耳边!我们的同胞们已经走上战场了!”杰斐逊说:“现在到处都在热烈地谈论着战争，没有一丝和解的希望，只有有力地拿起武器。”而约翰·亚当斯则警告英国人说:“只能用砖头和炮弹来回答砖头和炮弹。”华盛顿在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后，对募集的正规军发表演说:“记住，军官和士兵们，当你为自由的福祉而战时，你才是自由人;如果你不能像男子汉承担责任，那么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的命运将永远给人当牛作马。”即“男子汉为自由而战!”这些口头演说简短有力，感情充沛，号召力强，给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指出了战争的目的所在，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事实上人际之间的传播往往比通过纸质媒介更有效果，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演说在战争中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可否认。

在战前，政治漫画也是革命派一种十分有效的宣传方法。最为有名影响最大的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关蛇的漫画《不联合，即死亡》。漫画中的蛇断为八段，喻指北美各殖民地，以呼吁各殖民地的联合。漫画刊于1754年5月的《宾夕法尼亚报》，波士顿和纽约四家报纸立即加以刊登。这一宣传方式结合民间传说，形象生动地向殖民地人民指出独立的重要意义，不独立的后果。后来“蛇的漫画”在1765年反印花税运动和独立战争爆发时，均一再为报纸广泛刊登。

用涂柏油、粘羽毛的方式来宣传抵制英货的方法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独创。1774年6月17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在所提要求得到承认以前使英国商业陷于瘫痪，它做出决议，制止英国货进口，并决定在各地设置由选举产生的“安全和检查委员会”来强制人们遵守会议的决定。为贯彻不准进口英国货决议，殖民地以惊人的速度组织了地方委员会，并采取严厉的措施去对付那些出售或消费英国商品的人。不顺从的公民受到浑身涂柏油和粘上羽毛的惩罚，而主张不进口英国货的人则被当作英雄而受到欢呼。通过贬损一个人、歌颂另一个人是较有效的宣传方法。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是常用的宣传方式。为反对《印花税法》生效，他们拒买印花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要自由，不要印花税”的口号，捣毁税局，放火焚烧成堆的税票，迫使税吏辞职。拒不从命的税吏，就被身涂柏油，粘上羽毛，游街示众。在抵制英货运动中，提出了“宁穿土布衣，决不失自由”的口号，殖民地人民摒弃英国的华丽服装，穿起了自制的粗布衣服。他们还拿深红色的树叶代替茶叶泡水喝，抵制英国运进的茶叶。

《独立宣言》是美利坚民族不朽的历史文献。它言简意赅，前后呼应，一气呵成，较易深入人心，激发民气，读后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宣言是美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宣告了美国的诞生。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公布后，大陆会议命令将宣言印成传单，发往全国各地，公告全体民众和前线官兵。《独立宣言》可说是对潘恩《常识》的详细论述，是继《常识》后讨伐英国的又一檄文。

当时对宣言的宣传工具主要是报纸，许多美国人是从他们订阅的报纸上第一次读到《独立宣言》的，它最初公开刊登在1776年7月6日的《宾夕法尼亚晚邮报》上。之后，其他报刊立即转载这一文献。其次是传单，而传单传到各地后，又是通过宣读的方式加以广泛传播。再次是宣读，宣言通过三四天后，宣言在后来以独立广场著称的公共广场上向公众宣读。对独立宣言的宣传在当时非常重要，宣言是独立革命的旗帜方向，是统一人心的思想武器，必须使这一宣言深入人心，形成共识，才能凝聚人心，激发战斗的动力;只有独立深入人心，才有人民为独立而战的勇气和行动。对宣言的宣传既有大众传播也有人际传播，报纸、传单和宣读相结合较好地实现了宣传的目的。

利用一切能用的报纸。艾塞亚·托马斯是另一位重要的宣传人物，他主要的阵地是《马萨诸塞侦探报》，托马斯对列克星顿之战的报道具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他把战争爆发的消息迅速及时地传遍整个北美殖民地，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走上战场。

三、保王派的宣传内容及技巧

在革命派深入开展反英独立宣传活动时，北美殖民地保王派的编辑、诗人和小册子作者也策划了一套完整的反宣传文字进攻方案。他们首先在理论上批驳革命派宣传的“天赋人权说”“主权在民说”，认为革命是违法违礼的。他们承认英国的政策和措施确实存在弊端，但坚持认为，通过一系列请愿和辩论，每一种错误都是能够得到纠正的。他们认为，将来历史会做出判决:革命违反了从遥远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传统、古老的联系和礼仪;它是同英国政权体现出来的神圣秩序背道而驰的;它所援用的平等原则“在前提和结论上毫无根据，而且是虚假的”;它所鼓励的平等运动由于把政府当作“仅仅是管理人的体制”，把统治者当作“仅仅是公仆”，因而带有“低估政府的作用”的倾向，使世界遭到威胁。持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是里文顿。

依据保王派的看法，整个革命的方案无论从历史或理性的角度看都是站不住脚的。颇有口才的保王派牧师乔纳森·博彻写道:“关于政府起源的理论，有些人迷惑不解，有些感到有趣或受到教益，其中只有《圣经》上的理论没有难以理解的困难。既然全智全仁的造物主已经创造了指挥和统治才能的生灵，就别期望造物主会放任他们在世界上单凭他们自己的不受约束的意志为所欲为。”不，他继续论证说，上帝已经在世界上安排了国王和高超的人物来实行统治。总之，保王派认为，革命悍然不顾经验、历史和神圣的制裁;须发灰白、满脸皱纹的有名人士都是赞成维持殖民地地位的。

根据这一原理，保王派宣传员开始引申下一个原理:革命是玩弄群众的无知与热情的少数诡计多端分子煽动起来的;“欺骗群众和蛊惑人类的圈套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策划的”。为了丑化革命派人士，保守派几乎把所有邪恶的名词都用在了革命派人的头上，对“加以恶名丑化对方”的宣传技巧的运用比革命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称革命派的宣传家是“阴谋家”，是“一帮暗地里出谋划策的恶魔一般的家伙……无名的卑劣律师、破产的店主、不法的走私商……可恶的土匪……人类的渣滓和糟粕”。他们大肆攻击革命派人士。说约翰·沙利文将军是“水手、农民、时髦的讼棍，每种身份你都有份，每个坏蛋都有你这德性”;乔治·华盛顿是“衣衫褴褛的队伍的头头。饥饿和疥疮伴随着他……埃及的所有虱子都跟着他跑……他是西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大首领”;托马斯·潘恩被称作“我们的雇佣作家……格拉布街上的畜生”;士兵们是从“落后边远地区”来的“半野蛮人”;他们的灵感是“叛逆……野心……伪善……欺诈……弥天大谎……诽谤……狂热……捣乱……残酷……狡猾……恶意……迫害……和迷信”。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保王派利用较多的宣传手法。他们抓住革命派一些前后矛盾的小事大做文章。亲英派的小册子作者指责爱国者宣布把自由作为他们的目标，然后用涂柏油、屠杀和横施暴政的办法来实现。保王派的一个诗人惊呼道:“赶走一个合法的统治者，我们换来了许多暴君，他们迫使青年和老人上战场送命。”另一个保王派诗人问道:“身涂柏油，粘上羽毛，囚车游街，就是因为喝了彝红茶?——武力和压制难道是强迫解放的手段?——正是那些强调全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像风那样自由的人刺穿和烧杀他们的奴隶，就因为奴隶相信他们经常教导的真理?”

从保王派的宣传中可以看到，保王派的宣传自有其理论体系，他们既从理论上阐述了革命的不合法性，又从实际事例中抓住了革命派所表现出的不足和弱点。革命派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抱有和解的想法，他们用涂柏油、粘羽毛的示众宣传方式也确实授人以柄。亲英派反宣传的媒介主要有小册子、诗歌、演讲、报纸等，运用的手段主要有理论上的论证、对革命派领袖人物的污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和丑化。因而要用革命的舆论压制乃至战胜保守的舆论必然需要天才的宣传家，需要揭示英王的暴政以煽动人民对母国的仇恨，需要从情感上打动中间势力，需要通俗形象的宣传手段和文字符号，需要让人民看到革命后的利益所在。

四、独立战争的号手——托马斯·潘恩的宣传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托马斯·潘恩的革命宣传，就没有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尽管独立战争已经打响，大陆军已经组建，但对殖民地是否独立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影响独立战争胜败的关键。在1775年底以前，无论是殖民地人还是大陆会议代表，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在内，都希望避免与英国完全决裂。“就在《独立宣言》发表前不到一年的时候，独立在杰斐逊看来还是最坏的解决方法，应尽可能推迟或避免。”但殖民地不可能永远保持这种“半在帝国之内，半在帝国之外”的局面，况且战争在继续，随着战争的推移，和解前景的日趋黯淡，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下一步该怎么办?1776年，从春到夏，人们在激烈地辩论着，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是反对战争，还是中立，抑或是支持战争，整个形式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不管哪一方用力一推，局势都有可能迅速改变。

革命派这有力的一推来自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常识》的出版促使那些徘徊观望的爱国派加入了革命活动。《常识》出版后很快风靡整个殖民地，澄清了北美殖民地对独立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认识。潘恩第一次大胆提出独立的问题。《常识》言语质朴无华，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理解:“在每块殖民地上，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貌，可是对殖民地(哪怕是在被认为是最好的殖民地)的统治却黑暗无比。”潘恩从1066年的“诺曼征服”开始，通过对英国君主制历史进行辛辣的批判，揭穿了“王权神授”的谎言。“一个法国人的私生子，凭借一股武装土匪的支持，自诩为英国国王，而不理会当地人民是否接受。他出身如此低贱，怎么会授予神权?”潘恩从权力的来源上否定英王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而反对英王是合法的正义的。

在继续接受英国人的统治还是走向独立的问题上，潘恩在分析利害得失后说:“我反对与英国人进行和解，它只有一点好处，即殖民地大陆和大英帝国或许能连为一体。但我重申我的反对意见:独立带给我们的收益决不仅仅是一点，我们的谷物能从欧洲的市场上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口的商品要在我们指定的地点交纳关税。……”《常识》中写道:“美洲人民被暴虐统治者惨杀得已经这么多，他们殷红的鲜血洒在大自然里，发出呜咽的情调，仿佛都在控诉着:现在应该是采取独立运动的时候了。”《常识》在结尾处写道:“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们!你们这些不但敢于反抗暴政而且敢于反抗暴君的人们，都暴动起来吧!自由到处遭到追逐。迎接这个逃亡者，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潘恩的《常识》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对反抗英国殖民的一篇战斗檄文，它力陈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细说依附英国与脱离英国的弊与利，使脱离英国而独立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常识。《常识》一书控诉了英国的血腥压迫，破除了人们对“母国”的迷信，粉碎了保守派的妥协思想，鼓舞了人民反英斗争的士气，因而它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有人评论说，这是一本对美国独立最有影响的小册子，它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可与十九世纪中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对于南北战争的影响相比拟。它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独立是否合法的争论，动摇了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人们争相传阅《常识》，在农场、学校、商店，到处都有高声朗读和讨论《常识》的声音。英国一家报纸惊呼，《常识》“无人不读，而且凡读过这本书的都改变了态度，哪怕在一小时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突然之间，“独立”这个无法无天的字眼，变成了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个词。一些犹豫不决的人，也开始倾向独立了。约翰·亚当斯兴奋地写道:“独立像一股洪流，每天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滔滔涌来。”富兰克林在读了《常识》后，激动地买了一百本分送给他的朋友。杰斐逊则派出特快信使，把《常识》送到在前线的华盛顿手里。杰斐逊对潘恩说:“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你说出了我们大家所想的意思，也是我们所讲的意思。”就这样，《常识》成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圣经，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促使更多的人赞成独立并向着独立迈进。

潘恩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十三篇题为《危机》的文章，是革命士兵的精神食粮，是他们战斗的力量源泉。当时的天气实际上异常温和，但对那些衣衫单薄的士兵来说，夜夜露宿旷野，艰苦莫名。衣衫褴褛的部队即将迅速解体。在1776年时关于这场战争的思想仍未明确，很多士兵对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值此危机关头，潘恩写了这十三篇文章。它们有的是在战争的危机关头鼓舞士气，有的谴责英国的议和使者，有的揭露保守派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这些文章有力地激励了军心、鼓舞了民气。语言在战斗中鼓舞士气的作用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历史从古到今，有多少毫无希望的战争是由于语言而使武器发挥了双倍的力量，从而取得了胜利的。潘恩的《危机》又何尝不是这样。他的风格像《圣经》一样洪亮和铿锵。潘恩第一篇悲壮的《美国危机》就是在1776年12月7日华盛顿强渡特拉华河到达宾夕法尼亚、大陆军只剩下三千人的危机时刻写的。首先在约翰·邓拉普的《宾夕法尼亚信件报》上发表，接着这一响亮的号角即引起了各个殖民地爱国派报刊的反响。他的文章刚一脱手，华盛顿便下令念给他那已冻得浑身麻木的士兵听。文章写道:“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能胜不能败的士兵和可以共享乐不能共患难的爱国者，在这危机中将发生动摇而不致再为国家效劳了;但那些坚持下来的人现在该享受人们的爱戴和感谢。”就在潘恩向这些垂头丧气、萎靡不振的队伍发出第一次号召之后一星期，他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在特伦顿打了一个很需要的胜仗，这是很有意义的。

潘恩的小册子能取得如此轰动的宣传效果是很值得探究的。首先，他对宣传时机的把握有独特的敏感性。《常识》和《危机》等小册子都是在人们和士兵迫切需要给予指引而又没有人指引、需要给予鼓励而又没有人鼓励的情况下写的，廓清了人民和士兵心中的疑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因而能自觉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其他宣传家所没有做到的，而潘恩做到了。其次，语言的朴实浅显通俗，感情的真挚充沛，也是其效果独特的原因之一。革命必须凝聚团结起民众的大多数，因而为革命进行的宣传也必须面对民众的大多数。民众的大多数粗通文墨或识字不多，因而针对他们的宣传必须是通俗浅显的，必须在情感上打动他们。最后，潘恩能以平等的身份，以民众中一员的身份进行宣传，拉近了与宣传对象的距离。脱离民众，高高在上的宣传自然是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潘恩在写《危机》等13篇文章时，置身于士兵中间，与他们同呼吸共患难，因而他写的文章自然容易引起士兵情感上的共鸣。当然，潘恩刚刚从英国来的身份也有助于他与民众和士兵接近。最后，报纸刊发，口头宣读，口口相传，提供了畅达的传播渠道。

五、结　论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宣传技巧充分证明:“欲进行革命之行动，必先兴革命之舆论”;在革命活动中，媒体“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革命与宣传如此密不可分，与其说宣传独立于革命之外，不如说宣传是革命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在革命进行之前，抑或在革命进行之中，宣传都为革命输入正义性、合法性，输入勇气、力量，凝聚人心、整合人力，丑化敌方、瓦解敌心。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宣传技巧证明，政治宣传研究创始人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的结论:“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这句话实质上指出了宣传和动员的关系。而动员国民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事情，战争只是令它更为突出而已。拉斯韦尔视宣传为集中体现现代政治的现代战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过去的这次大战的历史表明，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遏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事实上宣传不仅仅在迷惑敌人，而是在整个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独立的军事史，它永远是与宣传共生的混合体。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宣传历史也表明:美国人从独立战争开始，就已充分认识到宣传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宣传与社会动员之间的关系，并在建国后的历次攸关国家核心利益的战争中不断推陈出新，以为战争服务。了解这一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战争宣传技巧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了解这一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如何利用宣传进行社会动员、凝聚民心民力;如何利用宣传引导国际舆论，给中国处理周边实务提供了一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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