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是社会动员的重要基础，它提供了社会动员过程中所需要的关键性的人际资源。根据费孝通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等级化的社会，家族、血缘、朋友、同学等关系复杂地纠缠其间，成为一个人情社会。因此，抵制环境污染的社会动员是否能够成功发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际资源的可获得性。那么，个体的人际资源是如何获得的？研究与实践表明，个体的人际资源与其所处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特别是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以及网络中的关键性角色都会影响到个体在人际网络中资源的获得。
那么，什么叫做关系网络？学术界对“关系”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关系作为亲族义务延伸的网络。这种理论认为，家庭和亲属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源泉。这样，关系就被理解为家庭亲属纽带和义务延伸而成的网络，所以关系交往是靠亲族情义和“似亲族”情义维持的。所谓似亲族情义是指，交往虽然不沾亲带故，但也是亲如一家。[12]
二是关系作为特殊主义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与早期的研究者不同，当代学者们认为，关系是专用工具的交换网络。这种观点强调了特殊工具的重要性，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特殊关系的工具性运用，而正是这些特殊关系推动着互惠交换关系的发生。
三是关系作为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学者们区分了对称性的经济交换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经济交换主要注重有价资源的短期交易和交易各方资源的相对得失。反过来，社会交易则关注长期性的关系维持，而资源就嵌入在长期性的关系维持之中。在社会交换中，施恩者的受益是符号性的，因为受惠者和相关他人会认识到施恩者占有巨大的资源，这使得施恩者的名誉大大提高，有利于加强施恩者网络中心地位；资源的交换是非对称的，它从施恩者流向受惠者。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则是利用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彼此间的沟通与合作。社会关系网络使利益相关者彼此信任，也使他们想要达成共同的利益，怀有相同的良好愿望，因此，利益与社会关系网络相结合很容易达成集体行动。
个体社会成员在关系网络中具有不同的连接点，由于成员之间的网络连接点，个体社会成员与其他的连接点（行动者）的交往机会才能不断增加，个体社会成员才能从交往中获得人际资源。以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动者为中心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交往结构，也就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横向结构形态，借助于“连接点”的不断扩散而形成。在同质性群体、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以及与某个特定“事件”相关的群体之间，这种横向关系网络具有很强的扩张性。
现在的中国社会，因为友谊、血缘、业缘等原因，人们拥有自己的朋友圈、家族群体，从而形成自己的人际资源等。群体的组织能力随着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的增强而增强。当传统社区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追求时，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宗族、家庭、姻亲、朋友等）提供了一个链接，来使分散的利益相关者走到一起。合作与互助的“道德惯例”是由亲缘、血缘、区域因素共同支撑的，这也是他们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利因素。那么，在环境类群体事件中，有哪些关系网络可以利用呢？
一是族群关系。同属一个民族或种族，是维系种族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关系。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族群关系是靠先辈们言传身教，靠记忆流传下来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族群边界。本民族的文字、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都是他们的历史记忆，这些都具有维持族群意识的作用。在环境类群体事件中，族群关系是维系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力量；通过群体性事件，又能唤醒其族群意识。
二是邻里关系。行为主体因为在地域上互邻，形成利益上相关的一种关系。在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面前，被看做当代社会地方性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在邻里经常性、互惠性的交往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着邻里社会的信任、团结与温情。研究表明，在抵制环境污染的群体性事件中，社区发挥中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村社区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能够给农民带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道德上的约束力。心理上的归属感可以使村民主动关心自己的生存环境，积极介入环境抗争行动；道德上的约束力则会使每一个想长期生活在社区中的村民不会去背叛集体抗争的行动，甚至还能解决搭便车的困境；尽管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不如农村社区居民强，但是很多城市的环境抗争还是以社区为单位的，特别是如果污染涉及每一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时，居民有参与行动的意愿。[13]
三是亲朋关系。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关系，以及基于共同爱好或者彼此熟悉基础上而产生的朋友关系，在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网络中属于特殊的一种。实践表明，如果有家庭成员参与了环境风险或环境污染的信息沟通或集体行动，就有可能带动其他的家庭成员参与；此外，如果有朋友参加了群体事件，其他朋友有可能基于凑热闹等动因而加入集体行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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