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

现代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_文化意识的更新与再构

第三节　现代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

古代文化意识和现代文化意识虽然内涵相异，但同属文化意识系统。尽管现代文化意识体系承继了很多古代文化意识，但它与古代文化意识体系是两套不同的体系。

符号学理论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各种符号可以通过实际接触和互相翻译来沟通，持不同符号的人可以互相交流对话。在思想层面上讲，符号有复杂的一面，思想是无形的、虚的，它不是指向实物，而是指向关系等人的抽象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意义不在事物，而在符号本身所蕴含的意义。从所用之符号来看，处于同一文化意识体系下的人，就知道这个符号所指的思想意义，处于不同文化意识体系中的人则要费些脑筋。构成文化意识之间的差别既表现为语言中的思想性词汇，也表现在民俗、民风等具体符号形式上。正是这些符号构成显示着不同文化意识体系中的民族在思想、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上的根本不同。研究民族的哲学、历史学、美学、文化、文学等，如果不从这些符号深层的文化意识角度去研究，那么其研究也是不深刻的。比如文学，苏联作家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无论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何种宽泛的理解，文学的本质都与语言符号有着根本联系，文学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就是从语言的变革开始的，它的明显标志就是现代汉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开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所渗透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是构成现代文学性质的深层基础。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文化意识？它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

现代文化意识是在古代文化意识基础上演化、发生、变革而重新建构出来的一套意识体系，它与古代文化意识同属于文化意识系统但不是同一意识体系。

从某个角度说，现代文化意识是古代文化意识、西化意识按正常规律生成混杂融合而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古代文化意识包括古代文化思想的精华——如儒道哲学美学意识、古代神话意识、古代的一些宗教信仰意识和民风民俗意识等；西化意识包含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尺度和向度。以上是对文化意识的性质，特别是现代文化意识的粗略论述。回过头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并且迅速地取得成功，我们可以说，文化意识的嬗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发生最深刻的原因。这与欧洲因人文主义文化意识的全面高涨最终导致文艺复兴运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新的文化意识体系不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得以成功，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最终形成，现代文学性质得以确定。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既有内在欲求，又有外力冲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也是如此，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而难度最大的新文化变革运动在“五四”时期又得以实现了呢？关键在于新文化运动从旧文化意识入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一味强调西方政治经济的冲击，简单从“自强”这一角度来解说新文化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笔者认为是不够深刻的。西学东渐从明朝晚期就开始了，但直到“五四”，中国社会才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种论证思路显然只能解说现象上的问题，而不能深刻解说根本上的问题。不能说“器物”的力量不强大，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从上到下亲眼看到并切身体会到了洋枪、洋炮、洋器物的威力，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体西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但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不仅没有动摇旧的社会制度，达到向西方学习从而走向富强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它却起到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器物越发达、越先进，旧的社会秩序越稳定。西方的物理化学、火车轮船之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器物是工具层面的，它与人的思想没有内在联系。戊戌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很重要，那就是，当时包括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部分国人都还是从“器物”层面上来理解它的，也是在器物层面来运作的，那怎么可能成功呢？新文化运动之后，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在骨子里仍是传统专制皇权文化意识在作祟。从根本上说，文化意识具稳定性，根深蒂固，深深地沉淀在人的心底，难以改变。那么西方的新文化比起器物和制度就更难被中国人接受，但事实却恰恰是新文化运动成功了。其内在的本质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抓住了文化意识这个关键，并发起了改变普及文化意识的“白话文运动”。可以说，除少数有清醒意识的知识分子外，大部分中国人绝不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只有从文化意识上进行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变革这一关键要素之后才接受新文化的。大多数人都是在接受新术语、新概念、新范畴和新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潜移默化接受新文化意识，从而不自觉改变其思维方式的。只有接受了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及思维方式，才能接受新的文化意识，才能接受新文化本身。

从文化上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能说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优越。中西文化没有优秀与低劣的分别。所以，“五四”时期中国人接受带有浓厚西化色彩的新文化，并不是因为它先进或优越。在“五四”时期，尽管对文化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即使是反对西方文化的保守派也接受了新文化，这说明新文化还有比文化层面更深刻的东西，这更深刻的东西就是文化意识。在新的文化意识里反对新文化并不是真正反对新文化，在旧的文化意识里反对新文化才是真正反对新文化。所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对派不是“学衡派”而是封建顽固派。封建顽固派以旧的文化意识讲旧道理，他们之所以失败，并不是他们讲的没有道理，而是因为在西方文化意识被普遍接纳的情况下，他们的呼吁当然不可能得到广泛的响应。

上节已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是从文化意识转变开始的，也正是现代文化意识导致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确定下来。在晚清，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就开始试图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变革，但中国古代文学终究没有在晚清发生转变，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文化意识以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产生的无形限制是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也试图超越传统、反抗传统，但由于沉潜在民族无意识深处且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没有发生改变，他们的反抗终归只能在传统文化意识圈内左冲右突，终归只能在传统的限度内反抗。传统文化意识就像一个魔障，使他们无法超越传统，也使他们的反抗终归无效。所以古代文化意识内在地规定了中国近代文学本质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晚清的“诗界革命”“文学革命”实质上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范围内的文学改良运动，而不是“文学革命”。“五四”之初，胡适的本意也只是想进行文学改良，而不是“文学革命”。这从《文学改良刍议》的论文标题就可以看出，实际上胡适也是在文学形式意义上提倡白话。但胡适提倡的白话是在文化意识体系发生改变的时候提出，其概念、术语、范畴等已渗透了较多的现代文化意识。其和古代白话的不同点就在于新白话的意识层面不同于古代白话。在更多作家、专家等的努力下，现代汉语最终在工具、思维及思想诸层面上构成完整的体系。现代文化意识正是以其现代的意识向度及其外在形态——现代汉语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特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关不住了》对现代诗歌的诞生具有“纪元”性，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则具有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性。

现代文化意识的最大特点表现在日常所用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就是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自由”“人权”“哲学”“文化”等特定内涵的词。正是这些术语、概念、范畴奠定了“五四”新文学内容的深层内涵，而成为确立现代文学的重要因素。以“科学”为例。中国古代只有“格物”的内涵与之接近。《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但“格物”和“科学”在内涵上还相距甚远。现代我们用的“科学”这一术语借自日语，而日语则译自英文。“五四”之初，陈独秀则直接把“科学”称作“赛先生”，这明确地说明“科学”这一概念的外来性。“科学”作为现象不是在“五四”时期才开始的，古代的“格致”属于宽泛的“科学”，近代广泛的学习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理论以及引进西方的器械和技术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洋务运动实际上是科学技术运动。但在古代文化意识中，这些都属于“器”，属于“形而下”，是与“形而下”密切相关的术语、概念、范畴，诸如“道”“体”“用”“本”“末”等一整套话语方式严格限制了科学作为实用技术向观念方面的发展，所以科学作为事物的意识在古代文化意识中无法产生。“器”“形而下”“用”“末”深藏于人们的观念中，在深层上规定了科学不能从物理性向精神性方面扩展，也即不能向科学意识发展。古代文化意识实际上是把科学作为事物严格定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当人们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这种言说本身在意识中已先在性地规定了“科学”的性质。所以中国传统的“格致”和近代从西方输入的实用科学要得到解放，必须转变人们既有的文化意识，把“西学”“奇技淫巧”等意识向科学这一意识转变。“科学”本身也是一个话语体系，它作为一种人生观的确立，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文化意识的嬗变。

“科学”作为概念是在“五四”时确立的，科学概念的确立关键就在于科学作为方法和意识观念的确立。我们说中国古代和近代没有“科学”概念，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科学”这个词，而是就没有科学意识、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而言的。“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和同年的9月创刊的《新青年》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也是五四文坛‘赛先生’思想的先声。”所谓科学观的确立主要是方法的确立，意识、精神的确立，也即不仅承认科学作为物质形态，同时也承认科学作为思想形态。任鸿钧在《科学》创刊号上说：“科学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9]科学不仅是具体的事物，而且是抽象的理性。1920年，陈独秀进一步对“科学”进行概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而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来研究、说明的都算科学。”^[30]科学不再局限于物理自然，而扩展到人文领域，这样就把文学和科学也联系上了，科学既属于“形而下”，也属于“形而上”，科学正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

自从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驻扎在人们心中，就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揭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变的序幕。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迷信、破坏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确立新的人生观、建设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本保障。科学文化意识是构成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基础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科学思想的影响。鲁迅说过他创作《狂人日记》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闻一多说“《女神》里富有科学的成分”，“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它事实上构成了新文学的基本意识，也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之一。刘为民先生在他的《“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一书中详细论证了科学与“五四”作家知识结构、“五四”新文学观、“五四”新文学主体、“五四”新诗意向、新文学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31]。

“科学”意识是随伴“民主”“人权”意识而产生的，对后者也可作如上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文化意识在深层上不自觉地控制、监督、导引着作家的思想和言说。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文化意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文化意识的现代转变导致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运动。

从晚明开始，文学就在强烈地呼吁革命，整个近代文学都在探寻文学的变革。清末明初的思想家梁启超、黄遵宪、章炳麟、蔡元培等人不仅从理论上提倡文学变革，而且身体力行，尝试新的创作，提倡思想革命。向西方学习也一直是近代文学的一个主题，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外在动力上，近代文学都应该发生变革。但文学在近代都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中国文学的转变也没有在近代发生，核心点在于人们的文化文学意识没有首先发生变革，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笔者比较赞同“文化和社会制度互相不能化约性”的观点，政治、经济的转变也不意味着文化必然转变。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化的进程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

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尝试用新的概念、术语和范畴来解说中国文学。但从当时来看，他的新思想在他的知识结构中仅是局部的。他虽然接受了西方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但其知识的主体部分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他的新批评虽然具有新的内涵，但从根本上仍然是传统的。王国维的批评在性质上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后来王国维一步一步回归传统，以至生命的归宿都具有悲剧性。传统文化意识既是王国维传统性的深层因素，也是他没能走上新文化之路的原因。同样，梁启超等人也想发动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但也没有成功。这并不是因为梁启超的声望不够，而是不得要领。梁启超总是把西方的概念、术语或范畴以中国古代文人思维方式或话语方式来表达，骨子深处仍然是古代文化意识，其实际上仍是一种变形的改良。“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汲取多少养分，也不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行，而是从内在的文化意识到外在的语言彻底地“从头做起”。

胡适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叔永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说，‘徒于文字上的讨论，无当也’。他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为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需用那已死的拉丁文做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欧洲各国文学的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是我的新觉悟。”^[32]应该说，胡适的概括是准确的，他看出了文学革命的关键所在，但他的理论是直观的，只看到语言革命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语言革命的本质，也无怪乎他对他们所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成功感到意外了。事实上，语言革命就是思想革命，其深处是对文化意识的革命。如果没有文化意识的革命，连语言本身的革命都非常困难，何况文学革命呢？当然，文化意识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尽管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适应思想的要求而发生的”这样的话在语义上是分析不通的，业已遭到解构。但在文化总体上，新文学和新文学思想是同一过程，绝不可能是先有某种新思想后才有文学适应这种思想而发生变革，这仍然是文学工具观。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也是一致的。但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社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器物”“制度”与文化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五四”时期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新文化，认为先进的器物必须有先进的文化基础，这是有根据的。其实，洋务运动能够在中国发展成为一场巨大的实业运动，并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看来很多失误具有偶然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有可能成功的，它失败的深层原因是当时国人的文化意识还是古代文化意识。

中国现代社会是在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但又受中国传统社会挈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在各种合力之下的一种新的平衡，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又不同于西方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与中国现代社会一样，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向西方文学学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它不是以模仿为目的，不是因为落后才去学习，而是因为传统的文学对社会的现代化不利，才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学，尤其是功利主义文学。

同时，“五四”新文学变革也是出于文学变革与创新的需要。文学的变革和创新是文学的天性，无论从作家的创造欲望来说，还是从读者的接受心理来说，都是这样，这有充分的文学理论和心理学根据。文学的变革既深受外在因素影响，又有它自身内在规律。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在进程上一致，在形态上也非常相似，具有强烈的西化特征，但在形成的原因上，它们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是因为传统文学在形式上长期停滞不前，在内容上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任何事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其变革的深层原因都是内在的，文学亦不例外。西方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其输入给中国传统文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增加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动力。但这并不能使后来的文学革命就采取新文学的方式，就文学本身来说，中国也没有必要非选择后来的新文学不可。现在回头来观照“五四”时代，中国在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落后，但在文学上却不能说落后，中国并不是为了文学上的先进和强大才学习西方文学的。

中国近代文学一直在追求变革和创新，一直在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新的时代内容，这也并不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比较“五四”文学和近代文学，从理论上看，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五四”新文学最初的理论主要就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其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更激进更彻底一些，所以谓之“革命论”。在形式上就是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即所谓“八事”。“八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怎么想就怎么写：“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33]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在“五四”之前冯桂芬就提出“称心而言”，王韬提出“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34]，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要求“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35]。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并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36]。

“五四”时期的思想和“五四”时期的文化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五四”时期的文化意识不同于晚清单纯意义上的文化意识，新文学的思想不同于近代文学思想，尽管同样表现出学习西方、反抗传统、平民化、通俗化的特点。晚清的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具有相似性，本质上是文学工具革命，而不是文学意识的革命。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表达一种新的文化意识，而是扫除进行思想教育的蕴含现代文化意识的文字障碍，即把难以理解的语言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一般群众能理解接受教化，是纯粹的文字简易化。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外在看是工具革命，而内在则是文化意识转换，因而古代民间通俗文学也不同于“五四”文学。事实上，同样是提倡新文学，胡适和近代理论家在理论来源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晚清在文学上可以说是一种实用功利主义目的，用文学宣传旧的思想，内含的思想仍然是古代文化意识在导引。而“五四”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意识和思想的翻译语，是一种内含西方文化意识的文学。

晚清的落后以及政治军事上的全面失败使变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上的最大主题。古代文化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导致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所以传统文化意识的变革具有历史必然性。当时一大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回国，这些人深深感到古代文化意识和他们的现代文化意识格格不入，而要对国民启蒙就要转换他们骨子深处的意识，转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看世界的眼光，但传统旧文学不能把这些人的现代文化意识向民众表述清楚，于是他们强烈地要求文学变革，因而文学变革势在必行。但文学如何变，往哪里变，却有多种可能，有多种选择。在当时来说，实际上有三种选择：一是改造传统文学，即在传统文学内容的改造上增加西方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容易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传统文学中蕴含的文化意识和思想根本和西方的是两回事，二者并不会轻易相容。从理论上来看，这并非不可能，但在近代，这种尝试都失败了。二是废传统文学直接以欧化方式写作，这是文学上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也有可能，但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特色、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意识自成体系的中国，这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种方案是既不丧失民族性，同时又吸纳含有西方的先进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方案，就是借用白话。因为当时的白话最具工具性，老少皆宜，同时白话不具备独立的意识体系，处于古代文化意识体系的附庸地位，它可以进行改造，使之与现代文化意识紧密相连，这一方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行得通。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传统文学的改造运动，是对传统文学所蕴含的传统意识及思维方式进行改造的运动。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吸融西方语言尤其是思想词汇，并继承一定的传统文化意识而形成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文学，它的成分在工具层面以传统居多，在文化意识层面以西方居多。它既克服了传统文学的局限，实现了近代启蒙家们企求的目标，又在精神层面上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思维方式，是比较深层的文学意识或思想。

当然，“五四”新文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名词大爆炸到90年代的西方话语的借用，都属于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普通民众的接受，雅俗相融上来说，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知识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青年》的白话运动是新文学内外运动“质”变的一个标志，从此，新文化最终得以确定，中国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现代历史学一切都水到渠成。当然，只要是一个处于地球上的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开启自己的现代史，这是客观规律，其因缘、情况却自有其必然性联系，各不相同，而中国的必然性当如是说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化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即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脱离新文化的范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西方古典和现代价值的全盘否定，不过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一种极端化形式。文化大革命不属于中国古代文化范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意识具有狂热色彩，仍是一种西方现代文化意识中的怪胎在作崇，不可能以更先进、更智慧的文化意识体系来代替现有的文化意识体系，因此，它也只能是一次短暂的狂热。

“五四”新文学则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它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同时，新文学对传播现代文化意识、现代精神和思想，及对现代汉语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文学的“寓教于乐”性决定了它比其他文学类型具有更突出的群众性、大众性，更适宜普及和宣传现代文化意识。从文学理论上看，晚清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小说的社会作用似乎夸大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术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7]小说简直成了神话，其作用当时真如梁启超说的那样，甚或过之。“五四”新文学之所以如此神奇，其文学性和语言大众性固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文化意识的嬗变。此前文言文学、白话文学甚至说书尽管具有大众普及性，但深层原因是使大众厌倦了传统文化意识。

前述已论及“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形成了一种思潮，对新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潮产生的原因仍然根植于对西方文化及其意识的认同。“五四”新文学是民族的，但不是传统的。它是深受西方文学和文化影响的新型民族文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文学的一种文学。当然，在具体内涵上，如何确定新文学，有很多争论，但从文化意识这一角度来规范新文学，笔者以为更为深刻。打个比方：若用“五四”白话来规范新文学，那么就好比用现代英语去规范英国现代文学。大家都知道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在语法、写法和读法上有很大差异，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文化意识的转变，现代文化意识又反过来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的确立。

【注释】

[1]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24，第1895页。

[2]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3]周锡编校：《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37页。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5页。

[5]魏源：《海国图志·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6]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

[7]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

[8]冯桂芬：《校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9]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10]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1]王夫之：《四书训义》。

[12]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文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页。

[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240页。

[14]《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281，443页。

[15]《五四：文化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

[16]皇侃：《论语义疏》。

[17]吴林伯：《论语发微》。

[18]《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19]方铭：《战国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440－444页。

[20]《庄子·天下》。

[21]黄平：《解读现代性》，《读书》1996年第6期。

[22]汪晖：《汪晖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23]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6页。

[24]李欧梵：《现代性及其问题：五四文化意识的再探讨》，《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25]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26]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27]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12页。

[28]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113页。

[29]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30]同上，第123页。

[31]刘为民：《“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曹伯言：《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92年，第112页。

[33]《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44页。

[34]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8页。

[35]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

[36]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78页。

[3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