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五四运动时期真正开始的。这一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开始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开始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10月发行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歌颂“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指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的功业，并且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公开同情和赞扬俄国的“十月革命”，这是李大钊等人思想与信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契机。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北伐时期推动颠覆中国政府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07年夏至1913年夏，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2年间与社会党人陈翼龙交往甚密，曾与江亢虎会见长谈，后加入中国社会党，任天津支部干事。在此期间，李大钊应当已经初步了解了社会主义学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13年—1916年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1917年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曾参与编辑《新青年》。1920年在北京组织了初期的共产主义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7年4月，被当时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定以“俄奸”罪名而杀害。

李大钊主持编纂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出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内容，详细讲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阶级斗争观点和《资本论》等著述的经济学说。按照李大钊的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致可分为“历史论”、“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而在实际讲述中又是将“历史论”、“经济论”都归结于唯物史观之内。

李大钊说：研究马克思，“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随后，李大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历史问题。1920年，又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其中许多章节也曾作为论文发表。这都表明李大钊已经把关注与研究的重点置于历史观和史学理论方面，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除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之外，还有陈独秀、李达、杨匏安、李汉俊等。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期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幼饱读四书五经。1901年，陈独秀多次东渡日本留学，并且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励志社”的话剧。1903年4月，陈独秀在安庆组织了安徽爱国会，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1915年夏，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成了《新青年》，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掀起了介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浪潮。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4月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为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关键。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陈独秀因宣传新思想被捕入狱，同年9月出狱以后，继续坚持《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1920年3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马尔库塞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马尔库塞的人口理论。1920年5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刊出“劳动节”专号，向劳动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由于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和李大钊一起商议组建中国共产党，还草拟了《党纲》。1920年8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开始真正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同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谈政治》，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也标志着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时期，李达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和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1919年6月，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着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用他当时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简要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目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和界限，指出它们“各有各的主张，不能笼统说的”。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盛行、一些先进分子尚未摆脱其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分析与区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则通过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相比照，指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不平等而形成的，本质上是为了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艳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文章明确指出，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是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一帖对症的良药”。这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入手，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根本途径，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对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底回到上海，随即参加《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引导该刊成为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改造理论。1919年8月，他在《星期评论》杂志发表《怎么样进化》一文，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阶级斗争是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1920年初，他又发表《改造要全部改造》、《三益主义》等文章，批评互助论的改良主义，强调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上述文章及观点，也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杨匏安主要是在华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11月，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马克思主义（Marxism）》一文。主要根据《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而撰写的这篇文章，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观点为基础，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文章指出：“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出现后，使以前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顿失其光辉。1919年10月至11月，他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先后发表《社会主义（Socialism）》、《共产主义（Communism）》、《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等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作了扼要介绍，使人们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文章在华南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的传播。

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正如一切新生力量的出现必然遭致陈腐势力的压制与阻挠一样，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遭到诸多非难与指责。顽固势力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把它看作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而加以攻击；军阀政府则一再下令，要“严密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书籍，镇压迫害那些新思想的传播者。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表现出了种种的忧虑、恐惧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宣传中还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于是，就导致了“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第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主要是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展开的，其实质主要是革命还是改良。1919年6月，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李大钊也被迫离开北京后，胡适开始编辑《每周评论》。他随即扭转了这个期刊原来的方向，把它作为宣扬实用主义的阵地，并且连续在第26期、27期上刊登了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在中国各地的演讲录。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其容易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救济的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再者，“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针对胡适的诘难，李大钊立刻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反驳。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胡适的观点作了强有力的回击。首先，文章强调了宣传主义的必要性和致用性，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社会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接着，文章反驳了胡适以宣传主义为空谈的指责，指出“偏于纸上空谈”，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他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出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李大钊不仅正面论述了问题与主义的科学关系，而且还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态度，驳斥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李大钊的文章发表后，胡适又接连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若干问题作了修补，同时继续坚持原来的观点。然而，“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不能湮灭正在扩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问题与主义”之争，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已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道路，还是走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改良主义道路。区分两者的关键就在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指导中国革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争论中打退了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进攻，并明确自己的立场，宣布自己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传播。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报刊上关于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苏俄列宁政府两次对华宣言，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更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向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相结合。这种形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次争论是由反动的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在五四运动前后，研究系分子就已经开始研究在中国预防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积极宣传贩卖西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潮，但是这些都未能得逞。于是他们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反对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公开鼓吹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东荪等人是配合着罗素来华讲学挑起这场争论的。罗素在华的讲演中，除了攻击十月革命、宣扬资本帝国主义、鼓吹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外，他还特地谈到所谓“中国人到自由之路”的问题。他宣扬因为中国实业不发达，所以没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在罗素看来，中国连他们所宣扬的伪“社会主义”也没有资格实行。

张东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实际上也是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故意回避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还时而装作赞成社会主义的模样。他就是用这种虚伪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张东荪的讲话和文章一发表，立即受到进步舆论的指责。《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续发表《评张东荪的“又一教训”》和《再评张东荪的“又一教训”》两文，上海《正报》也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陈独秀也连续发出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两封信，对他们的谬论严加谴责，并将这些文章、信件连同张东荪的文章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发动人们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批判。讨论展开后，参加者越来越多。张东荪等人除继续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短文为自己辩护外，还在他们主办的《改造》月刊上连续发表长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他们的反动谬论。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上。

张东荪完全抹杀了工农群众在中国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后，就把所谓“财阀”绅商阶级抬了出来，认为只有依靠这个阶级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医治中国的“贫乏病”。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虽然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发展资本主义的美好图画，却没有也不可能去实现，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张东荪就殷切期望中国的一部分军阀可以“蜕化为财阀”，成为新兴的“绅商阶级”，并乞求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开发实业。如果照张东荪等人这样一套谬论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

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均先后发表重要文章予以驳斥。这些批判文章首先驳斥了张东荪等歪曲中国社会现状、诬蔑工农群众的谬论。有的批判文章大量运用具体材料，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农民中蕴藏着强大的革命潜力，无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还是在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应当占有重要位置。

批判文章还着重驳斥了张东荪等人所谓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富国富民的谎言。他们指出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要想在中国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竞存于世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根据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李达指出：只有联合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猛烈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权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一切资本和权利，将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蔡和森也揭露张东荪等人宣扬的“社会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毫无共同之处。

这场论战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张东荪等人在被揭露批判后，只好借助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主张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但是立即受到了舆论的驳斥。《新青年》指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这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此后，张东荪等人不得不抛弃“社会主义”的假面具，继而公开投到反动派的阵营里去了。

这场论战除在报刊上进行外，当时一些进步社团内部也进行着类似的争论。例如1920年下半年，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展开了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的热烈辩论。辩论先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中开始的，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十月革命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并要先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但以萧子升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的方法，并倾向于无政府式——普鲁东式的“新”式革命。这两派都写信给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复信表示坚决支持蔡和森的意见，反对萧子升的主张。毛泽东还多次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赞成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于欧美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早在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由于多种原因，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全国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达70余种之多。无政府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其强烈的反抗性对中国的专制统治及其思想体系带来极大冲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未来社会的描述，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传播介绍者眼中，曾一度视无政府主义为自己的同盟者，许多先进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无政府主义毕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是否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形态和经济组织。

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他非难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政权形式。

对此，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论政治》一文，打响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第一炮。随后，《新青年》相继发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下品的无政府党》等文章，继续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判。1921年春，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就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进行辩护。陈独秀将两人的通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在《新青年》辟专栏登出，使双方的争论进一步明朗化。

作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阵地的《共产党》月刊，陆续发表了李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无懈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施存统的《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以及张闻天的《无抵抗主义底我见》等一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和批判。

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主要从经验事实层面剖析了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的错误观点。他在《讨论无政府主义》一文中，针对无政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个人自由、无政府社会是人人可以自由加入退出的组织的观点，指出：“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他认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唯一办法，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努力改革社会制度，那种所谓“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追求，对于社会改革和发展来说，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李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则侧重于理论上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指出，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其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征，都主张个人的绝对主权和自由，主张放纵个人的心意性格。这种以他人存在为敌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实际为自私品格的宣泄，由此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承受的。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一切国家，要求摆脱一切的束缚，将国家机关、政治权利、法律统统视为对立面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以马克思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经过论争，大批进步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些原来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也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