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基本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没有根本动摇，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梦很快破灭，中国随即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迅速醒悟并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进入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统治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以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动摇了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掀起了一股思想大解放的潮流，直接促成和启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五四爱国运动，吹响了近代中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号角，奏响了中国人民奋起革命的新旋律。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以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为蓝本，创立了实行共和国体的中华民国，首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方针，并付诸实施，这让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欣喜地以为找到了救国图强的济世良药，对之报以了极大的热情。但很快，民国初年混乱的政治局面给他们泼上了一大盆冷水。在短短的几年里，虽然西方的“灵丹妙药”在中国都试了个遍，但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以强权暴力统治国家，政体朝令夕改换来换去，政府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一院制、两院制、总统制轮番上演。清王朝的垮台，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宁和幸福，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和苦闷之中，对民国的失望情绪在全社会弥漫。

袁世凯上台后，为禁锢人民头脑、维护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大加推崇提倡祭天祭孔，通令全国“尊孔读经”，社会上随之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形形色色的组织，前清的遗老遗少也纷纷跑到台前诋毁共和制度、诋毁民主思想，要定孔教为国教，一股复古倒退的思想逆流甚嚣尘上。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义节”说教、崇拜鬼神的迷信思想与低级趣味的文艺作品合流，俨然织成了一道严重束缚民众思想、扼杀民族生机的精神大网。

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他们看到，照搬来的西方政治制度并没有治愈中国封建的沉疴痼疾，也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任何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逐渐意识到，袁世凯推崇孔教，甚至公然复辟帝制，表明清王朝虽然灭亡了，但封建思想文化的根基还远没有铲除，要想彻底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唤起民众觉醒，从根本上荡涤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基。

陈独秀最先走了出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从政治观点、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发起猛力的冲击，迅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并得到迅猛发展。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秉承“兼容并包”的思想，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对有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腐朽落后学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重大改革，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来北大执教，积极倡导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和社团活动。这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举措，使北京大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为各种先进思想的策源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样，20世纪初，一场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内容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华大地迅猛展开。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指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既指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以及民主自由权利等方面，也包括与封建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科学的含义也有两个层面，即既包括科学的思想和精神，也包括具体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等方面。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民主共和因此只是虚假的形式。针对逆潮流而动的复古尊孔思潮，他们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进行斗争，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伦理和思想，特别是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指出，三纲五常是“奴隶之道德”，忠孝义节是“吃人的礼教”，是同“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根本不可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就必须反对孔教，从而旗帜鲜明地把反对封建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文化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系统提出了文学改良主张，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陈独秀随即用《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声援。1918年5月，鲁迅先生率先发表的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文学革命的典范之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贡献。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碎了禁锢中国人数千年的思想枷锁，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新文化涌流的闸门，掀起了学习先进思想、传播先进思想的潮流，促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样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学生、工人和其他社会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全国性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发生深远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五四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而爆发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在英、美、法、意、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举行的巴黎和会，实际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代表团与会。对于这次和会，中国人民给予了很大的期待，希望作为战胜国，中国可以获得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要求。然而，中国的这些合理要求遭到了五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一致拒绝，不予列入和会讨论的范围。更有甚者，和会竟然按照日本代表的提议，将本应归还中国的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无条件让与日本。虽然中国代表愤然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提出强烈抗议，但令国人震惊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这一奇耻大辱彻底激怒了密切关注和会进程的中国人民。消息传来，5月3日晚，北京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余所高校的代表在北大集会，报告巴黎和会情况。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大会当场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合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合。他们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原袁世凯外交次长，“二十一条”签字代表之一）、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这三人均为对日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紧接着，学生示威队伍准备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前抗议，受阻后，学生群众包围并冲进曹宅。曹汝霖躲藏起来没有被发现，学生们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后，大批军警出动镇压，逮捕32名示威学生。5月5日，在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罢课，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学生们迅速组织起来。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开始展现力量，李大钊发表文章积极推动运动，积极参加学联工作，组织教职员支持学生运动。

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合理主张置之不理，逼走同情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他们走上街头向民众讲演，坚持进行爱国宣传和斗争。6月1日，北京政府下达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宣布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这更加激怒了学生。6月3日学生们不顾禁令重新走上街头，北京政府再次出动军警镇压，当天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有700多名学生被捕，学生们不仅没有屈服，到6月5日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了5000多人。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犹如一记暗夜里的惊雷，震动了全国。全国各地学生和社会各界立即给予了最大的响应和支持。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开始罢课，而且出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局面，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6月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许多工人和店员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随后，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工人、京奉铁路工人也相继罢工，工人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从来没有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五四运动同时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慑于爱国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威力，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批准辞职”。但斗争并没有停止。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17日，当得知北京政府悍然违背全国人民意志，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并组织各地学生继续斗争，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也发出最坚决反对的呼声。在法国巴黎，旅法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和约签字前一天包围中国代表陆征祥驻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8日，在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反对声浪中，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伟大的反帝爱国革命运动。它直接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场运动中，学生、工人阶级、工商业者、市民甚至农民都被发动起来了，他们联合在了一起，展现了人民运动的强大力量，从此揭开了全民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和反动军阀统治的黑暗，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进一步对改造中国的问题反思和探索，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李大钊等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一大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英勇地走在了运动的最前列。

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工人运动逐步由开展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充分展现出来，中国工人阶级由此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许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思想发动和宣传组织工作，这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还是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影响中国知识界思想认识的重要成果。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等革命力量的广泛发动并赢得政权的事实，给了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式的启示。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提供了一种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方式去实现和保障民主的崭新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促使国人更加关注和研究十月革命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扩大了十月革命及其动员革命的方式在中国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刚刚在护法运动中经历失败的孙中山先生这样评价五四运动：“自北京大学学生发动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革命新的篇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的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策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尚不知道，更不用说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了。

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思想领域的进步，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觉醒。太平天国没有推翻清王朝，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没有挽救清王朝，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北洋军阀等各地封建军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只有不尽的战乱和无边的苦难。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彻底打破了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幻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

在中国，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最早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分期刊登了英国颉德所著《社会进化论》前三章的中文译文，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1912年，孙中山在《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批评》一文中称赞马克思“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但总的看，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第一页。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之后，他撰写《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欢呼和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10月到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系统传播的阶段。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指出这三大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这一时期，李达、杨匏安、李汉俊、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五四运动前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勤工俭学。他们中的大部分去了法国，也有人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发祥地欧洲直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勤工俭学的特殊经历，使他们亲身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多种方式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的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俄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对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1919年5月李大钊开始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一大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得以发表。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纷纷放弃了原先所信仰的各种其他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不断磨砺自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的迅速成长，推动了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迅速建立。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酝酿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年春天，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考察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他在北京、上海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商讨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多次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陈独秀主持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1月，决定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随着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在湖北、湖南、广东、山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也先后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3月，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发表了关于共产党组织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3月的代表会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预备会议，为一大的召开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来到上海，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7月23日，来自北京、汉口、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党组织的13名各地代表到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诞生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总结经验，制定政策。从1921年到1934年，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经历，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受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党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国际条件下，在极端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砥砺前行，以气壮山河的革命精神，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出路指明了方向。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若干次重要会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惊险中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住宅）召开，后转至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13名，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参加会议。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报告了工作，交流了经验。25日、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详细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全体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在举行第六次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突然闯进会场，引起与会人员警觉。会议当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会场。稍后，法租界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当晚，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胜利诞生了！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联合第三国际。党纲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党纲明确规定，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党纲还规定，共产党员“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明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北洋军阀政府、旧中国国会的态度。

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同时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作出了规定，提出了要求。大会选举产生党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全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有44人组成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国民党的代表等。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作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目前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坚持了党的一大规定的党的最高纲领。这次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够正面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从而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提出了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纲领，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明确阐明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成联合战线。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和必然的一种选择。之后的历程表明，这个选择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都很大。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大会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的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等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能够在孙中山这面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进程。

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指出这个口号“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虽然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对国民党改组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1923年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多次击败叛军陈炯明部的进攻，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之成为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重要阵地。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排除种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在大会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在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澎湃等三人为部秘书。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得到空前发展。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党部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1924年5月，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在第一期学员中有陈赓、徐向前、左权等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聂荣臻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教官。国共合作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贡献。

中共三大后，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关于时局的主张》，首次阐明了“国民会议”的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成为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并具有组织政府的权力。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北京政变，监禁总统曹锟，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邀请电文。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乃是中国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现在国民党也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各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运动和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大会指出，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员要做到，在国民党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党的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回答，对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也缺乏正确的分析。党的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产党人发表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悼念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党的四大后不久，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悟，显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联合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中共党员人数从年初党的四大时的994人，到年底猛增到1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基层组织得到很快发展，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的非常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和《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决议案。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次大会，没有能够承担起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历史性任务。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彻底撕下伪装，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军委、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22人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对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都作出了规定。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规定，在党的六大之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李维汉等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等被选为候补委员，临时政治局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使全党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中国革命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民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始时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遭到挫折。毛泽东适时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在国内白色恐怖的严酷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笔者注：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

大会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之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与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基本统一了全党思想，使党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对中国革命长期性估计不足、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等，成为后来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1944年3月，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客观评价了党的六大历史贡献，同时对因六大的缺点而产生的消极影响作了深入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掀起了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原设在上海，后来迁往北京，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上海建立了分部。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刊物《劳动周刊》，开办补习学校，派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党在工人中和整个社会上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很快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地和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1月长沙华实纱厂罢工工人遭反动军阀赵恒惕屠杀激起全国公愤。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工资待遇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过着非常艰难痛苦的生活。

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海员们提高工资的要求在屡遭资方拒绝的情况下，开始举行罢工。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工人2月底举行总同盟罢工支援海员罢工，罢工浪潮很快席卷整个香港。3月4日港英当局血腥屠杀工人，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陷入瘫痪，工厂停产、商店关门。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这场罢工斗争坚持了56天，终于取得胜利。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极大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此后，长江船员、上海、苏州、无锡工人相继罢工。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形成10项决议并发表大会宣言，加强了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党的二大密切关注工人运动，大会通过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案，对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出了要求。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1922年8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并且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的立法大纲。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和劳动立法大纲19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法大纲得到各地工人的热烈拥护。这次劳动法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下半年，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在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在党的领导下，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等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南方地区，湖北、湖南都成了地方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成为最大的产业工会。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重大影响。安源路矿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1．7万人，工人们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成立。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和李立山一起组织领导罢工。9月14日举行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1922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爆发。5万多名矿工参加的罢工坚持了20多天，遭到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

1923年2月初，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大批军警的阻挠和破坏，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进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总部。总工会决定自2月4日起进行总罢工。2月4日上午，各种车辆在3小时内全部停开，大罢工开始，从长辛店到江岸1200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顿时瘫痪。到第三天，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1万多名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疯狂杀死工人50余人，伤数百人，逮捕40余人。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壮烈牺牲。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工人阶级和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它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也呈现出新的面貌。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迅猛发展。在广西，1923年7月，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攻打东兰县城，建立革命政权。1926年底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将起义队伍改编为红七军主力，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共产党员的发动下，1923年9月，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湖南岳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相互支援，并成立了岳北农工会。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出现新局面。党的二大作出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党的自身建设在创建时期也取得初步成效，使党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信赖，为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赋予孙中山提出的“国民革命”口号以反帝反封建的新含义，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和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使广东初步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阵地。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促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聘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任命廖仲恺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顾问。各地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等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积极支持国民党建立革命军，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广东沙面工人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得到复兴。国民党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员彭湃、毛泽东等支持下，为广东等20多个省培养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北方局势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的邀请，绕道日本北上共商国是。中国共产党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一年前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这场国民会议运动和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革命高潮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

党的四大后不久，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取得胜利。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该厂工人顾正红率工人冲进工厂，日本大班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举行罢工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两次发布通告，号召各界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大、中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又有100多人被捕。这更加激怒了广大群众，数千人涌向捕房，要求释放被捕者。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成行动委员会，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5月31日，上海工人、学生继续抗议示威。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英、美、意、德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进行镇压。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汉口等地成千上万人集会游行，罢工、罢课、罢市。6月7日在汉口，英国士兵开枪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反帝怒潮。五卅运动期间，全国1700多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悟，显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联合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中共党员人数从年初党的四大时的994人，到年底猛增到1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基层组织得到很快发展，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

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从6月2日起、广州、香港连续爆发大规模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和各洋行工人宣布总罢工。到6月底，省港两地的罢工人数达25万。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示威群众10万人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英国军警的排枪扫射和英、法军舰的炮击，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革命精神，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10万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省港大罢工期间诞生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引人注目。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省港两地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规则》明确规定，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建立完善的罢工工人组织和管理体系，设立具有一定立法权的法制局、一定司法和执法权的纠察队总部等。大会选举的苏兆征等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依据组织法和会议规则规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的一切事宜，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活动，实际上担负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有评价认为，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工人政权”的雏形、“是将来中国政府的先声”。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和掌握革命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和重要实践。

全国人民渴望结束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革命政府。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在天津大沽港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日本纠合英、美、法等8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将20余艘军舰集结大沽口，施行武力恫吓。为抗议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群众1万多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开枪，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4月9日国民军第一军驱逐段祺瑞，推倒军政府。4月19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使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华北、华中各界纷纷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增强。两广统一和湖南唐生智驱逐赵恒惕，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卅运动推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既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新鲜经验，又把许多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革命同盟军问题、党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探索，并分别作出论述。这些论述，初步构成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基本思想，弥足珍贵。

中国共产党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为北伐做了重要准备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真讨论部署了准备北伐、支持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各级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积极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5月，在广州同时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

当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议事日程之后，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3月29日制造了逮捕共产党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接着，蒋介石又通过实行《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员挤出国民党，一手掌控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所向披靡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虽然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在全国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工农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其中湖南农民运动异常迅猛。在那些打倒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到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毛泽东出席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发表演讲，到湖南湘潭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强调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1927年1月，汉口、九江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在北伐胜利进军之时，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6月至9月，上海工人举行10多次罢工斗争。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上海工商学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民代表政府。1927年3月23日，上海50万人集会，热烈拥护市民代表政府。上海市总工会发表的《告上海民众书》郑重宣告：“这个市民代表政府，已经由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组织起来，并开始实行政务了。这是中国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奋斗而得来的结果。这是中国民众破天荒的创造。这个市民代表政府是工人学生及其他革命的战士，几经流血所换来的，一切反动派不能染指。如反动派想坐由工人及其他革命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太平江山，盘踞上海政权，或破坏我们的市民代表政府，我们即与他们决一死战。”根据《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上海特别市为中央直辖市，分设市、区两级代表会议；市民代表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并且实行议行合一制；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和市政府委员会由市民代表会议产生，对市民代表会议负责；市民代表由选举产生，代表与群众有固定联系和明确的职责等。虽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只存在二十四天就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扼杀了，但它在中国人民革命政权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可磨灭。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是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中国共产党为此专门发表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高度评价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这一伟大壮举及其重大意义。

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

党的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比较缓慢。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党的三大、四大对党章作的两次修正，使党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加强。五卅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10月，中共党员已达3000人。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继续壮大。到1926年9月，党员达13281人；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发展到57967人。大革命时期，党先后三次修改章程，为搞好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彻底背叛革命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他们在争夺在华利益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取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密谋，一方面拉拢控制蒋介石，另一方面加紧准备武装干涉。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貌也日益公开。在九江、安庆等地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1927年3月，列强在中国水域停泊的军舰达170余艘，军队增加到3万多人。3月24日，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致使百余人伤亡。南京惨案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武力干预中国革命的严重挑衅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青红帮武装分子突然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激战。13日，100多名游行群众被打死；到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发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大屠杀的事件。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于4月6日被捕，4月28日英勇就义。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建设无比坚强的党、建设无比坚强的人民军队、建设无比坚强的人民政权，战胜无数艰难险阻，领导中国人民将中国革命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