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上海的文艺界，越发呈现出自由化的繁荣和趋向成熟的整体面貌。[21]如果粗浅地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解释的话，现代化的第一次飞跃，显然刺激了上海文艺的创作。这些都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化艺术的钳制。加上上海又处于“八面来风”的时尚前沿，上海的文艺界因此才能层出不穷，甚至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社团——决澜社。
新文化运动的生机
关良弃化工而就画工，其实也吻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
当时上海的文艺界，越发呈现出自由化的繁荣和趋向成熟的整体面貌。“有人描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的文艺生活：‘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报纸，就会吃惊地见到，上海人才荟萃，各种流派、各种层次的文艺作品都有其发展天地。外国文艺动态都能及时报道，艺术评论十分活跃。上海文化艺术犹如熙熙攘攘的集市，好的，坏的，高雅的，平庸的，激进的，颓废的，应有尽有。’这些未必尽如人意，倒也生气勃勃……”[21]
如果粗浅地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解释的话，现代化的第一次飞跃，显然刺激了上海文艺的创作。那些在现代化飞跃中新富起来的人群，不仅有钱为文艺捧场，而且还有闲暇，需要文艺来打发他们的时光，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当然，统治当局为了维护统治，限制他们不喜欢的思想的传播，对文艺也有过粗暴的干涉，像1934年就是国民党当局进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一年。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各政治派别、革命思潮间的较量、斗争……这些都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化艺术的钳制。加上上海又处于“八面来风”的时尚前沿，上海的文艺界因此才能层出不穷，甚至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社团——决澜社。
该社团里的画家，吸收了西方绘画理念，混杂交汇各类艺术趣味，这里有后期印象派、达达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各个流派，其开放精神不亚于现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良选择文艺，并非一件离经叛道的事，而是时尚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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