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二、《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带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敬告青年》一文，这篇文章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向青年读者提出6个方面的要求，希望青年读者能自觉奋斗:(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向读者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在这里倡导的科学，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人权，就是包含平等、自由、民主内容在内的天赋人权说。这里就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新青年》第1卷影响不大，每期印数仅千份，出满一卷后就暂告休刊。经过半年的调整，1916年9月从第2卷起，陈独秀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的思想实际逐渐结合起来。从此，《新青年》的影响日益扩大。1917年初，陈独秀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到北京出版，并由个人主办发展成为一些进步教授、学者编撰的同人刊物。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制。主编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主要编撰人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这支编撰队伍结成了包括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新青年》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宣传阵地。它主要的宣传贡献有以下3个方面:

1.批判封建的旧道德，抨击尊孔复辟逆流，提倡自由民主的新思想

《新青年》首先向封建主义思想、伦理道德发起抨击。1916年9月，鼓吹尊孔、复古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载入《宪法》，主张把孔孟封建伦理学说作为立国精神，并把这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政论，并在《通信》栏对尊孔言论“词而辟之”，阐释批孔的必要性。他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打着尊孔旗号的活生生的事实立论指出，在已是民国的今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大力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大声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坚定意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李大钊是《新青年》团体中和陈独秀并肩战斗的一员猛将。1916年，他从日本寄给《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满怀爱国热情地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把白首中华改变为青春中华而努力。1916年4月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特约撰稿人，1918年初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他又在《新青年》上写了《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同时，他在《甲寅》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将孔教写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指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利用孔子为偶像来巩固其专制政治的目的。

鲁迅从1918年应邀开始为《新青年》撰稿，并参加编辑工作，是《新青年》团体中的又一员猛将。他给《新青年》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首次署名鲁迅)，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成为不朽的篇章。他还用“唐俟”、“俟”的笔名接连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小说、杂文，共50多篇，鞭挞封建主义，痛斥尊孔复辟势力，鼓舞青年投身反封建斗争。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易白沙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发表长篇政论《孔子平议》，是该刊的第一篇批孔文章。另一主要撰稿人吴虞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多篇文章，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内在联系。他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青年》的上述大量文章和读者通信栏关于“孔教”的辩难，汇成了“打倒孔家店”的强烈的社会舆论。

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新青年》反对封建主义，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一些组织和报刊宣扬鬼神迷信，攻击新文化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上海“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刊》，公然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3.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新青年》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陈独秀、胡适一马当先，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初，《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学者，是《新青年》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将之一，1916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译著，和陈独秀通信交往。1917年陈独秀在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学。是年，胡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继提出文学改良几点意见后，又写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大力提倡白话文。他首先在《新青年》上用白话文写诗，1920年汇集所写诗作出版《尝试集》，曾被称为“白话诗人”。

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随感录》栏发表了20多篇杂文。鲁迅的白话文学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是《新青年》文学革命战线上的英勇战士，他们赞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次是以“双簧戏”的形式进行的。1918年初，《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刘半农写的万余言反驳书《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事实上并没有王敬轩这个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论点，由钱玄同化名执笔编写的。这两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开始大量译载介绍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先后译介有俄、法、英、德、日、挪威、美、丹麦、印度等2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同时，对“彻底暴露人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新青年》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好似春雷初动，惊醒了一代青年。读者纷纷来信，赞扬《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把《新青年》看做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1917年，《新青年》最高销数每期达15000份。1919年又再版第1—5卷，以满足读者需求。

封建顽固势力把《新青年》看成是洪水猛兽，大肆诬蔑它、攻击它，严禁青年学生阅读，甚至借助军阀政权的力量诬陷迫害陈独秀。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理直气壮地向社会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文章结尾说:为了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坚持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斗宣言，也是《新青年》前期思想宣传的基本总结。

新文化运动前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点，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指出的:“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从总体而言，《新青年》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它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