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李大钊

三、《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李大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推动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新青年》编辑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粗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首先揭开了我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开始用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做武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并展开了对帝国主义思想的进攻。

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笔名明明、冥冥、孤松、猎夫等，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五四时期，他曾广泛从事报刊活动，撰写大量政论。1913年，他在天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的《言治》月刊的编辑。1916年春，在日本，他主编出版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并为《甲寅》月刊、《新青年》写稿。同年回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除积极参与《新青年》编撰工作，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外，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月刊编辑、《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主任，还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刊物《国民》杂志社导师和《新潮》杂志社顾问，指导北京《晨报》副刊改革。1920年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劳动音》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指导创办《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国民新报》等报刊，并为《新青年》季刊、《向导》周报、北京《晨报》等报刊撰稿。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牺牲。

1918年正当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阴谋把我国拉进帝国主义反苏干涉战争中去的时候，李大钊在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11月在《新青年》上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政论、1919年1月1日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纪元》一文等。这些文章，标志着我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运用报刊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文章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时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鼓舞黑暗中国的读者，不要为俄国革命后的“一时之乱象”而悲观，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希望。五四运动前夕，他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简明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是《新青年》编辑部中接受并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在新思潮迅速传播的形势下，《新青年》开始日益倾向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开始改变怀疑观望态度转而同情十月革命，谈论社会主义。1919年9月他出狱后，12月为《新青年》第7卷第1号写的《本志宣言》一文强调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就把批判的矛头初步地指向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来到已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新青年》从第7卷第4号起由他在上海主编出版。他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把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期专号的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它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和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材料，揭露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广大劳工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这些材料有相当部分是《新青年》的记者和各地进步学生团体深入工人群众调查得来的，还有几篇就是工人自己写的稿子和题词。这表明《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促使《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为《新青年》后期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世界形势和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