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第三节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阶段以李大钊的理论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在于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一特色使他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通。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李大钊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1924年，代表中共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杀害。遗著被编为《李大钊选集》。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最主要的是信奉、宣传进化论。十月革命胜利后至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发生了剧烈地蜕变。在政治上，他由早期的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看齐，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主体力量、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哲学上，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的集中于对历史观问题的研究，摒弃了早期的进化史观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了他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大量富有哲学价值的文章、讲稿，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史学与哲学》等。这些文章集中阐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理论贡献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拯救中国的理论武器

李大钊从学生时代起就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也寄希望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不久就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不能救世。这时，俄国人的革命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得出向俄国人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即马克思——编者注)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建立“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的社会。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它必将带动劳苦大众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¹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¹⁵⁾他热烈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坚信“现在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遍布中央欧罗巴一带……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沿岸，望见他的颜色”⁽¹⁶⁾。

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各种“偏于感情”或“涉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¹⁷⁾，“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它“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¹⁸⁾针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而要形成一个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首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理想和主义，是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尺度”和“工具”。他明确表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二者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引导中国人民摆脱奴役和压迫、寻求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思想学说。

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处理好理论与实际或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是“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生存、丰富和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共性”是要与中国的“特性”相结合。“共性是普遍性，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¹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具有普遍意义，“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²⁰⁾社会主义理想运用到各国，“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²¹⁾他认为，中国与英、德、俄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深受国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这说明李大钊当时已经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实际而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教条化的倾向。他一再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围绕着它的实境。”⁽²²⁾“应该细细地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²³⁾

(二)关于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本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²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一再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²⁵⁾这就充分肯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他又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生产力愈发展，“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期，他的崩坏亦复如是”。⁽²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

李大钊还正确地指出，人们不可能主观随意地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改变社会组织。他说:“这个生产力，非到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命运，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²⁷⁾李大钊的这一番见解可谓真正的深远，历史表明，忽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改变生产关系，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李大钊十分重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明了阶级及其产生的原因，他说:“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是由于人们对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占有的不同而形成的;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的经济是建立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的。“在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结构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这种阶级的对立，“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在阶级对立中依次“进化”而来的，“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取敌对形式的最后”。他还指出，阶级的存在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但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李大钊进一步论述了阶级消灭的理论，指出:阶级在历史上产生，也将在历史上消灭，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时刻”就到来了。“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²⁸⁾

李大钊除了预言阶级斗争必将在中国开始，还纠正了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两种误解。一种误解是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对立起来，认为唯物史观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两者似乎自相矛盾。李大钊指出，这并不矛盾，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另一种误解是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宿命论，以为人们可以坐等共产主义的到来。李大钊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大声疾呼，号召劳工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打倒资本主义，可见他们并不坐等共产主义的自然成熟，否定人的活动。李大钊对当时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误解的更正，及时澄清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广泛的传播。

(四)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

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李大钊在理论上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曾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²⁹⁾鉴于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李大钊明确肯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³⁰⁾

李大钊从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个原理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说:“一个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他还指出，人民群众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说:“时至今日，一切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势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遭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到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清王朝的灭亡，袁世凯的失败，段祺瑞的垮台，都证明了这一真理。所以，“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李大钊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认为，杰出的个人，“不过是效忠于民众大本营前的先驱，以后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³¹⁾

李大钊还阐述了人民群众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³²⁾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同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给人们一种新的人生观，即“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要求人们抛弃一切悲观消极听天由命的思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创造全新的时代。

(五)唯物史观与研究历史规律问题

李大钊对史学理论有精湛的研究，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家之一。积极倡导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批判唯心史观，扬弃旧史学，创立具有现代形态的历史科学，是他20世纪20年代理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大钊指出，研究历史的学者必须要掌握哲学。因为“哲学要亘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为统一的考察”，研究关于宇宙的一般法则，所以，它“能对于特殊科学供给一般的原理及根本观念”。“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同时，历史的研究反过来也可以丰富哲学的理论，推进哲学的发展。但是，并非任何哲学都可以正确地指导历史科学的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在于寻求历史的法则，而历史法则可以“与人生进路以预见之导星”，研究历史，可以从历史中寻出未来的新世界，寻出人生前进的大路，他说:“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未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他把过去的历史比作一座高楼。“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炼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³³⁾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小册子最后说:“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李大钊关于历史研究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第一传人，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还是初步的，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的理论则最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曾指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是这样澎湃，可以说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影响的重要可以知矣。”又说:“总之，李先生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之深切、一贯，这非他人所可比的。一方面破坏旧思想，一方面建设有体系的新思想……先生虽然早死，而先生之学说思想日益发展而广大。”⁽³⁴⁾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当中，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开拓者的角色。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民粹主义的色彩。李大钊大概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业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的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些掠夺农工，欺骗人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³⁵⁾

民粹主义一般有两个相互结合的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这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像这样号召到农村去，这样重视农村，歌颂农民，在陈独秀等人那里是看不见的。但这又并非李大钊一人的特点，在他前后的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梁漱溟、毛泽东等人那里，曾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这同一特色。可以看出，在中国近现代，始终有着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等人为代表的民粹思潮的倾向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待资本主义基本采取赞扬、肯定，还是保留、否定的不同态度上，前者更注意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工业生产带来的社会幸福、国家富强，后者则更着意如何能保持“纯净”的农村环境、传统美德、精神文明等等，以超越资本主义。这确乎与俄罗斯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有某些相似。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像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没有俄罗斯农村公社的残迹，以及近代一些其他重要原因，中国没有或没来得及产生纯粹的民粹派的思潮、组织和活动。中国近现代所有的“志士仁人”都是自觉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从而具有民粹思想的人经常处在某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们经常并不否定近代大工业、大生产，同时“西化派”中也有不少人揭发、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所以上述划分便只具有非常相对的意义，只是某种总的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并且只是从客观上和整体上来说的。在各个具体人物身上，又还有各种具体矛盾的复杂情况。但是，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指出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近现代民粹思潮颇值得重视。正由于它没有像俄国那样具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独立性格，没有受过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的尖锐批判，从而它一开始便渗入了马克思主义之中，而发生了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不一定是坏的。许多方面，例如重视农村和农民，是符合中国实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的确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毛病。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第二个特点是道德主义。李大钊在一开始介绍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便又特别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曾用互助来“补充”阶级斗争。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规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他(指马克思)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致，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始。”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一日消灭，不过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加倍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习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纠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³⁶⁾

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的内容，这一特征与上述民粹主义特征紧密地联系、融合和统一在一起，它们是在同一个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好像与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有些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这种“互助”、“协合”和“改造人类精神”是强调建筑在所谓“尊劳主义”，即以下层人民的劳动为基础。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觉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做‘尊劳主义’”。⁽³⁷⁾

“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³⁸⁾

从一开始，李大钊便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即所谓“心与物”、“灵与肉”相提并论，要求作双向的同时改造。总之，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主张“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相结合，阶级斗争与在劳动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就是李大钊所理解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

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上面这些材料只是些思想贡献，论证只在纯粹理论领域，但活的思想史正是现实历程的一面镜子。通过镜子里的这些特征，深刻地反射出了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

这条道路和命运确乎不偶然，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倾向。因此，只有清醒地及时认识它、研究它，才能发展它的强处和优势，避免它所带来的缺陷和弊病，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可惜的是，我们的认识、研究都似乎太迟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