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第二卷开始更名为《新青年》)，其主旨是开展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陈独秀自己在《青年》发刊词中声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把着眼点放在新文化的建设和旧传统的摧毁上面。该杂志先后发表了胡适、吴虞、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高一涵、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文章，主张白话诗文，抨击“三纲”思想，反对传统道德，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标榜。此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一时间，各种杂志、小报、副刊，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思想启蒙活动。到1919年前，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达400多种，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阶段的启蒙，也使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研究面目一新，新文化、新文学、新史学等，成为领导这一时期学术方向的主流。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他1896年考中秀才，1901年因反清宣传遭到通缉而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后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这一时期，他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初到上海，筹划成立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他一直担任中央总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领导岗位。1929年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囚禁于南京。1937年8月出狱，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直至逝世。

陈独秀像

胡适(1891—1962年)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希疆、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在康乃尔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参加编辑《新青年》，1919年主编《每周评论》，192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努力周报》，1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主编《国学季刊》，提倡“整理国故”。1924年与陈西莹等创办《现代评论》，1927年任光华大学教授，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与梁实秋等出版《新月》月刊，193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32年5月与蒋廷黻、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1938年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62年在台北去世。

胡适像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他少年时拜寿镜吾为师，奠定了良好的文史基础。1898年到南京水师学堂、路矿学堂求学，1902年东渡日本，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9年回国。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此后著有多篇小说、散文和杂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和《彷徨》，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散文编为《野草》和《朝花夕拾》，于1927年和1928年出版;杂文编为《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1926年至1927年，他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定居上海，主要进行杂文创作。1936年病逝。

鲁迅像

新文化运动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序幕。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由此，开始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种对白话文的强调，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变革，而且反映了打破精神束缚的自由追求。胡适自己说:“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胡适文集》第2册，第134页)紧接着，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姿态，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呼吁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6页)。与文学革命同步，《新青年》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孔子旗号下的封建纲常礼教展开了批判，试图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彻底的清算。陈独秀称:“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释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调和论与旧道德》，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独秀文存》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71页)

鲁迅与陈独秀、胡适有所不同。他对国民性的认识，远比同时代其他人深刻。如果说，他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近代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其主题还是抨击旧道德旧礼教，那么，从《阿Q正传》起，他就着力于从根本上揭示国民性的弊端，从而塑造出阿Q这一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尤其是《野草》所收录的散文，表达出了一种沉重的孤独和悲凉。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的人生感受，同无所适从的彷徨、惨淡虚妄的悲哀交织在一起。他在《坟》《墓偈文》《死火》《希望》等篇章中对死亡的奇异描绘，就深刻地反映出这种思想焦虑。正是这种对社会和人生所作的拷问，使他的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文化运动在推进中国学术的近代化上作出了贡献。以胡适为例，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打破了此前孔子和儒学的神圣地位，开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思想的先声。他讲思想史从老、孔讲起，搁置了过去与孔子密不可分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且把孔子与诸子并列，使孔子由“圣人”还原为思想家。尽管以后人的眼光看，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上非常浅显，但这种体系上的突破使学界耳目一新。后来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派(《古史辨》派)，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胡适提倡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这些，都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