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运动

文学革命运动

周作人

清末文学方面的情形，现在再加一总括的叙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考试时已经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策论了。其在社会方面，影响却依旧很大，甚至，如从前所说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全盛时期的汉学，到清末的俞曲园也起了变化，不但弄词章，而且弄小说，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圣叹，有的像郑板桥和袁子才。于是，被章实斋骂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复活在汉学家的手里。

第三，主张文道混合的桐城派，这时也起了变化，严复出而译述西洋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林纾则译述文学方面。虽则严复的译文被章太炎先生骂为有八股调；林纾译述的动机是在于西洋文学有时和《左传》《史记》中的笔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态度方面，总已有了不少的改变。

第四，这时候的民间小说，比较低级的东西，也在照旧发达。其作品有《孽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响，在这变动局面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的是梁任公。他是一位研究经学而文章方面是喜欢桐城派的。当时他所主编的刊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

自从甲午年（1894）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中间经过了戊戌政变（1898），以至于庚子年的八国联军（1900），这几年间是清代政治上起大变动的开始。梁任公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不同。他是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载的小说多是些“政治小说”，如讲匈牙利和希腊的政治改革的小说《经国美谈》等是。《新小说》内所登载的比较价值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如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政治小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和其他的侦探小说之类。这是他在文学运动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这也可算他的特别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时候，也受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文集》《自由书》《中国魂》等，都非常有兴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讲，是“笔锋常带情感”，因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过一篇《罗兰夫人传》。在那篇传文中，他将法国革命后欧洲所起的大变化，都归功于罗兰夫人身上。在这篇文字中，有几句是：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

彼玛志黎，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

因这几句话，竟使后来一位投考的人，在论到拿破仑时颇惊异于拿破仑和梅特涅既属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样不同的性格。从这段笑话中，也可见得他给予社会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了。

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相同：

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之一，序文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她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

不过那时候的白话作品，也给了我们一种好处：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无聊。同样的东西，若用古文写，因其形式可作掩饰，还不易看清它的缺陷，但用白话一写，即显得空空洞洞没有内容了。

这样看来，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都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的提出来了。

民国四五年间，有一种《青年杂志》发行出来，编辑者为陈独秀，这杂志的性质是和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差不多。后来，又改名为《新青年》，这时候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长，他请陈独秀作了文科学长，但《新青年》杂志仍编辑，这是民国六年的事。其时胡适之尚在美国，他由美国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意见。但那时的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这是我们已经屡次讲到的了。

对此次文学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本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才得输入中国的，而参加文学运动的人们，也大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读过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反动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观念之故。严、林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其结果势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动摇不可。所以怕极了便出而反对。林纾有一封很长的信，致蔡元培先生（见大系建设理论集）。登在当时的《公言报》上，在那封信上他说明了这次文学运动将使中国人不能读中国古书，将使中国的伦常道德一齐动摇等危险，而为之担忧。

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形，没有详细讲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独秀文存》和《胡适之文存》，便可看得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钱玄同和刘半农先生的文章没有收集印行，但在大系的《文学论争》集里，所有当时关于文学革命这问题的重要文章，主张改革和反对革命的两方面的论战文字，通都收进里面去了。

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对此，我觉得还须加以解释：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学革命运动者主张用白话，明末的文学运动者并没有如此的主张，他们的文章依旧是用古文写作，何以二者会相同呢？我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这意见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为所以要用白话的理由是：

（一）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现在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

（二）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

对于他的理由中的第（一）项，在第二讲中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是以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再转“言志”的路。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许是必得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则又是，“载道”的了。

对于其理由中的第（二）项，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几年前，曾有过一桩笑话：那时章士钊以为古文比白话文好，于是以“二桃杀三士”为例，他说这句话要用白语写出则必变为：“两个桃子，害死了三个读书人”，岂不太麻烦么？在这里，首先他是将“三士”讲错了：“二桃杀三士”为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来源是《晏子春秋》里边所讲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系三位游侠之士，并非“三个读书人”。其次，我以为这句话就是白话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们讲话时说，“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说“两个桃子”，“三士”亦然。杀字更不能说是古文。现在所作的白话文内，除了“呢”“吧”“么”等字比较新一些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古字了，如“月”字从甲骨文字时代就有，算是一个极古的字了，然而它却的确没有死。再如“粤若稽古帝尧”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说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古字的缘故，现在，这句子中的几个字，还都时常被我们应用，那么，怎能算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学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因此，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一）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活，——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谈话不同，他们的谈话是以不发表意见为目的的，总是愈说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之后，赶即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们若用白话将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出来，则可以看得出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去。从这里，我和那位朋友间的密切关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来。若用古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古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相符。又如现在的“大学”若写作古代的“成均”和“国子监”，则其所给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对。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们都知道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而不要为敌人打死。因此，选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须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枪炮，枪炮只有射击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现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剑。不过万一有人还能以青龙偃月刀与机关枪相敌，——能够以青龙偃月刀发生比机关枪更大的效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万一有人能够作到呢，则青龙偃月刀在现在也不妨一用的。文学上的古文也如此，现在并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了地写出他的思想感情，较诸用白话文字写还能表现得更多更好，则也大可不必用白话的，然而谁敢说他能够这样做呢？

传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语言，用颜色，用音乐或文字都可以，本无任何限制。我们自己是不懂音乐的，但据我想来，对于传达思想和感情，也许那是一种最便当，效力最大的东西吧，用言语传达就比较难，用文字写出更难。譬如我们有时候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却有很多：有时因为考试成绩好，有时因为发了财，有时又因为恋爱的成功等等，假如对这种种事件都只用“高兴”的字样去形容，则各种高兴间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这样便是不得要领。所以，将我们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样完全描绘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还想将它们的原面目尽量地保存在文字当中，结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语言的白话。这是现在所以用白话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张，原也是同一纲领——同是从“言志”的主张中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在明末还没想到用白话，所以只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我常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则一百天的工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文中选出百来篇形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有如学唱歌，只须多记住几种曲谱：如国歌，进行曲之类，以后即可按谱填词。文章读得多了，等作文时即可找一篇格调相合的套上。如作寿序，作祭文等，通可用这种办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们也作三段，五段则也五段。这样则教者只对学者加以监督，使学者去读去套，另外并不须再教什么。这种办法，并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的作古文的，的确就是应用这办法的，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这样主张过，但难处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者全生平的历史都写进去，有时则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那时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履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到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须回复，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品，但八行书准可写满。

（二）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

现在有许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虽用白话，但乍看来其形式很平常，其态度也和旧时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旧时的文人却绝不相同。他已受过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他对于生死，对于父子，夫妇等的意见，都异于从前很多。在民国以前人们，甚至于现在的戴季陶、张继等人，他们的思想和见地，都不和我们相同，按张、戴的思想讲，他们还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现在的青年，都懂得了进化论，习过了生物学，受过了科学的训练。所以尽管写些关于花木，山水，吃酒一类的东西，题目和从前相似，而内容则前后绝不相同了。

——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