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发动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发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始时间，是由一个刊物的出版为标志的，这就是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杂志》。因为与《上海青年杂志》重名，第二年遂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往北京出版。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以这份杂志的出版为标志，是因为它自创刊伊始，就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它以“民主”和“科学”为两面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尊重科学，反对迷恋鬼神，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初的也是唯一的阵地。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动者们都直接受到过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他们以“五四”的时代精神，发动文学革命，自《新青年》创刊始，就提出“打倒旧文章”的革命口号。在这个革命口号的号召下，一个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开始酝酿。

首先是陈独秀于1915年底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通信》，主张中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之路，以挽救今日浮华颓败之恶劣风气。

李大钊继陈独秀之后作文呼应，1916年8月15日，他在北京《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其中有一段关于文学革命的意见：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李大钊呼唤哲人，呼唤新文艺，可谓空谷足音，惊于世人。他呼唤的这“一二哲人”，最先的便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

1917年1月，胡适应陈独秀之邀，作《文学改良刍议》，由美国寄陈独秀，陈阅之大喜，盛赞“吾友胡适”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这篇《刍议》，便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

《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有二：一是“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二是“思想”，吾所谓思想，“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之在文学，尤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二曰，不摹仿古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汉魏、唐宋元明各有自己的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三曰，须讲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今之诗文“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此亡国之哀音也”。此等诗文的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愿国人“奋发有为，服劳报国”，“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德国哲学家，爱国者），作玛志尼（意大利爱国者）”，作今之爱国诗文。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今之学者，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什么蹉跎、飘零、寒窗、斜阳、芳草、春闺之类的陈词滥调，便作诗文，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用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之典有：古人所设譬喻、成语、引史事、引古人作比、引古人之语，此五点“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为可用之典。狭义之典，比例泛而不切；僻典使人不解；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用典而失其原意；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凡此种种，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排偶是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古代文字，也多有排句，“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骈、律当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中国文学，及至元时，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此趋势为明代所阻，以八股取士，使文言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在欧洲，但丁、路德用各自国家的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以今世历史进化论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

《刍议》清理了中国封建旧文学的诸多弊病，明确提出了改良文学的一些主张，粗浅地就文学的语言文字、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在当时确实是颇具意义的“发难”文章。它最重要的方面：一是文学当有思想和情感;二是宣告了封建的旧文学为“死文学”，倡导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当为“白话文学”；三是用历史进化论的眼光，指出欧洲各国用“俚语”著作，始有“活文学”，并逐渐取代了“拉丁之死文学”，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而主张效法欧洲，“采用俗语俗字”作文作诗，只有这样，“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历史进化论就成为文学革命的理论武器；而废除文言，倡导使用白话，又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陈独秀，这位《新青年》的主编，从刊物创办伊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对于胡适的文章，近乎用一种狂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赞许和支持：“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的这篇声援文章，便是《新青年》2卷6期上的《文学革命论》。

这篇文章首先指出：今日灿烂之欧洲，革命所赐也，中国虽也有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任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很显然，这是说政治革命没有伦理、道德、文化、文学革命佐之，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把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提升到了革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对胡适的文学主张从根本上作了支持，从而奠定文学必须革命的主张。

就中国文学自身而论，不乏优良的传统，但是，“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这一为封建的圣贤服务的“正宗地位”必须推翻，使中国文学适应“世界文学之趋势”，体现“时代精神”。为此，“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他于是郑重宣布文学革命的三大纲领：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为此，他坚定地表示：“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现了勇猛无畏的大气概。所以，后来郑振铎热烈地称赞他：“他是这样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正是在胡、陈文章的鼓吹和引导下，文学革命开始得到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逐步形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这期间，当以钱玄同、刘半农最为活跃。

钱玄同于1917年初开始，发文多篇，支持文学革命：

2月1日，致信陈独秀，说对胡适之先生的“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载《新青年》2卷6号）

3月1日，致信陈独秀，说胡适“不用典”的论说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载《新青年》3卷1号）

5月1日，致信陈独秀，在与陈独秀讨论他的《西文译音私议》文章时，首次提出中文应“一律改用横写”的主张；（载《新青年》3卷3号）

7月1日，致信陈独秀，提出应用文亟宜改良的13条意见，其中有“以国语”作文，选用最普通的常用五千字等意见；（载《新青年》3卷5号）

7月2日，致信胡适之，支持他尝试作白话诗词，借此实地试验做法；（《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1918年2月，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支持胡适。并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载《新青年》4卷2号）

4月15日，给陈独秀寄去《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并信，提出废灭汉文这一极端主张：“欲使中国不灭，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陈独秀在复信中，持保留看法，认为：“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载《新青年》4卷4号）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但非常活跃，而且就新文化建设中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还有一位，也贡献给这场文学革命不少好的意见，他就是刘半农。

1917年5月，他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并就散文、韵文的“改良”，发表意见，认为散文的改良，一要破除迷信，推翻“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二要竭力发达白话的优点，尽力吸收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三是不用不通的文字。韵文也是三条：“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的位置”。此外文章还就文学上的用典、对偶，小说为文学之主脑等发表了意见。文章既是对胡适的支持，又是对他的那篇《刍议》的补充和发挥。（载《新青年》3卷3号）此后还作有《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章。

在新文化运动中，钱、刘二位的一出“双簧信”，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18年3月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扫清反对新文学的障碍，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封建复古派的口气，致书《新青年》，恶毒攻击诋毁文学革命，反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为复古派辩护。刘半农则代表《新青年》同人写了长篇公开信作答，将王敬轩来信中的主要观点，痛快淋漓地严正予以驳斥。这就是所谓“双簧信”事件。《新青年》4卷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这两封信的。

文学革命最初的日子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虽然在文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上有所倡导、讨论，但是，这场革命究竟怎样具体进行，他们也是不甚了然。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当时“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的进行的计划”。所以他在1917年5月，即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3个多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他不知如何进行，所以要借助于国人的讨论，他缺乏坚定的信心，所以不敢以自己的主张为必是。反倒是陈独秀在这关键时刻，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态度和决心。他复信胡适：“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陈独秀不愧为一位政治家，他用自己的坚定支持了胡适，并抓住“白话为文学正宗”作为文学革命的突入口，表明他对文学革命进行的思考。胡适“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的支持，他有了坚定的信心。紧接着，他就有了回应：“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我等当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使其发生、成长为文学的“正宗”。思想上的一致，就使得这场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运动得以更明确、更坚定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