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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地位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人的身心健康,是创造性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在人类创造性发展中,创造性环境是根本的条件。这就提出了健康、心理健康在创造性发展中的地位。这说明在创造者中健康、心理健康是主流。身体健康是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所以上述三个身体因素组成的身体健康因素是创造性发展和表现的生理基础。

我们讨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之实质,是研究心理健康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地位问题。

2016年8月19—20日,我国召开了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整个会议以“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为主题词。这对我们颇有启示,它为我们探讨心理健康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地位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念。

大会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要求,反复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里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因为大会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也就是说,健康,包括心理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全面发展的含义十分广泛,既可从人的德、智、体、美诸方面来论述,也可从身心健康各方面来陈述,又可从人的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和文化修养几方面来表达。然而,不管从哪方面来论证问题,都会包含实践创新的内容。换句话说,身心健康是促进人的创造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大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即建设健康中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身心健康,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也是我国富强发达、民族昌盛的一种象征。“东亚病夫”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的寿命早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均为37岁,发展到今天的73.8岁。

一个国家的创造性,往往与一个国家振兴、人民健康相联系。如果70年以前我们被侮辱是“东亚病夫”,那时我们连造火柴都有困难;今天人民追求自身健康、民族昌盛,正是与我们振兴中华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紧密相连的。人是创造的主体,人民是创新型国家的主人。建设健康中国,突出的是以人民为中心,有了健康的人民,才能万众一心奔小康、齐心协力建成创新型国家。所以,人的身心健康,是创造性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患者竭尽全力。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大会号召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为此,一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站在全局的、长远的、整体的角度审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把握好一些重大问题;三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人民共建共享,使人人享有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的目标。

把健康融入政策,使我国的卫生与健康事业坚持改革与创新,也就是说,政策是创新或创造性发展的保证。身心健康的发展中有创造,它需要政策做保证。

大会提出人类生存与健康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建设要求,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源等与人民群众健康相关的突出问题;提倡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共同建设健康、宜居、美丽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前所述,在人类创造性发展中,创造性环境是根本的条件。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指出的良好生态、文明环境的建设,不仅保障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也是身心健康改革创新的建设。身心健康为建设创造型国家提供了一条绿色的通道。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强调健康的正能量。对人类创造性发展来说,健康也是正能量。在一定意义上说,健康的身心是创造性发展的基础,健康的中国是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条件。这就提出了健康、心理健康在创造性发展中的地位。

尽管在上一节文献综述中出现“创造者有心理健康的缺陷”,但我们同意哈夫洛克·埃利斯的观点即“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联系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任何关于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理论采取蔑视态度。”这说明在创造者中健康、心理健康是主流。

在上一节,我曾谈到,不管国内外对健康有多少种归类,四分法、五维论还是七维健康观,归根结底,它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对“身”而言,涉及身体的良好状态、对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具有抵抗力的状态、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状态;对“心”而言,涉及智力、精力(精神状态)、非智力因素、社会关系以及道德修养等。

身体健康是创造性活动的基础。身体健康,往往与“没有疾病”相联系,当然患病不是身体健康与否的唯一指标。我不否定,患病者也有非凡的创造性成果。霍金(S.W.Hawking,1942—2018)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他因患肌肉萎缩性骨髓侧索硬化症,禁锢在轮椅上55年,却身残志坚,克服了残疾之患而成为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书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新宇宙的“几何之舞”——无边界条。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但他的思想使人们遨游到广袤的时空,渐渐解开宇宙之谜。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又是极珍贵的。

如第五章我们提到的身体,它应该涉及脑、动手能力和体力。身体健康,就体现在创造性发展和表达为脑的健康,且有动手能力和体力耐力,即创造性的生理基础要健康。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脑的功能会影响创造的表达和创新。无论是大脑皮层,还是小脑的发育情况都与创造力和创新密切相关。近期的研究也表明,工作记忆、大脑皮层和小脑的合作是创造性和创新产生的基础(L.R.Vandervert,P.H.Schimpt,& H.Liu,2007)[67]。无论是在科学创造力,还是在艺术创造力等其他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过程中,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都是很重要的,是创意产生、保持和实现的主观条件,而体力则让创造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力来完成大量细致的探索和实验(衣新发,2009)[68]。所以上述三个身体因素组成的身体健康因素是创造性发展和表现的生理基础。

创新或创造是一种智慧活动,尽管我们在前边多次提到,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创造性或创造力的发展,还有“软件”的动力因素即人格或非智力因素,还取决于环境条件。

然而创造性毕竟是智慧活动或智力活动。人的智力,至少应该包括感知、记忆、想象、思维、言语和操作技能,智力健康就体现在敏锐的观察、良好的记忆、丰富的想象、健全的言语、熟练的操作技能,特别是我们在第四章论述的创造性思维上。这里不再赘述。

尽然,在中国曾出现过唐氏综合征的乐队指挥者,但也只是一个特例。如前所述,创造性的发展还是与健康的智力相联系的,与智力水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尽管不是正相关。

我们在第四章谈到创造性的内因时,强调创造性人才的心理因素是由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组成的。人格的组成,前面谈了很多。人格健康,就体现在创造性形成和发展中所需要的健康的情绪情感、坚强的意志、合理的个性意识倾向性或需要、坚强的性格和良好的习惯上。

任何领域的创造都需要创造者对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做充分的掌握和娴熟的运用,也就是智力的作用。如果说智力-知识部分是创造力发展所需的“硬件”基础,那么心理动力部分则是其“软件”部分,这就是健康的人格因素,或者叫创造性人格。阿玛贝尔尤其强调动机的作用,斯腾伯格等人则强调人格特质的作用。对于情绪的作用,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酣畅”(flow)的概念,认为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创造者打开思路、产生创造性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在强调健康人格对创新或创造的作用。所以,创造性发展和表达的心理因素一直在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关注,早在1980年以前,就有大量关于创造力与智力及人格等心理因素关系的研究问世,巴伦(Barron)和哈林顿(Harrington)曾经在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发表过一篇总结此类研究的综述,题目就叫“创造力、智力及人格”。

这里我们着重来分析健康的情绪情感对创新或创造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在第四章第一节论述华莱士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与第二节创造性人格与非智力因素中涉提到过。情绪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态度,是人对作用于事物的体验的不同形态;这种体验是人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情绪情感对创造性的动力作用,从结构上来说,主要是由其性质、紧张性和强度来决定的(斯米尔诺夫,1957)[69]。依据人的需要和社会向其提出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个体就产生肯定的或否定的情绪情感,前者如满意、愉快、爱等,后者有不满意、痛苦、忧愁、愤怒、仇恨等。然而,健康的情绪情感不一定就是肯定的情绪情感,有时否定的情绪情感反而是健康的,如面对邪恶的势力,你能产生满意、愉快和爱吗?情绪情感是否健康主要是视其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而定的。凡能提高人的实践活动,增强其体力、精力、创造力,驱使人积极地投入实践活动的,就是积极的情绪情感,创造活动正是需要这种增力的情绪情感;消极的减力的情绪情感则会降低人的实践活动,减弱人的精力和创造力。因此,情绪情感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在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创新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为了创新或创造,必须热爱其为之奋斗的相关活动,并且痛斥有阻创新或创造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绪”,则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与人的创造性活动联系的情绪情感的另一个对立结构表现是紧张和轻松,这来自我们在第三章论述到的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思维是“情境—紧张—重定中心”过程的机制。紧张通常使创造性活动处于积极状态。健康活动之前的准备、注意的集中、体脑积极性的调动都是有意义的,但有时候紧张也可能带来抑制状态,如使行为解体、妨碍注意集中,反而使创造性活动受阻,所以在创造性活动中,保持既紧张又适度轻松的状态有利于情绪情感的动力作用的发挥。至于情绪情感的强度,在第四章已经做了较详细的分析,不再赘述。

动机应属于人格范围,这里,我们把其抽出来做独立分析,因为良好的动机,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是创新或创造性的内驱力。

动机,是指引起、维持一个人的活动,并将该活动导向某一目标,以满足个体某种需要的兴趣、愿望、理想、信念等。动机是个体的内在过程,即需要的过程,行为则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动机有始发机能、指向或选择机能、强化机能。引起动机的两种条件,一是内在条件,即个体的某种需要使人产生欲望和驱力,引发活动;二是外部条件,即环境因素、外部刺激的诱因所发。两者并不矛盾,可由需要引起,也可由环境因素引起,但动机往往是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动机的分类相当复杂,从态度来分类,有肯定的动机(如尊敬、喜爱、宽容、自尊等),也有否定的动机(蔑视、厌恶、嫉妒、自卑等);从归因来分类,有内归因(是行为者内在的原因,如人格、情绪、努力程度等),有外归因(产生行为的环境因素,如工作设施、任务难度、机遇等);从志向来分类,有成就动机(个人在学习、工作、科研等活动中力求成功的内部动因,其又包括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种),有消极的动机(如羞耻、屈辱等)。

在创新或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同样不否定那种否定的动机、外归因的动机和消极动机也能产生一定的作用,如“忍辱负重”的现象,但是,我们更倡导健康的或良好的动机,如肯定动机、内归因动机和成就动机在创新或创造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心理学研究证明,在创造性活动中,成就动机高的人所具有的共同行为特征包括以下几个:①对适度难度工作具有挑战欲,全力以赴欲求成功;②想要知道自己活动的结果如何,求得自身假设的正确性;③精力充沛、探新求异,具有开拓精神;④对于自己做出的决定勇于负责,即有责任担当的道德品质;⑤选择有能力的人作为工作的同僚,而不是选择亲近的人,有种任人唯贤的精神。(朱智贤,1989)[70]为此,我们认为,健康或良好的动机,是创新或创造性的内驱力。

在第五章,我们从组织环境、从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关系中,已经看到健康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对创造者的创新和创造性发展的影响。有人对我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在荒岛上待了28年,他种植大麦和稻子,自制木臼、木杵、筛子,加工面粉、烘出面包,制作陶器、驯养野山羊,制造木船,并与野人做斗争,这些不是创造吗?鲁滨孙有社会关系吗?我做了三点回答:第一,《鲁滨孙漂流记》仅仅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既然是小说,可以有作家笛福的“创造”和“虚构”的成分;第二,鲁滨孙确实是创造了生活条件,但他更多是与大自然搏斗,是最大化利用了已有资源;第三,如果有“创造”,证明了是由于前边提到的“健康的智力或智能”,但是没有社会关系,也局限了像鲁滨孙这样智慧的人的创造性。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最基本的可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两大类。从其他角度还可分为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等等。其中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尤其是指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和联系。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由社会关系决定和制约;但是,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调节组织环境中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心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一项典型的研究。实验表明,员工的创造性、生产效率的提高,固然有物质条件(如照明)的改变和提高福利待遇(如工资)的因素,但这些都属于次要的因素,员工最重视的是人际关系,健康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霍桑实验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人,影响人际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素,除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之外,主要还是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分类并不统一,按需要的性质可分为感情关系型(满足相互间情感交流形成良好心理气氛)和工具关系型(为了相互协调达到某一目的);按喜欢程度可分为吸引性关系型(相互喜欢、亲近、友好)和排斥性关系型(彼此心里厌恶、疏远、对立);按双方地位可分为支配关系型(一方对另一方控制)和平等关系型(彼此地位平等);按关系存在时间可分为长期关系型(如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和临时关系型(如营业员与顾客关系);按包容性可分为主动关系型(主动与他人交往)和被动关系型(期待他人接纳自己),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是健康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哪些是有问题的人际关系。对于创造性发展来说,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直接影响个体的微观环境。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关系的基本侧面,它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使单位、组织、家庭拥有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提高人们的友谊、幸福感,激励人们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人们创造性的发展。

我们承认文献综述中涉及创造者有心理问题,但更认为多数的创造者身心是健康的。什么是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机制呢?我们认为压力与自主性是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心理机制。

健康心理学十分重视对心理压力的分析。“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这是当年石油工人的豪言壮语,颇有哲理。我们认为人无压力不可能产生创新的需要,创造力就无以发展。

1.压力的定义

压力(stress)一词,又叫“应激”或“紧张”,是指个体生理或心理上感受或应对某种需求时所产生的紧张状态,有生物学取向、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其作用是增强个体的动机水平。

压力来自压力源,即来自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刺激对其施加的影响,压力源主要指那些使个体感受到紧张的事件或内外刺激。李虹教授把压力源归为四类:一是躯体性压力源,包括各种理化和生物刺激物等;二是心理压力源,特别是人格压力源,包括人际关系、个人需求、意志品质、对能力的期望等;三是社会压力源,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社会生活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创新要求等;四是文化压力源,包括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改变造成的刺激或情境。

压力是一种主观反应,是主客观的相互作用。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压力是紧张或唤醒的一种内部状态。它是个体内部出现的解释性的、情感性的、防御性的应对过程。二是压力是个体行为潜在的诱发者。它不同于一般性的刺激,并非简单地引发某种即时的具体反应,其影响先于外显行为反应而被感受到,所以压力具有方向性,客体、情境中的事件提供推向或拒斥力量。三是应对压力具有积极性与消极性。这种积极性与消极性由六种信号(称为6D)表现出来:防御(defensiveness)、忧郁(depression)、紊乱(disorganization)、挑战(defiance)、顺从(dependency)和决策困难(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这六个方面表现了个体如何增强有效的动机水平,减少或预防压力,于此显示出积极与消极的应对状态。积极压力状态较为突出的特点是主动性、理性和决策能力,面对压力构建起心理蓝图。它使个体具有特殊防御排险功能,能使个体精力旺盛,激化活动,使思路特别清楚、精确、动作机敏,推动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及时摆脱困境。而消极压力状态,尤其是处于紧张而长期的压力状态下,会产生全身兴奋,注意和知觉的范围缩小,言语不规则、不连贯,行为动作紊乱。然而,压力的消极表现是可以调节的,个体的个性特点、过去的经验、经受的锻炼和训练在调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事业性、责任性和良好的人格因素或非智力因素等,都是在紧张条件下防止行为紊乱的重要因素。

2.压力产生创造力

无论是在第一节里出现的来自心理不健康的创造,还是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呈正相关,从机制上分析,创造力首先都来自压力。

其一,创新或创造性来自压力源,心理困扰与创作的压力源往往是两码事。从第一节文献综述中“当代西方引用率最高的三个研究”来看,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被试都是做文艺的,文艺学者一般在人格上更偏情感型,如果出现情绪困扰或不健康的现象,犯双相障碍症的人数比“非艺术领域人物多”,这并不奇怪。而三项研究都强调情绪(心理)困扰者仍在坚持文艺创作。文艺创作是来自相关创新创作的压力源,它与情绪(心理)困扰是两码事。心理困扰者也一样能接受创作或创造的相关压力源,有了这种压力源,坚持创造是十分符合情理的。因为文艺创作的压力也能促进心理困扰者产生紧张或唤醒创作状态。

其二,某种压力会使人产生潜在的心理伤害,压力影响心理健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是压力反应的重要途径;但这类压力要少于影响大脑的创新或创造活动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霍金等各类病人或不健康者仍能做出成就的原因,情感、意志、价值观等人格因素的压力源是创新或创造能力或行为潜在的诱发者,这些因素在使创造者抵抗身心不健康因素、增强有效的动机水平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三,压力应对有着差异性,如性别的差异、年龄的差异、领域的差异等。这就可回答我们第一节文献综述中“创造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特殊领域”研究疑问。男女作家心理困扰或不健康的比例,职业演员与非职业职员在焦虑、内疚和抑郁上的异同,应看作压力应对的差异的表现,或者说这是由于压力应对差异造成的。

其四,健康身心创造者的创造性是怎么来的?按照第一节文献综述,我们坚持健康的创造者还是占绝大多数的。他们的创新或创造也是来自创新或创造的压力。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社会性强,更容易接受社会文化的创造性的压力源。压力源有躯体的、心理或人格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创新或创造性的压力源更多来自社会的和文化的;对压力的不同反应决定心理健康与否,压力的生物反应、压力的心理或人格反应、压力的社会反应,决定多数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就是健康人的心理或人格状态。创造性活动压力与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人的创造性压力显得健康而高尚。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节文献综述中看到的多数创造者的心理是健康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正常人创新或创造性压力的特征。第二,具有应对压力的积极性。健康人在创造活动时,往往表现出健康的身心状态,在接受创造压力源的过程中,能持悦纳压力的激情、积极地迎接挑战、精确地决策全局、防御并克服困难,变压力为动力,并调节压力源中可能发生消极影响的因素。

从压力产生创造性的因素来看,创造性心理学应改变如前所述的病理学与缺陷观占据主要地位的现状。创新或创造性绝不是人类的“神圣的疯狂”“魔鬼”“精神疾患”等,而是人类对幸福人生、和谐社会与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追求,一种神圣的、理性的智慧活动。

1.主体性的定义

主体,原是哲学中认识论范畴的一个概念。心理学将研究的主体之重点置于主观性或主体性上,认为某些以需要为核心的主观性构成人的主体的主要内容,如人的意识、道德性、意向、价值等个性意识倾向性。心理学的主体观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把人视为有生命的个体,人是自然实体与社会实体之总和;二是自我理论,即把人视为意识、精神活动的人格统一体。

主体性或主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主动性。所谓主动性,是指个体按照自己规定或设置的目标行动,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行为品质,它集中地由个体的需要、动机、理想、抱负和价值观等推动。主动性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正面概念,艾里克森认为,主动性是个体心理社会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主动对罪恶阶段(3~6岁),在该阶段,个体可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在父母的鼓励下,具有该行为品质的儿童对外界事物好奇,充满兴趣,积极探索和控制外在环境,形成目的意识,为自信心和创造性品质的形成打基础(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71]

主体性在哲学和社会学里被称作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它指人的主体需要或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作用或能动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物的特点。”(毛泽东,1991)[72]也就是说,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它的功能必然有主动性,使思维结论有着自由权。由于能动性的存在,人类在实践中知行统一。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世界。行动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理论、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反映了人的心理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操作性,也必然产生创造性。人的主观意识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积极的主观意识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掌握客观规律,这是充分地、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人的主体性,包含着我们在第四章论述思维中涉及的“思维的生产性”,它表明人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而是现实世界中积极的活动者和创造者。

2.主体性产生创造力

人类的创新或创造性活动,不仅来自压力和压力源,也来自创造者个体的需要及其表现形式的兴趣、动机、理想、信念、抱负和价值观,即来自主体性。几乎所有的发明创造者都谈到,创造探索是与实际问题(压力源)、与满足实际的主体需要或愿望相联系着的(斯米尔诺夫,1957)[73]

人的主体性或个性意识倾向性的一个重要成分是需要,需要是人类对客观或实际需求的反应。主体性成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心理机制,就是由于需要的功能。

其一,从需要的特征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人的需要有四个特征,一是需要总是具有自己的对象,无论健康与否,若要投入创造性活动,就要明确创造的内容;二是需要都依赖于它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得到满足而获得具体内容,达尔文的观察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同一些需要能够重新产生,重新出现,具有周期性,不论是心理困扰者还是健康者,产生的创造性的需要都具有周期性;四是需要是否满足随需要范围的改变和满足它的方式的改变而发展,如果在创造性活动中屡次失败到了无法获得成功希望时,无论健康与否的创造者都只得放弃这个创造项目。

其二,从需要的分类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要从低向高做了五种类型的划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自我需要中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进行创造发明,这是需要层次系统中最高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要求最充分地发挥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力。我认为需要的分类尽管复杂,但不外乎是两种:一是需要从其产生上分类,可以分为个体的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系个体的要求而产生,后者系社会的要求而产生。不同健康程度的创造者,各自的创造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从个体的需要出发,有的则是从社会的需要出发,很难分清是健康者的创造发明还是心理困扰者的创造发明。二是需要从其性质上分类,可以分为物质方面的需要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健康程度不同的创造者,有精神有问题仍从事精神方面,如文艺创造的实例,但很少有从事非文艺的创造,如自然科学的创造,这可能来自各自需要性质的差异。此外,上述两种分类是交叉的,不管哪种分类方法,人的需要总是带有社会性的,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物质方面的需要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相互制约,因此,人的需要又带有主观能动性的。

其三,从需要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的功能——动力作用来看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人类的创新或创造性的动力是人的需要,是人的主体性,即主观能动性。创造压力源到来后,会激起人的紧张,唤醒创造的需要,使创造者产生理论、构想,提出计划方案,按既定目的而不懈努力做出创造性的操作,换句话说,创造的压力源通过外因激发或通过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内因来完成创造性的任务。对于广大健康的创造者来说,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构成其达到创新或创造性目的的内在动力;对于心理困扰者,包括躁狂抑郁症患者,只要他意识清晰,他肯定是从情感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构成其达到创新或创造性目的内在动力。

从主体性产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来看,创造性心理学应加强创造性需要,特别是动机对创造性作用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而且要加强心理健康干预与创造性发展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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