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及其与创造性的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为的是让人类在创造性或创新活动中保持更适宜创造或创新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以获得更好的创造性成果。

要讨论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健康、什么是心理健康。我们团队的李虹教授著有《健康心理学》一书，论述了这些问题。

健康，是人类十分珍重的概念。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重视健康，深入地研究了“健康”的实质、组成、途径。

我国越来越关注健康，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理念。

《辞海》中“健康”概念为“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健全的身心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状态”（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1]。

定义是概念的核心。《辞海》的定义不仅建立在医学模式的基础上，而且已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对健康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为此，李虹（2007）^[2]谈了“健康”定义变化的“简史”。

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观被后来研究者称为“消极健康观”，健康的定义是：“一个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部分处于安宁状态，它的特征是机体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没有疾病。”这时，健康被简单地定义为没有症状和体征。症状和体征是机体处于某种生物学紊乱状态的表现。这种紊乱状态，会降低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简单地说，健康是“没有疾病”，疾病是“失去健康”。这种解释导入了健康是“没有疾病”，疾病是“失去健康”的循环定义，最终并未弄清楚健康是什么，疾病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疾病谱和死因谱发生了改变，许多非传染病性疾病和慢性退行性疾病逐渐增加（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消灭这类疾病以获得健康，要采用综合防治的方法降低和排除各种危险因素，并且达到个体的身心平衡及其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于是，有了对健康与疾病本质的新认识。这一认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开始的。

于是，国际上出现类似于我国《辞海》的定义。

一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宪章（1947年）的健康定义：“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康宁（well-being）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这被称为健康的三分法（B.L.Bloom，1988）^[3]。

二是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健康是人在体力、感情、智力和社交能力等方面可持续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程度。”（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99）^[4]

三是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的定义。“健康（人的）是个体能长时期适应环境的身体、情绪、精神及社交方面的能力。”这被称为“健康的四分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1986）^[5]

四是整体健康观。哈尔伯特·邓恩（Halbert Dunn）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三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智力方面（理性思维过程）和精神方面（心灵的或精神的），使健康具有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躯体、社会、情绪、智力和心灵（精神）。这被称为“健康的五分法”。（黄希庭，郑希付，2003）^[6]

健康行为，分为“积极的健康行为”和“消极的健康行为”。积极的健康行为是与良好的健康状态有关的行为；消极的健康行为是不利于健康状态的行为。健康心理学中所说的健康行为，一般是指积极的健康行为以及减少或消除消极健康行为。

健康行为包括哪些领域？国内外的看法是不统一的。有四分法，即四个领域（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对健康的总知觉）；有五分法，即健康五维论（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精神健康）；有七分法或健康的七维度（健康的生理维度、健康的情绪维度、健康的社会维度、健康的智力维度、健康的精神维度、健康的职业维度、健康的环境维度）。

我们团队的李虹教授（2007）^[7]曾介绍过四分法。

生理健康，是一个人的生理功能状态，也是健康的个体在正常情况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个体从事的活动可以分为六类：自我护理活动、运动、体力劳动、角色活动、家务劳动、休闲活动。

心理健康，确定的方法是看个体是否有抑郁症及其他情感障碍，是否有焦虑症。另外，衡量心理健康时还要观察积极的方面，如幸福感、自我控制感及良好的情绪、思想和感情。

社会健康是指人际之间的交往和活动，如与朋友的交往、参加集体活动以及一些自我评价，如是否与他人合得来。

对健康的总知觉是指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对自己过去、现在、未来健康的总看法，对自己抗病能力的判断，是否担心自己的健康以及认为疾病在自己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然而，李虹在《健康心理学》中的结论还是坚持健康包含身心健康，即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或精神健康。我们团队也赞同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包含智力与非智力诸领域的健康，其中包含社会适应能力。

我们团队，除李虹教授的《健康心理学》之外，还有一部著作，即俞国良（2017）^[8]的《20世纪最具影响的心理学大师》。前者循着“积极”而不是“被动”这个积极健康心理学的方向，集中力量探索利用人积极的本质；后者介绍了18位心理健康者的生平事迹、主要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从中我们能看到“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发展、分歧和关注点。

定义是对含义的界定，在众说纷纭的心理健康定义中，我们选择了国内外较为典型的7种定义。

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将心理健康定义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心理在本身及环境条件许可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佳功能状态，但不是十全十美的绝对状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1985）^[9]

美国《大美百科全书》引用阿佩尔（Appel）精神医学辞典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心理的幸福及充分的适应，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能够符合社会的标准。”（《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1994）^[10]

以罗杰斯为代表的自我理论学者认为，“心理健康指在各种自我之间，即在主观自我、客观自我、社会自我、理想自我之间获得和谐关系”（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2003）^[11]。

美国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发表的心理健康报告（Mental Health：A Report of the Surgeon）给心理健康的定义是：“心理健康是心理功能的成功性表现，它带来富有成果的活动，完善人际关系，有能力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逆境。心理健康对于个人幸福、家庭、人际关系、社区和社会是必不可少的。”（黄希庭，郑希付，2003）^[12]

我们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将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的心理状态（如一般适应能力、人格的健全状况等）保持正常或良好水平，且自我内部（如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体验等）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状态。”

我们的《心理学大辞典》同时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标准”，从外延上进一步对心理健康加以定义：情绪稳定，无长期焦虑，少心理冲突；乐于工作，能在工作中表现自己的能力；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且乐于和他人交往；对自己有适当的了解，且有自我悦纳的态度；对生活的环境有适当的认识，能切实有效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逃避问题。

《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将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在内外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车文博，2001）^[1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心理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第二版）》对“心理健康定义”的表述是：“我们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具备正常的心理特质，从而能更好地调控心理以维持内外的平衡与协调，合乎常规地应付环境与交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03）^[14]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的概念既代表心理健康，也表示它的相反方向——心理问题，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

1.国际争议

第一，关于心理健康的含义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强调心理健康的客观标准，认为具有良好的身体、良好的品德、良好的情绪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就是心理健康，如艾里克森（E.H.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论和彪勒（C.Buhler）的基本生命倾向论（C.D.Ryff & C.Keyes，1995）^[15]；有的则强调心理健康是一种主观感受，如马斯洛（A.H.Maslow）的自我实现概念等；有心理学家从外部标准、主观感受、情绪三个方面来论述心理健康；还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Boey & Chiu，1998）^[16]。

第二，关于心理健康的测量指标有不同看法。在对西方心理健康研究文献检索中发现，关于心理健康的测量指标有很多，如情绪和情感、主观幸福感、自尊（M.Rosenberg，C.Schooler，& C.Schoenbach，et al.，1995^[17]；Owens，1993^[18]）、一般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等，那么，什么指标最能够反映心理健康的本质和核心呢？这就构成了争议。

第三，关于心理健康的测量存在有不同理解。目前心理健康工作者所使用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大部分测量工具是对心理问题或心理症状的测量，如对于忧郁、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的测量，布位德伯恩的负性情绪量表（N.Bradburn，1969）^[19]，而忽略了对心理健康积极方面的量度。这样的测量能否指出“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区别，有待商榷。

2.心理健康的含义

迄今为止，对心理健康公认的理解如下。

（1）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

心理健康分为正负两个方面，它不仅仅是消极情绪情感的减少，也是积极情绪情感的增多，心理健康也就被默认成了这两种情感。积极情绪情感和消极情绪情感彼此独立。换句话说，积极情绪情感的增加/减少并不意味着消极情绪情感的减少/增加，它们可以同时存在。

（2）心理健康内涵的核心是自尊

所谓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或自我）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体验和态度。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因为自尊与心理健康各方面的测量指标都有高相关（J.Crocker，2002）^[20]。

（3）心理健康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

这种主观体验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主观性，心理健康与否，往往来自个人的主观体感受，客观条件只是作为影响体验的潜在因素；二是积极性，表现出肯定的、正面的精神面貌，热忱的、进取的心理状态；三是全面性，心理健康与否，不仅表现在知、情、意的各个过程和个性的各个方面，也往往表现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E.Diener，1984）^[21]。

3.心理健康的标志

其一，没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是指心理现象或精神现象发生病理性的变化，它有轻度与重度之分；大、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主要属于心理素质或心理质量不高的表现，它不属于心理或精神疾病的范畴，充其量是一种心理失衡的状态。

其二，具有一种积极向上发展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而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

4.心理健康概念的具体表述

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标准（四条）：①身体、智力、情绪协调；②适应环境，人际交往顺利；③有幸福感；④发挥潜能。

人本主义心理学（经典十条）：①我安全感；②了解自己；③理想、目标切合实际；④适应环境；⑤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⑥善于从经验中学习；⑦良好的人际关系；⑧控制情绪；⑨适应群体，发挥个性；⑩适当满足个人需要。

美国人格心理学的标准（七条）：①自我开放（不自我封闭）；②良好的人际关系；③具有安全感；④正确地认识现实；⑤胜任自己的工作；⑥自知之明；⑦内在的统一的人生观。

长期以来，病理学与缺陷观占据着健康心理学的主要地位，而人类的积极特征，如乐观、希望、知识、智力和创造力等却被忽视了。于此，在世纪之交，积极心理学产生了，其创设人是塞利格曼（M.E.P.Seligman），他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方向，试图以新的理念、开放的姿态诠释与实践心理学，因此，积极心理学是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

积极心理学研究涉及多个领域，主要研究内容是积极的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心理过程对于生理（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积极的心理治疗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塞利格曼提出的六大人类核心美德和24种性格力量。这个科学的结论固然有其理论上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来自他的团队对54个国家及美国的50个州的117 676名成人被试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数据。六大美德有智慧、勇气、仁爱、公正、克己和自我超越；24种性格力量是六大美德的具体表现形式，表现为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动中的积极品质：创造力、好奇、开放思维、好学、有见地、真实、勇敢、毅力、热情、仁慈、爱、社会智力、公正、领导力、团队精神、宽恕、谦逊、谨慎、自律、审美、感恩、希望、幽默和虔诚。

我们不必去细细评论积极心理学的具体内容，应该看到的是积极心理学使心理健康或健康心理学走向积极的或正能量的方向。

1983年，在国内我率先提出学校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的设想，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我又强调学生心理健康是主流，不要把心理问题扩大化。1995年，我与几位专家商议心理健康的标准，我们从学习上的“敬业”、人际关系中的“乐群”和自我的“修养”这三个方面来确认标准（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5）^[22]。后来我按这三个标准，提出了18项心理健康的指标（林崇德，1999）^[23]：敬业（乐学善学、勤学反思、有满足感、卫生用脑、排除忧惧、良好习惯），乐群（权利义务、客观看人、关心他人、诚实守信、积极沟通、和谐相处），自我（自知之明、镜像自我、正确归因、珍爱生命、抱负实际、自制力强）。对照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我们提出的时间相近，各有内涵与外延。让我们一起把心理健康理解为积极的心理特征吧。

长期以来，关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有高创造力的人都是心理不健康的，并出现了天才者丧失理智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心理健康是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在西方心理学的文献中，在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研究中，持高创造力者有心理问题的往往居多数。

1.当代西方应用率最高的三个研究

在当代西方的创造力与心理健康这一主题上，被引用和转述最多的三个文献（J.C.Kaufman，2016）^[24]如下。

第一个就是贾米森（K.R.Jamison，1993）^[25]总结的她曾做过的一些小型调查分析，包括一些传闻逸事以及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的观点。她在文中主要专注于研究躁狂抑郁症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所收集的个案大都服务于证实这种联系。后来，她（K.R.Jamison，1997）^[26]写了一本关于自己与病魔斗争的回忆录，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该论著在欧美有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使得躁狂抑郁症与创造力存在紧密联系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二个得到广泛引用和传播的研究是安德烈亚森（N.C.Andreasen，1987）^[27]做出的。他曾经用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分析了30位具有高创造力的作家，还选取了30位与作家相匹配的一般人作为对照组。此外，他还访谈了这60位被访谈者的一级血亲。基于访谈内容，安德烈亚森得出结论，高创造力的作家更容易患上躁狂抑郁症及其他情感性精神障碍；高创造力作家的一级血亲也更有可能同时具有高创造力和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安德烈亚森和格利克（N.C.Andreasen & L.D.Glick，1988）^[28]还得出结论，与高创造力的科学家相比，艺术家看起来存在更多的焦虑、情绪不稳定和容易冲动。

第三篇引用和转述较多的文献是基于路德维格（A.M.Ludwig）采用历史测量学方法所做的研究（A.M.Ludwig，1995）^[29]。加州大学西蒙顿曾经完善和开拓了这一有悠久历史的创造力心理学研究方法（D.K.Simonton，1990^[30]，1994^[31]，2009^[32]）。历史测量学的数据主要来自高创造性杰出人物的传记资料，涉及杰出人物个体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出生顺序、智力早慧、精神创伤、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移民迁徙和教育经历等。路德维格的这项大规模研究囊括了西方1 005位出现在1960年到1990年主要传记中的高创造性杰出人物，这些人来自18个职业领域。在研究中，他发现艺术领域（如写作、视觉艺术和戏剧）杰出人物比非艺术领域（如商业、政治和科学）杰出人物更易出现心理和行为上的病态（包括酗酒、吸毒、精神病、焦虑障碍、躯体化问题和自杀等）。

这三篇文献被引用和转述最多，它们均支持高创造力人群与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存在高相关这一观点，同时，这三篇文献还容易衍生出这种假设，即所有的创造力都与精神疾病高度相关（J.C.Kaufman，2016）^[33]。当然，所有上述三项研究在得到了高度关注的同时，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批判。例如，罗斯伯格（Rothenberg，1990）^[34]认为安德烈亚森（N.C.Andreasen）的实验对照组并没有与选中的作家很好地匹配；施莱辛格（J.Schlesinger，2009^[35]，2012^[36]，2014^[37]）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证明这三项研究的缺陷（她称这三项研究为创造力研究领域“不稳定的三脚架”）。而考夫曼（J.C.Kaufman，2016）^[38]认为，尽管路德维格的研究存在缺陷，但却具有研究价值，但贾米森和安德烈亚森的研究除了增加了这个主题的喧嚣之外，几乎无法给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论据。

2.创造力与心理健康的特殊领域

与路德维格（A.M.Ludwig，1995）使用类似方法的其他研究也发现了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存在较高的相关这一结论。这些研究分析了不同领域的创造力与精神疾病的联系，如有研究发现爵士音乐家具有更高的患精神疾病的可能（G.I.Wills，2003）^[39]，有的研究发现杰出的男性艺术家和作家多伴有人格障碍（F.Post，1994）^[40]，还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高创造性作家更容易罹患情感性障碍（F.Post，1996）^[41]。路德维格（A.M.Ludwig，1998）^[42]在另一项历史测量学研究中发现，艺术领域的高创造性人才比其他职业领域的同类人才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马钱特-海寇斯（Marchant-Haycox）和威尔逊（G.I.Wilson，1992）^[43]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量了162位表演艺术家（包括演员、舞蹈家和音乐人及歌手），结果发现这些人在焦虑、内疚和抑郁几项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哈蒙德（J.Hammond）和埃德尔曼（R.J.Edelmann）（1991）^[44]则发现职业演员比非职业演员在EPQ的神经质量表上得分更高，这表明职业演员可能更容易焦虑、紧张、担忧、郁郁不乐和忧心忡忡，他们的情绪可能起伏更大，遇到外界的刺激，更易有强烈的情绪反应。

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关注创新人才所在的领域在精神疾病发病率方面的差异。考夫曼（J.C.Kaufman，2001）^[45]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类型的女作家（小说作家、剧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和男作家（小说作家、诗人、剧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相比，女诗人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此处的精神疾病是按是否具有自杀企图、是否曾住院接受治疗或特定时期是否出现抑郁症来衡量的）。将诗人与政治家、女演员、小说家和视觉艺术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诗人比其他职业类型更容易患精神疾病。还有研究发现，知名诗人比其他作家患有精神病的可能更大（J.C.Kaufman，2005）^[46]，并表现出认知扭曲（K.Thomas ＆ M.P.Duke，2007）^[47]。

研究也发现，西方作家的平均寿命要短于其他从业者（包括与艺术相关的职业）（V.J.Cassandro，1998）^[48]。考夫曼（J.C.Kaufman，2003）^[49]对近两千名美国、中国、土耳其和东欧作家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这四种文化中，诗人的寿命比小说作家和纪实类作家的寿命都短。早期研究（Simonton，1975^[50]）也发现，诗人是所有作家中最容易英年早逝的人群。

前文提到的西蒙顿对204名西方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进行历史测量学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又表现出领域性差异。具体来说，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单调递增函数，而对于科学家、思想家和作曲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非单调单峰函数。达米安和西蒙顿在探讨精神疾病与创造力的关系时还引入了另一个因素，即成长逆境。他们发现，在预测创造力成就时，成长逆境具有与精神疾病相似的作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有些天才人物具有很高的精神疾病表现，但成长逆境得分较低；而另一些终身未曾罹患任何精神疾病，但其成长逆境的得分会很高。西蒙顿等人用“均衡”理论（trade-off theory）来解释这种互补现象^[51]。

贾米森（K.R.Jamison，1989）^[52]采访了47位英国艺术家和作家，结果发现他们中患有某种形式精神疾病的比例高于普通人口中一般的预测比例，特别是罹患情感障碍（如双相情感障碍）的比例较高。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施莱辛格（Schlesinger）指出的那样，该研究没有控制组；路德维格（A.M.Ludwig，1994）^[53]研究了59位女性作家和59位对照被试，结果也发现作家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大，这些精神疾病包括情绪障碍（包括双相障碍）和一般性焦虑。科尔文（K.Colvin，1995）^[54]发现音乐家比那些有天赋的音乐专业的学生出现更多的情绪情感障碍。内特尔（D.Nettle，2006）^[55]研究了诗人、数学家、视觉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发现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具有更高的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数学家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性较低。

3.综合探索创造者的心理困扰

考夫曼（J.C.Kaufman，2001）^[56]对1629名作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女诗人比男作家和女性作家经历更多的心理疾病的困扰。这可能与女诗人的情绪状态有关。进一步追溯该类研究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伦（F.Barron，1966）^[57]在研究创造性作家时发现，他们在MMPI测定精神分裂症倾向、抑郁症倾向、癔症倾向和心理变态倾向的一些量表中，得分较高。如果我们认真而谨慎地接受这些测验的结果，那么作家似乎比普通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也更成问题。换言之，他们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但也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巴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作家的社会行为。他们显然是一群高效率的人，他们骄傲地、与众不同地驾驭自己，但他们置身于现实世界时却是痛苦的，这个世界常常容不下他们，有时又是冷漠和令人畏缩的，而且他们的确也容易对此大动感情。然而这些心理品质显然都是正常的品质，他们在诊断测验中较高的得分便是这些品质的标志。赖恩-艾希鲍姆早在1932年就提到，许多变成精神病患者的天才，只是在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之后才生病的，如哥白尼、多尼采第、法拉第、康德、牛顿、司汤达等。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在1904年对英国天才人物的研究中发现，确实有4.2%的天才患有精神病。他认为“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联系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仅仅不到5%。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要对任何关于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理论采取蔑视态度。”

在心理学界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而且只要创造性潜力一实现，不管其范围如何，都使人在心理上处于正常状态。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更认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将创造能力更好地付诸实现，富有创造力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和表现。

牛（Niu）和考夫曼对722名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家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文学家，中国文学家表现出更低的精神疾病得分，似乎在中国高创造性的文学家身上并不存在比普通人更高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他们指出，存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普遍受儒家和道家传统哲学影响，推崇与自然及他人和谐共处，认为这样才更具创造力（罗晓路，2004）^[58]。

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借助于唤起病人创造性能力的精神治疗，应当是心理疗法的全部目的。他们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视为使神经官能病患者养成克服对他们来说苦难情境的行为的心理治疗程序。通过学习解决日常问题的战略方面的课程，加强了心理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有可能变换策略和使行为正常化的灵活性。根据这种观点，“个人创造性天赋”与“正常人的心理”的概念的意义是相同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是两种创造力的整合，即初级创造力（primary creativity）和次级创造力（second creativity）。初级创造力来源于无意识里的冲突，而次级创造力则是自我状态良好的、心理健康的成人的行为中自然的、逻辑的产物。人本主义关于创造性人格的观点和高自尊的特征基本相同。一项关于那些具有高自尊的个体才能获得高水平的创造力研究探索了阻碍大学生个人创造力的因素，发现缺乏时间/机会、压抑/羞怯是两个重要因素，且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教育者帮助大学生减少阻碍创造力发展的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罗晓路，2004）^[59]。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程喜中等人2003年利用卡特尔16PF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大学新生的创造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因素与创造能力个性因素成负相关关系，创造能力个性因素超常组的心理健康因素与正常组存在显著差异，超常组心理健康因素高于平均数的仅占26%，远低于正常组62%和总体56.5%的水平。说明超常组较其他学生有更多的焦虑和抑郁，在适应社会上有更多的苦难。但是，更多的研究结果与此相反。俞国良（2003）^[60]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了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以及这些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培养和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创造素质。王极盛、丁新华（2002）^[61]发现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较为密切，创新意识与学习压力、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创新能力与学习压力、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适应不良呈显著正相关，竞争心与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健康水平高者其创新意识和竞争心较心理健康水平低者高；学习压力对创新意识和竞争心的预测作用较大，学习压力、适应不良和抑郁对创新能力的预测作用较大。还有研究者（卢家楣，刘伟，贺雯，等，2002）^[62]通过教学现场实验，研究了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性总体水平显著高于难过情绪状态，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面。盛红勇（2007）^[63]也利用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探讨了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与适应不良、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方式。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适应不良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与创造力倾向呈显著负相关，适应不良对创造倾向、心理健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适应不良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适应性强的学生的创造力倾向明显。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健康的心理是创造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心理条件。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能初步看出，西方的研究结论是西方的高创造力者大多是心理不健康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高创造力者的研究，或中国学者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是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1.西方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结论来自古代西方的教条，在一定意义上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古代西方的不少学者都将创造力与意识状态的改变或强化联系起来，这种改变或强化通常具有个体心理健康变化方面的含义。在古希腊，创造力也被视为魔鬼附体。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魔鬼是半神性的，是给予特殊个体的神圣礼物。苏格拉底曾说他的大部分思想来自魔鬼，柏拉图用“神圣的疯狂”来描述创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创造性的个体具有抑郁质，但是此处的抑郁并不是现在语义，而是指其后有某种东西支持他们。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es）的体液说中，抑郁质也并不等同于某种精神疾患，而是四种气质类型之一，与抑郁症相关的特征包括了敏感、情绪化、内向和古怪（R.M.Ryan & E.L.Deci，2000）^[64]。前文提到的西蒙顿的研究发现，到1800年这种创造力与疯狂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刻板印象已经成为教条。

在西方，相信精神疾患会导致创造力的观念主要发端于浪漫主义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疯狂是极端创造性带来的副作用。这一阶段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认为疯狂的状态是创作所需要的，所以开始拥抱疯狂，宣称自己经历着精神折磨甚至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这种将创造性与疯狂联系起来的信念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当代社会仍然存在。西方的作家和艺术家有时行为怪异，不少富有创造天赋的个体觉得正常就意味着平庸，从而渴求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有一位曾获得过奥斯卡提名奖的电影明星，曾有过吸毒、因犯罪被拘捕的历史。后来，他说：“我的恶习，现在看来，是创造力。”

2.中外学者对心理健康与中国创造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反映了东方文化的特点

衣新发、谌鹏飞和赵为栋（2017）^[65]运用历史测量学的方法研究了92名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唐朝杰出文学家48名，宋朝杰出文学家44名。结合唐宋杰出文学家的传记及文学史相关资料，研究者们使用“远距离人格测量”（At-a-distance Personality Assessments，APA）（R.I.Damian & D.K.Simonton，2014）^[66]的方法对文学家的精神疾病逐一编码评分，其中所涉及的精神疾病包括以下四个维度：①心境障碍（如抑郁、躁狂、焦虑等）；②认知神经障碍（如精神分裂、精神错乱、精神衰弱等）；③成瘾（药物或酒精）；④自杀。同时，研究者们使用历史测量学的技术对这些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予以评分。此外，还将朝代、性别、出生年份、智力早慧、成长逆境、移民迁徙和宗教信仰作为唐宋杰出文学家创造力成就的影响因素纳入整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成长逆境对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具有稳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取得高创造力成就的文学家历经了更多的成长逆境。但精神疾病对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未产生任何影响，也未发现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在预测西方杰出人物创造力成就时所存在的“均衡”现象。无论是在唐宋合并的总体样本，还是在分朝代分析的样本中，都未出现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精神疾病与杰出创造力成就关系方面可能存在中西方跨文化差异，这个差异可能折射了精神疾病作为一种心理特质在东西方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也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