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状况及其与媒介的关系

一、读者状况及其与媒介的关系

1.读者状况

1912年，我国人口约为4. 3亿。⁽⁷⁸⁾报纸的影响集中在沿海或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主要使用者仍以知识阶层为主。整体而言，报纸发行总量处于增长之中，但人均拥有量仍然很低。我国报刊文体长期以文言文为主，加上识字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数的百分之五，大部分人甚至也包括那些具备初步识字水平的人，不能有效地阅读或使用报刊。有限的读者和报纸数量，使舆论发挥作用的范围和力度受到影响，但不可否认，中国报业已迈出了积极发展的步伐。

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已注册的报纸杂志有1059种，而我国总人口数为430198798（根据1919年邮务管理局的调查），因此平均每40万人仅拥有一种报纸。而日本报纸杂志的注册数，1922年时有4562种，同时期人口数为55961140，平均12000人即有一种报纸。⁽⁷⁹⁾两者对比一目了然。这组数字显示的绝非仅是两国报刊出版方面的差距，它同样反映出国家间整体实力的差距。

近代中国的人均报纸拥有量还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异。按照邮局统计分析与人口相比较可知：报纸最多之地，平均每9个人可以阅一份报纸，而在最少之地，则每3万人只能阅读一份报纸，全国则平均每164人可阅读一份报纸，而且这还包括印刷物在内，可见中国报纸之缺乏。⁽⁸⁰⁾这并非忽视或否定这个时期报纸取得的进展，但这种发展和社会需要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是不能回避的。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说，他父亲没有看到过《新民丛报》和《民报》，第一份闯进他们乡间的是《申报》，而他在1915年离家去杭州投考杭州第一师范前还并不知道新学是什么。⁽⁸¹⁾

这个时期我国能够读报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从民国元年到1927年，中国人的识字状况因缺乏科学、规范的调查，迄今很难找到权威、准确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资料做初步讨论。有人估计，我国识字人口在1927年前约为总人口的5％，其他95％则为目不识丁者，这些数据虽需要更有力的支持，但由此推知当时读报的人数量仍然是很少的。

阅读报纸者数量虽少，但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却能通过进一步的传播环节（如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进行，几至社会下等苦力也受到它的宣传，对全社会发生影响。但不可否认，读者因教育水平所限及信息匮乏等原因，对新闻界所提供的消息通常缺乏辨别力，因此会存在着凡事都信或凡事皆疑的两种极端态度。

报刊流行前，我国社会上实际缺乏一种为各阶层所接近、所使用的公共读物。以前的经史子集以及近代的小说、杂志的确能影响到一批读者，但相对报纸而言，从价格的低廉、信息的时效、讨论平台的开阔、物理体积上的便携以及生活中的可重复利用等方面观之，报纸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政府严禁买报者买报的情况早已成为历史陈迹。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开始闯入普通人的生活，并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影响。胡适对自己早期接触《时报》的感情记忆犹新，他说当时的那些少年人喜欢《时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报》的短评在当时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因此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所以对读者产生有力的影响。《时报》的短评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功夫去寻思思索”。对当时的几件大事，《时报》都有很明确的主张，在看报人思想程度还处于幼稚的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满足了这种需要，并对青年人发挥着有力的影响，胡适就谈到自己少年时因受到《时报》短评的影响，非常痛恨上海道台袁树勋的失国丧权，曾联合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骂他。⁽⁸²⁾

在沿海或重要城市的知识或普通市民阶层，报刊已成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部分，各大报纸竭力吸引读者，关注他们的需要。但若将其放入几亿人口的社会中考察，报纸仍未能深入普通人的生活。到1925年，《申报》已在中国发行半个多世纪，《新闻报》也创刊三十余年，北方的《大公报》也在这个时期重新开张，成为日后一份影响全国的精英报纸。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刊也基本都已经过了一段发展时期，即便如此，当时的研究者仍说每当他希望与人讨论发展报业的问题时，对方居然十有八九还不知道新闻为何物。⁽⁸³⁾

2.媒介与读者间的非良性互动

当时媒介与受众间的非良性互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为国人不正常的阅报心态与报业追求激烈言辞的关系；二为动荡时局下，国人对信息的非理性需求与报业不择途径满足读者的做法；三为不容忍的社会舆论气氛与报刊言论间的相互影响。

在黑暗的政治背景下，国人养成一种不正常的阅报心态，具体表现为对刺激性言论的偏好，这种态度成为报纸发表激烈言辞的推动力，个别新闻从业者更是任感情奔放、漫无理性节制，结果产生副作用。⁽⁸⁴⁾此种情形，使人很难分清报刊的某些言论是出于社会责任，还是假借社会责任之名而取悦读者。

当时有些报刊为迎合读者，发表触犯政客或当局的新闻报道，但在报道时却常意气用事，对报道对象缺乏应有的尊重，甚至掺入个人好恶、进行人身攻击，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这种非理性的报道行为也常给自身招致飞来横祸。1926年，北京《社会日报》记者林白水被奉鲁军阀张宗昌杀害，就是因为林的笔锋过于犀利，把政客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睾丸之于肾囊”，导致潘复哭诉于张宗昌之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最终造成惨案。⁽⁸⁵⁾后人谈到此新闻界的悲剧时，通常痛恨军阀暴政之残忍、对新闻舆论之摧残，少有人提及新闻界自身是否存在报道适度和尊重被报道者的问题。姑且不谈被报道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新闻报道中加入个人情感，甚或人身攻击的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1925年后国内时局动荡时期，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很大，人们为获得信息甚至乐于购买那些具有特殊背景、能提供其他报刊所没有的信息的报刊。比如日本人在华的报刊，这就刺激各报为在竞争中不落于人后，不惜利用日本报刊的信息来满足读者的需要，而读者对这些信息通常缺乏认知力和辨别力。这种情形突出地体现在1925—1926年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北京政府徒有其表，国内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拥兵自重的光景下，几亿人口的中国走向何处？南方看似壮志踌躇的革命势力是否会昙花一现？千年古国谁主沉浮？这些都成为人们迫切希望知道却难以预料的问题。1925年，当南方革命力量高举反帝爱国大旗进行争取国家统一、收回主权的革命运动时，在多事之秋的中国，任何与时局相关的新闻都成为社会关注点。1925—1926年，南方的军事变化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当时北京地区因言论受到严格控制，对南方的消息不能随意刊布，因此《晨报》、《世界日报》等只能隐约其辞，或者根本略而不载。在中国内政不靖、消息匮乏的时期，我国读者一度喜欢阅读日本人所办的报纸。当时日本人所办的北京的《顺天时报》和沈阳的《盛京时报》在华北、东北发行，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两份报所以能广泛流传，主要因为当时的政府压制舆论，中国报纸登不出真实的消息，而它们则依恃特权，可以信口雌黄。⁽⁸⁶⁾但读者因为多少还能通过它知道一些战局变化信息，所以购买的人很多。那时《晨报》每天发行六七千份，《顺天时报》则在1万份以上，已经算是不小的数字了。⁽⁸⁷⁾

民众这种合理寻求中的非理性心态，造成1927年前国内报纸在采用外电，选择新闻时，缺乏审慎之心，以至饥不择食，不能担负起新闻界的责任。⁽⁸⁸⁾中央社建立前，所有外国的消息都根据外电，其中日本的两个通讯社“东方”和“电通”都是日本军阀的爪牙，对中国都有充分的恶意，但中国各报纸却几乎无一不登载它们的消息。⁽⁸⁹⁾当时中国各报虽明知日本通讯社提供的消息对中国不利，但还是饮鸩止渴，以填充新闻版面，否则相较其他刊登者会被认为有缺乏新闻之嫌疑，而普通读者并不了解这些信息来源的内情，就容易使某些消息被敌人进行解读后，对国家发生不利。

近代中国民众在追求公义和真理，宣传或接纳各种主张之时，还存在着不容异己的心理。这种心理影响到报刊，推动了不宽容、不容忍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当时这种不容异己的舆论态度相当普遍，即使那些持有正确观点的人，也倾向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立场，因此威胁或捣毁报社之举并不鲜见。这不仅使社会上的不同观点缺乏基本的交流平台，也使新闻界深受其害。

1925年，胡适致函陈独秀，就陈所谓《晨报》理该捣毁的言论提出质疑。胡适指出，人们争取自由时应遵循“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原则，社会应当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否则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也就不配谈自由，并对几年来“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中国而表示担忧。⁽⁹⁰⁾当时激进的观点或行为最容易打动人心，迅速引起社会关注。而此时青年人的数量也在读者群中稳定增长，他们更易受到不容异己观点的影响并付诸行动。在国势羸弱、强敌四伏的中国，真正做到容纳异己的媒体并不多见，言论激烈成为一种既存事实，除如胡适这样少数人之外，社会大部分人对媒体的这种不足缺乏理性认知。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并未有助于提升社会大众的宽容、正义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