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伦理的浪漫主义传统

郭　辉^[1]

摘　要：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环境危机根源的深刻反省，也得益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神资源的深入挖掘。其中，异端的阿卡狄亚式自然博物学、超验主义对现代科学理性的反叛、以自然观察自然的体悟、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整体主义的生态思维和伦理诉求等，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构成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浪漫主义传统，为当代的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关键词：环境伦理；精神资源；浪漫主义；传统

尽管一般认为，作为学科的环境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洪流中，但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却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1]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伦理学家们不断挖掘、吸收各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理论和精神资源。浪漫主义一般指文学史上感性的、朦胧的、神秘的创作风格。文学类型意义上的浪漫主义高峰出现在19世纪，但其精神境界和思想资源却源于18世纪的“哲学心情”。18世纪的欧洲是理性的启蒙时代。“‘启蒙’构造了庞大的理性乌托邦，表现为道德、政治、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科学等领域的近代话语，也形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但是，与推崇概念、逻辑推理和科学实验的理性精神平行的还有另一条强调直觉、情感和心情的浪漫主义线索。[2]作为启蒙精神的另一半，这种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精神资源如涓涓细流，涌动在哲学家、博物学家和自然主义者中间，对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详细梳理了作为学科的环境伦理学形成之前对西方环境伦理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各种思想、理论和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界定西方环境伦理的浪漫主义传统，以期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异端的阿卡狄亚式博物学

尽管18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由现代物理学范式所主导的“理性的时代”，但是与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崇尚理性的帝国式自然观不同，在这个理性统治的时代，以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White）为代表的自然博物学家开创了一种“阿卡狄亚式（Arcadia）”^[2]的对待自然的态度。这种田园主义观点倡导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谐共存的状态，形成了博物学，也是早期生态学的“阿卡狄亚”传统。

怀特的生态学不是冷酷的科学，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成为科学公式的倾向，但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浪漫气质的“人文博物”。在其著名的《塞尔波恩的博物志》^[3]中，怀特以“体物而不言志，倾心而不矫情”的闲适心情，详细描述了塞尔波恩生动的自然景物和四季变化。怀特的描述记录的是作者与自然的对话，蕴涵着“一对一的实在可感的情趣和境界”，其作品的魅力曾深深影响了作为文学家的周作人和叶灵风。[3]（70）

在《塞尔波恩的博物志》中，怀特将自己的家乡塞尔波恩视作一个复杂的处在变化中的生态整体。他惊异于这个狭小的区域能够生活着那么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并且感叹“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师”，她“把一种动物的消遣转化为另一种动物生存的依靠。”[4]（26）怀特在他的博物学志中不断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其观点与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所描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具有内在的一致。

除了科学目的之外，怀特对生态的理解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在其乡村生活中所发现的大自然所蕴涵的田园式和谐。他所描述的塞尔波恩是富有朝气的、使人快乐并且值得热爱的大自然，在这里，人类也不会被看作仅仅是一台机器，而是整个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非常人道的自然主义者”，怀特带着强烈的同情心参与他的邻居们的日常生活，就像他对塞尔波恩的天气、燕子、鱼类一样关心。他的科学与他的社会情感紧密联系，体现出对包括人和自然在内的共同体的关心。在对这个自己从小长大的故乡进行生态学研究的时候，怀特常常掺杂着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热爱，这一方面出于对自童年起就熟悉的土地和动植物的强烈感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对设计了这个“美好的、充满活力的世界”的上帝怀着深切的尊敬。

值得注意的是，与物理学对物质第一性质的关注不同，博物学研究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第二属性（诸如颜色、气味、声音等），而诗歌、绘画、园艺等艺术也同样植根于不可量化的属性。美国《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哈格洛夫教授就曾指出，对自然审美态度的转变与博物学（如植物学、生物学和地理学）以及诗歌、风景画和园林艺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对第二属性的关注意味着博物学与诗人和画家之间的相似性常常多于他们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之间的共性。”[5]（51）

尽管在近代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科学理性和现代数理科学范式不断取得胜利，而博物学在经过了达尔文时期的顶峰之后，从20世纪30年代的“进化新综合”和随后的分子生物学那里开始彻底走下坡路。[3]（70-71）但是，阿卡狄亚式博物学那种热爱动植物，关怀大自然的传统不仅在卢梭、库克、法布尔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传承，而且梭罗、利奥波德、缪尔、卡森这些公认的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先驱们，也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将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与自然观、人生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传统。

二、超验主义对现代科学理性的反叛

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运动，实质是对19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思想反叛，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是超验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反对将所有的知识都归于感觉经验，认为感官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只有直觉才能认识事物更高级的实在。

在1836年出版的《论自然》一书中，爱默生从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包括灵魂和自然的真正世界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自然能够给人提供物质的满足，为我们提供原料和商品，但这只是自然的最低级的作用，自然更高级的意义在于精神方面。“自然最高贵的作用在于充当上帝的幽灵。它是与个人对话的普遍精神，并能够把个人带回到他自己。”[6]（42）在爱默生看来，自然和人的灵魂都出于普遍精神的创造，因而自然也是人的精神的象征，是人精神的外延，与人的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爱默生对自然的精神化使他和欧洲的浪漫主义者具有了某种共识，即自然对人是有益的、良性的，就好像诗人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忧伤的人可以在自然中得到治疗。

爱默生对自然精神化的认识基于对自然美的欣赏，他坚持“自然绝不会有低俗的外表”，“世界的存在乃是要满足灵魂对美的渴望”。[6]（9，19）爱默生的观点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得到了回应。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哈格洛夫教授将环境伦理的起源追溯到自然美学态度的改变，并对环境伦理做了自然美的本体论辩护。他指出，自然美是自然客体，包括野生动植物等引起人们对它们的偏好、欣赏和热爱的情感的属性。保护自然的最强有力的伦理依据是大自然的美，而存在就是自然物美的本质特性。[5]（235-243）

爱默生所代表的超验主义与近代西方哲学关于物质—精神的二元认识完全不同，他对自然精神化的论述以及强调直觉的认识方法对西方环境伦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环境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当代环境伦理学一个重要理论特征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体现在作为生态系统之部分的人与作为生态系统整体的自然的物质性统一，还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精神性统一。自然对人而言，不仅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物质基础”，同时还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超验主义对自然内在精神价值的重视以及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非理性认识方法，都为环境伦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体现在当代环境伦理对自然美的推崇，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强调、对物质主义的批判，以及附魅的自然观等方面。

三、以自然观察自然的体悟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美国19世纪的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但真正让世人敬仰的却是他浪漫的自然主义情怀和对精神自由理想的捍卫。梭罗的代表作，如《瓦尔登湖》、《在康克得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缅因森林》和《考得角》等都以他本人的野外生活经历为基础，以其对自然的沉思为主题，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写，对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大自然真切的感悟和热爱。梭罗对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感悟，对那个时代的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使他被誉为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如果说爱默生理解的完美的自然是和人的精神最相符合的自然，那么在梭罗看来，最完美的人就是最符合自然的人。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这样评价梭罗，“一位活跃的野外生态学家，也是一位在思想上大大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基调的自然哲学家。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最重要的浪漫派对待地球的立场和感情，一种日渐复杂和成熟的生态哲学，也会发现一个卓越的、对现代生态运动的颠覆性实践具有精神和先导作用的来源。”[4]（80-81）

在浪漫主义的用语中，“共同体”是一个关键词。梭罗将他在漫游中所探求的对象称为“爱的共同体”。作为一位整体主义的自然主义者，梭罗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扩展的共同体、一个“爱的共同体”，他将动物、植物，甚至星星视作“亲密的伙伴”，所有这些均是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没有等级，也没有歧视。他非常重视人与大自然的交往，将隔绝于自然界的人比作一只离群的鸟，零落而无庇护，“就像一根单线，一根从其网上散落的线”。[4]（112）

梭罗是最早关注荒野价值的思想家，在对生态演替过程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观察之后，他曾对荒野做过如此的评价，“我们所谓的荒野，其实是一个比我们的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在梭罗看来，自然存在着超灵的道德力量，所有动物、植物生机勃勃的生命都体现了这种蓬勃的精神。对生命的感悟使得梭罗崇敬生命，野外的体验使他对自然和自然界充满了仁慈之心。他主张以“爱”和“同感”为基础，通过洞察内心来感悟宇宙。梭罗所理解的爱，是那种对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依存和那种“完美的一致”的认识，同感是那种强烈地感受到把一切生命都统一在一个唯一的有机体里的同一性，或者说是亲族关系的束缚能力。[7]梭罗将自我彻底地融入自然，通过“以自然观察自然”的方式消弭了主客二元的界限，在认识上肯定了大自然的道德地位。虽然梭罗从来没有使用过环境伦理的字眼，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却包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的观念。20世纪环境运动兴起之后，梭罗关于自然的思考被赋予了丰富的生态学寓意，成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道德象征和标志。

同爱默生和梭罗一样，很多环境伦理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们都曾通过体悟的方式，实现了以“自然观察自然”的精神感悟。被誉为环境伦理学先知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早年是美国联邦政府林业局的一位官员，也曾是一位狩猎爱好者。1935年，他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个废弃的农场，此后，他就像梭罗一样过着远离都市的乡村生活。正是在这种与自然完全相融合的生活中，利奥波德深切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他按季节记录下的“木屋随笔”，不仅描述了“沙乡”如世外桃源般的四季风景，还包含着“像山一样思考”的哲学感悟。在《沙乡年鉴》的序言中，利奥波德曾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达他对野外生活的热爱，“有些人在没有野生的东西的情况下也可以生活，而有些人就不行。这些随笔就是那些离不开野生的东西的人们之喜悦和身处两难的表达”。[8]（英文版序）

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约翰·缪尔（John Muir）认为大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满足审美、净化心灵、恢复元气的精神价值。[9]（74）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缪尔领悟到了自然物自为的目的性（end for its own sake）和所具有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当他在加拿大的荒野中看到一大片盛开着的白兰花时，他曾高兴得流泪。“从前，我从未见过一种植物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如此完美的精神，纯洁得无愧于造物主赐予的桂冠。我感觉我正站在我敬爱的神面前，是她召唤了我的到来。我坐在她旁边，喜极而泣。”[10]生长在荒野中的白兰花不管人们是否欣赏、需要，它们都在默默地生长、繁荣和凋谢，这使得缪尔明白了大自然肯定首先是，而且重要的也是为了它自己和它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所有的自然物都拥有其内在价值。

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顿也曾有过极其相似的体验和感悟。当罗尔斯顿在一个隐蔽的空地上偶然发现一株轮生朱兰花，他禁不住大声感叹：“真是太美了！”当他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坡上看到生长得极为茂盛的苔藓，看到“它们就在那里，不顾那些哲学家与神学家的话，也不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只是自己繁茂地生长着”的时候，罗尔斯顿感悟到，“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一切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11]

四、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正式创立之前，还有一位重要思想家的思想也为环境伦理学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他就是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ztzer）。史怀泽是法国著名的医生、哲学家、神学家，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人道主义者。自1913年在加蓬的兰巴雷内创建“丛林诊所”起，他先后在非洲行医二十余年，直至逝世。爱因斯坦曾这样称赞他：“向史怀泽这样理性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9]（57）1952年，史怀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十年之后，雷切尔·卡森在她那本不朽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的扉页上郑重写道，“献给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泽先生”。

史怀泽对环境伦理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命题。史怀泽认为，善的本质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的本质就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史怀泽所指的“生命”不仅包括人的生命，而且包括每一个生物的生命。他认为“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的生命密切相关。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12]在史怀泽看来，人类只看中人的生命，蔑视其他生命的存在，这是人类文化和伦理的根本缺陷。而敬畏生命“这种根本上完整的伦理学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13] 史怀泽坚持敬畏生命的前提是要对生命保持敏锐的感受性，要去体验和同情其他生命。一个人如果对其他生命的痛苦麻木不仁，那他就失去了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让所有生命都欣欣向荣，那么我能所体验的幸福也会更加丰富。“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为另一种人。”[9]（63）史怀泽告诉我们，正是通过对其他生命的同情和关心，通过把我们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自然关系提升为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我们的存在才更加有意义，才能使我们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敬畏生命的思想有着深厚的宗教渊源，它既是基督教救赎教义的复活，也体现了东方哲学中“贵生”的原则和理念。施韦泽强调敬畏所有生命意志，将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当作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敬畏生命”将道德的对象扩张到动物界乃至一些生物界，是伦理学观念的一场真正的革命。尽管施韦泽的环境伦理思想缺乏逻辑分析，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但这些都不能削弱其思想的价值。他高尚的人格和富有启迪性的思想使得他成为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直接先驱。

五、整体主义的生态思维和伦理诉求

生态学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科学基础，生态学所具有的整体观和系统思维方法对环境伦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环境伦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其中所有的因子彼此依存，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结构。大自然的整体性和生态系统中各个因子的彼此关联性决定了人类对大自然必须进行整体主义的道德考量。

缪尔曾经指出，动物、植物不是上帝创造的共同体中的“臣民”，人类也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共同体的一切成员之间不仅是平等的，而且也是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共同体具有和谐一致的整体性。

环境伦理大多坚持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其中，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影响最为广泛。在《土地伦理》一文中，利奥波德用生动的语言论述了深刻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他从自然共同体的视角考察我们生活的自然世界，不仅告诉我们要“像山一样思考”，而且要从道德上关怀我们生活其中的“大地”（大自然的代名词）。利奥波德认为，土地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共同体，所有生活其中的人、动物、植物和其他物种甚至环境本身都是这一共同体的成员，人只是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和公民。“维护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是自然界的最高的伦理准则。[8]（213）在阐释土地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力图强化人们对土地的了解，从而激发人们对土地共同体的热爱和尊敬。

经过克里考特等当代环境伦理学家的阐释与发展，大地伦理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几乎已经成为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以大地伦理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也成了当代环境伦理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利奥波德的思想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沙乡年鉴》在成书之后很久都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直至利奥波德离世之后，这本书才被牛津出版社出版。但即便如此，该书真正的价值在当时也没能得到体现，读者只是将它当成一本描绘大自然的散文集。在20世纪60年代的资源保护运动的高潮中，塞拉俱乐部的成员们重新发现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使之成为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正如思想史学家佛莱明所赞颂的那样，利奥波德是“20世纪60年代新的资源保护运动的摩西，他颁布了法律，却没能活着进入希望之乡”。[14]

六、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浪漫主义传统

如上所述，当代环境伦理学产生之前，欧美的诸多思想家们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批判冷酷的机械自然观，检视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研究范式，对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和道德结构进行深入的反思。他们本能地看护着自然这个生命之源，歌颂自然的和谐与美好，以极具浪漫主义气息的思想、理论和生活态度，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构成了西方环境伦理的浪漫主义传统。

从总体上看，这种浪漫主义传统普遍坚持有机、整体的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统一性和自发性的有机整体。大自然是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人与自然界中所有的存在物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属于自然，而自然却不仅属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相比，自然是更高秩序的体现，具有稳定的、内在的和谐。那种试图把人从自然中孤立出来，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荒谬的。

在认识论方面，这种浪漫主义传统重视非理性的认知方法和对自然独特的审美体验，强调从伦理的角度，而非经济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持否定态度。从个人经验上看，这些思想家们大多有着长期亲近自然的经历，他们敬畏生命、崇尚自然，热爱荒野和农村生活，强调直觉、同感和对自然的体悟。

在价值观方面，环境伦理的浪漫主义传统敬畏自然。非人类中心主义为该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他们认同大自然拥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反对现代商业社会对自然的彻底物化和经济化。绝大多数思想家主张保持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平衡和协同，认为必须用浪漫主义和自然审美来抵制和纠正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他们崇尚精神自由，重视大自然的美感、诗意和灵性，将自然视作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和医治社会道德罪恶的神圣教堂。

环境伦理的浪漫主义传统秉承了18世纪发源于法国的非理性的“哲学心情”；在理论风格上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大多数思想家的写作风格具有自然主义文学特征，这种诉诸情感和直觉的散文式写作方法缺乏宏大的叙事和严谨的逻辑，因而令他们的理论显得浪漫和天真，但却往往因作品中隽永的思想和独特的浪漫气质而备受读者的青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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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杰.古典的浪漫主义.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639.

[3]刘华杰.大自然的数学化、科学危机与博物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4][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

[5][美]尤金·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基础[M]，杨通进，江娅，郭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86-92.

[6]R.W.Emerson，Nature，In Ralph Waldo Emerson：Essays&Lectures，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3，p.42.

[7]Heller，Eric.The Disinherited Mind.New York，1957：30.

[8][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9]杨通进生态二十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俄]沙别科夫.滚滚绿色浪潮：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60.转引自：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8.

[1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代中文版序）”，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2]陈泽环，宋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伯特·史怀哲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156.

[13][法]阿尔伯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8.

[14][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89.

【注释】

[1]郭辉（1974—），男，陕西西安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研究。

[2]阿卡狄亚（Arcadia）是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后来被用来指代具有田园牧歌式的淳朴风尚的地方。

[3]White，Gilbert.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1788）.New York，1899.本文对《塞尔波恩的博物志》中的所有相关论述均来自唐纳德·沃斯特所著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