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传统的叛逆

五、对西方传统的叛逆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少社会矛盾以更加尖锐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无产阶级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贫困，资产阶级在享受富贵的同时也在发展自己的贪婪和虚伪。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其落后的东西也更加显露出来。在这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对现实采取了比较批判的态度，其中突出的有尼采和斯宾格勒等。他们不受传统的束缚，主张对传统的西方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嘲笑和指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实质性的问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因此，有人说他们是革新的思想家，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不受资产阶级欢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确，他们并不能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开出什么好的药方，但是他们的揭露却能提醒人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下面介绍他们的具体思想。

尼采的反传统思想

尼采（F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省的洛肯镇的一个牧师家庭。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在他生长的家庭中，都是一些女性，包括他的母亲、姐、祖母和两位未出嫁的姑母。十四岁时他被送去普福塔有名的住宿学校学习，接受了六年严格的智力训练，经学、宗教和德国文学的成绩都极为优秀。1864年他上波恩大学。次年他转学到莱比锡大学继续攻读语言学，并开始接触叔本华的著作。叔本华的无神论和反理性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尼采，使他坚定地起来反对他所蔑视的欧洲颓废文化。尼采曾为瓦格纳的音乐所迷恋，后来他说：“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将不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

1869年当巴塞尔大学招聘哲学教师时，他的就职讲演《荷马和古典语言学》使他初露头角。1870年被任命为教授，后来莱比锡大学在没有经过考试的情况下授予他博士学位。1879年由于健康恶化和对大学教职的厌恶，尼采辞去教授职务。在而后的十年中，他主要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游荡，寻找能恢复他健康的地方。1888年尼采从他生病和康复的长期循环中得到了一个短期的休息。在短短的六个月中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五本书。1889年他在都灵的街头虚脱，被运回巴塞尔的诊所，后又被送到耶拿疯人院，最后由他母亲和姐姐照顾。在他生命的最后十来年里，由于传染病感染了脑，他得了不能恢复的精神错乱。1900年逝世于魏玛。

尼采的主要著作有：《朝霞》（J881）、《快乐的知识》（1882）、《苏鲁支语录》（1883～1885）《人查拉图斯拉如是说》（1883～1884）《权力意志》（1885）、《善恶之彼岸》（1886）、《道德谱系》（1887）、《瓦格纳之堕落》（1888）、《偶像的黄昏》（1888）等。

尼采以一种热烈的激情来进行写作，许多作品文学色彩多于哲理内容，西方有人称他为诗人哲学家。

西方学者韦兴格认为尼采的思想反对七样事物：1、反悲观论；2、反基督教；3、反民主制；4、反社会主义；5、反男女平权论；6、反唯智论；7、反道德论。有人认为他还反资本主义、反国家主义和反瓦格纳（音乐家）。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对尼采的评价都是极不一致的。

尼采认为多数哲学体系的建立者都企图以宇宙之谜的解谜者自居而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他主张哲学家必须少一些自命不凡，应对人的价值问题较之抽象体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要用一种从事新实验的态度来看待事物，而不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所约束。尼采的著作常常用警句代替细致的分析，给人留下模糊和双重矛盾的印象。他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就这样从著作中脱颖而出。

“上帝死了”

当其他人从十九世纪的欧洲看到权力和安全的象征时，尼采却以预言式的洞察力，理解到当时人们所做的一些会导致传统价值崩溃的事情。普鲁士军队使德国在欧洲大陆成为强国，科学技术惊人进步，于是他大胆地预言强权政治和罪恶的战争必将来到，他意识到“虚无主义”时期的迫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既不是德国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科学的长足进步，而是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激烈地衰落到这样的地步，使他能说“上帝死了”。

他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认识到“上帝之死”的所有涵义，并为这一后果所震惊，人们将不会感到惊愕，在未来地球的竞技场上出现的将是前所未见的战争，人们将从宗教信仰的崩溃和达尔文主义无情的种族进化的观念中看到人和动物区别的消失。

“上帝死了”，对尼采还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新时期，本质是否认基督教的生活伦理学的，它将被一种肯定生活的哲学所代替。在他寻求的人的价值的新基础中，上帝不再是人的行为的目标和法令，尼采转向人性的美学方面。尼采说，世界仅作为美学的现象而存在，将永恒被证明是正当的。

尼采对基督教的冲击力是极大而且是最鲜明的，因为上帝创造了无能的人，这就证明万能的上帝是无能的。

在尼采看来，“上帝死了”，意味着传统的道德、理想都注定要被抛弃，一切存在物都要被超越，人也应被超越而成为超人。

酒神和阿波罗神

尼采从荷马关于阿波罗神和酒神的说明中发现了悲剧的诞生，即艺术的出现和人的美学因素的充分发展，是由于混淆了这些神所代表和体现的两种原理的结果。对尼采来说，酒神是生命的能动之流的象征，它不承认任何限制和障碍，在对酒神的崇拜中，个体将陷入一种醉了似的激动，并在更大的生活海洋中丧失自己的个性。阿波罗神则是秩序、限制和形式的象征，是通过艺术去创造美的力量。从另一种观点来看，酒神代表的是对灵魂的否定、破坏的黑暗力量，当不控制时，它就会以最野蛮的兽性为特征的情欲和残忍，形成令人厌恶的混合；而阿波罗神代表的是合理破坏性的力量，能对付生命力的强有力的波涛，并将其转化为创造性的力量。

按照尼采的看法，希腊悲剧是艺术中的伟大杰作，它代表着酒神为阿波罗神所征服。按尼采的说法，人并不面临酒神和阿波罗神之间的选择。事实是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包含黑暗和情欲力量的冲击，悲剧的产生或艺术的创造，是人的基本上健康的因素——即阿波罗神对酒神的病态狂暴所作出的反应。艺术没有酒神的刺激不会产生。在希腊文化中，人性所建立的最高成就是酒神因素和阿波罗神因素的结合。十九世纪的文化则把那不能被永恒压制的生命力的爆发往后推迟而已。尼采认为阿波罗神要素与酒神要素的融合将使人的生活转化成一种美学的现象，这一公式将为现代文化提供一种恰当的和可行的行为标准。而当时的基督教伦理学，在尼采看来是否定生活的消极因素。

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与超人哲学是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作为人性中心的驱策力是“权力意志”，也就是统治环境、统治他人的意志，这种权力意志较之单纯的生存意志具有更多的内容。在他看来，生活的最强和最高的意志不可能在可怜的生存斗争中得到表现，而只能在战争的意志、权力的意志、征服的意志中得到表现，你自己也就是这个权力意志，世界也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

在哲学中，一般把对以伦理规律和对生命见地为主的哲学系统称为生命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就是生命哲学的一种极端表现。尼采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要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和思想文化。他批判传统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认为它们提供的价值体系都是颠倒的，忽略了争取权力、铸塑超人的意义，是造成人们怯懦的原因，而时代需要的是权力意志这种强有力的、肯定的内在驱动力。

尼采甚至用他的权力意志论来曲解社会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一个过得去的、尚不自觉的形式……社会主义不过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因为，它知道，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必然要形成整体行动，形成某种‘权力’……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则是为个体利己主义服务的：十九世纪的通病之一。无政府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社会主义利用前者制造恐怖感，它则利用恐怖感来震慑人心，恐怖主义开始了。首先——它把胆子大的人。亡命徒拉到自己一边，特别是在最精神性的事情方面，尽管如此，个人主义乃是权力意志的起码阶段。”从以上这段话，我们看得很清楚，权力意志绝非谋求一点点的个人利益，而是要建立权力、征服世界、掠夺弱者、确立霸权，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逻辑。尼采认为人具有一种十分可怕的野蛮人的自然属性，就是掠夺他人、渴望拥有权力，扑向弱小的、更讲道德、更为和平的种族，在起初高贵的社会等级常常是野蛮的社会等级。正因为尼采把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实质说得太露骨了，又放肆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口号的虚伪性，所以连资产阶级都不大喜欢他。必须指出，尼采对资本主义文化虚伪性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固然有其尖锐性，但是尼采是想用一种超人统治的国家来取代它。

尼采说，历史并不是向着某种抽象的进化了的“人性”来发展，而是向着某种特别的人的出现来发展，“超人”就是历史发展的目标；只有当优越的个体敢于对所有的价值进行再评价并对他们的内在意志进行自由反应时，这个高级阶段才能达到。人总要被超越的，超人正代表这种发展体力、智力和感情力量的更高水平。超人将是真正自由的人，对超人而言，除了权力意志的障碍外不存在别的禁令，超人是生命力的自发证实的真正具体化，超人充实、雄厚、伟大、完整，是创造新世界、新文化的承担者，超人也是权力意志的实践者，是扑向弱者而建立霸权的英雄。

尼采歌颂战争，认为战争能为那衰弱下去的民族灌输粗扩的攻城掠地的精力，灌输无情无义的憎恨和杀人不眨眼的冷静，以及对自己的生死和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一句话，战争将会铸造超人。悄撒就是尼采心目中的超人；他还说过他自己是好战的，进攻是他的本能。

如此看来，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把尼采抬出来作为偶像，以训练他们征服世界的“超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尼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尖刻揭露中，去认识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

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尼采拒斥西方的传统道德，尤其是基督教、犹太教的道德。他的道德思想是其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延伸。

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是典型的奴隶道德，它产生自各种虚弱的感受。由于自己的虚弱，不兔对强者及有创造力者觉得愤懑不平和怨恨，为了抑制这种不平，奴隶的心理就形成一种对人对事的新评价，而把弱者病态者视为最高价值。基督教的谦虚和博爱的伦理思想就由对这种价值的曲解而生，博爱实际上是由对虚弱的怜悯而来。尼采认为基督教想用一切方法把弱者和畸形者保护起来是违反主人的权力意志的，是一种江湖骗术。

尼采的理想是超人，是天才，认为人类的历史由于有了超人才有意义。充满高贵的骄傲的主人道德，必须把一切传统价值重新估价，尤其要克服基督教的奴隶道德。主人道德必须揭露出自怨懑不平而来的种种有害的价值欺骗和曲解，尤其是对肉体的轻视，同时还要超越传统对善与恶的判断方法，争取一种超越善与恶的新态度。

尼采认为弱小者总是期望有破坏强者的力量，要对强者复仇，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态度，是一种否定生活的意志，是一种消亡和衰败的原则。在他看来，生活本质上就是占有、损害。征服。剥削、镇压、强加于人……他还极力为剥削辩护，认为剥削是一种本能的权力意志，因为这是历史的一种基本事实。

在尼采看来，欧洲的道德由于否定了权力意志的首要地位因而是不诚实的，基督教是最有诱惑力和最邪恶的谎言，当基督教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时是多么地与人的天性相悖，天性的指令是要“恨”你的敌人。

他认为，基于权力意志之上的道德仅是那种小心伪装起来的奴隶道德的一种诚实的说法而已。从主人道德的观点来看，“残酷性”一词仅属于基本权力意志力量的一种自然表现，平等只能意味着每个人的水平下降为群众的平庸，只有一种更高的文化才能使超人的发展成为可能。

在尼采看来，人的苦乐偏见反映了一种对增长权力的努力追求。痛苦是一种运用权力去克服障碍的刺激物，而快乐则代表着一种增长了的权力。总之，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超人。所以，尼采哲学的实质是清楚的。

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是德国历史哲学家，出生于布兰肯堡，就学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190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1918～1922）、《普鲁土主义和社会主义》（1920）、《人与技术》（1931）和《抉择的时刻》（1934）等。

他为什么要写《西方的没落》这本书呢?他说过，当时1911年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努力要从危机的外部表现去进一步理解其内在机制。为了有效地理解时代，就必须把它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大，直到把一个具有正常结构的有机体的高级人类本身的故事的秘密搞清楚。他经过研究后认为，正在逼近的世界大战不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和经济倾向所引起的一时性的偶然事故，而是历史有机体几百年前就注定和要发生的。他的结论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东西。

在《西方的没落》中，他除了提出历史形态学的概念和把历史研究对象分成各个独立的单元外，还对西方文化的没落进行了大胆预言和分析。他的言论和尼采的一样惊世骇俗，使人在听惯了歌颂的言词之后，感到耳目一新。

他主张唯意志论、生命哲学，赞扬非理性的力量（血、本能、性、宿命、意志），把它们看作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在他看来，所有文化都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大阶段，周而复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他将历史上盛衰交替的各大文明看成是受生命周期制约的历史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会经过生命的年轮，都会有孩童、少年、壮年和老年各个发展阶段。帝国主义也是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历的阶段。他把战争看成是人类最高贵的事业，认为民族的前途是由它与其他民族和强国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在施本格勒看来，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浮士德”式的风格，在时间和空间有追求“无限”和“延续”的意志。它向上要追溯自己祖先的荣耀，向下要追求未来的目标，使自己成为上帝，就是这种意志最大的满足。施本格勒用浮士德精神的极度扩展来说明西方工业化文明的畸形发展：在机器的网络中，“一个渺小的人像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般在其中移动，最后，他觉得自然界就在他脚下似的”。人的生活已被机器推上了一条他既不能站住、又不能倒退的道路。施本格勒认为，西方文化进入文明阶段之后，将是一个充满战争、动乱和灾难的年代。在这个时期，精神上失去了凝聚力的大众为虚伪的民主政治所操纵，其结果必然是一两个大国建立霸权，进入帝国时代。西方没落的征兆还表现在文化艺术方面，丧失了创造力，堕落为刺激、奢侈、享乐、单纯追求感官享受。

种族主义思想

他的种族主义倾向与尼采及以后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是一脉相传的。他以血和土作为种族的基石，并赋予一种非常神秘的性质，这是理性和科学的东西所无法说明的。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却贩卖德意志中心论；在他看来，西方所能指望的民族是普鲁士，它将扮演罗马在古代文化中的角色。

施本格勒和尼采的思想十分相似，他们都对西方的传统价值进行评价，而且结论是叛逆性的。他们都对西方文化中虚伪的一面有深刻的理解，能够说出其他一些人不敢说的话。施本格勒还在对历史的理解上作出贡献，指出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是每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他关于战争的预言是应验了的。他用生命的冲动和渴望来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成为德国二十世纪生命哲学的代表之一。他关于文化形态学的比较研究对历史哲学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