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理性主义的影响

西方文化有理性主义的传统。理性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标识人与万物的区别。广义上的理性主义指的是人之为人的心灵、精神等因素的整体，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情绪、情感、信仰、感觉等，都属于人的理性。而理性主义作为“主义”，突出强调认知、知识层面，所以理性主义又“科学主义”。

一般说来，理性主义代表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它主张我们能够通过理性认识的方式克服感觉经验的局限，进而获得真理，从而自觉乃至自由地支配世界。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与秩序、规律等有关。从认识论上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层层抽象的方法逐渐接近从而最终达到对世界乃至宇宙普遍规律的认识。从这种认识论立场出发，人们往往反过来认为宇宙就像我们所认识的那样是合乎理性的，因而将理性视为宇宙的根本法则，于是便形成了“客观理性”、“世界理性”、“宇宙理性”等观念。

理性主义可以说对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具有启蒙作用。然而，理性主义也有其局限性，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传统。因为理性就是人的有限理性，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性或永恒理性。当人们鼓吹理性而没有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时，相当于把有限理性当作无限理性，人把自己看作了上帝。19世纪有三大理论对理性主义传统具有颠覆性意义，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理性并非世界统治者。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人类进化和形成的生物学规律，向“上帝创世说”提出了挑战，颠覆了人的“神性”的高贵出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理性而是经济因素，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表明，理性不仅不是世界的统治者，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每个人不是由理性支配的，而是由无意识的本我驱动的。

现代西方哲学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批判，又具体化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试图用实践理性（道德）弥补理论理性（科学）的局限。20世纪，西方哲学在此基础上对理性做了进一步区分，这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最早表现出对工具理性的忧虑。他用“合理性”来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由传统和习俗决定的，现代社会则是合理性的。所谓“合理性”是指我们逐渐通过理性的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价值理性。他认为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1]社会毫无疑问越来越具有“合理性”，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组织化，然而“理性”却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工具”意味也越来越浓，而对于“善恶是非”之类的道德价值却越来越不屑一顾，结果是理性导致了非理性。

在韦伯看来，新教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动的成功，是虔诚的新教徒宗教上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以新教徒“天职”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就体现了这一结合。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结合，使得新教伦理下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仅在功利层面上收获财利，而且在价值层面上驱逐了传统主义，得以大获全胜。然而，这种结合是非常短暂的。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之后，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发展了，使得传统社会一切神圣价值“祛魅”，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另一方面，价值目标却逐渐被抛弃，宗教精神被迫隐退了，财富的诱惑最终使得清教徒的宗教理想逐渐模糊。韦伯揭示了现代文明的起源，一方面批判了现代文明的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无奈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现代性的悖论。结果，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各种文化表达方式在形式上是合理的，但实质上又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及现代文明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状态。^[2]

启蒙的理性主义表现为科学主义，科学技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由此而开辟了现代化之路，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物质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社会越来越合理性，但其结果却造成了“异化”——现代化之路本来是服务于人的，现在却变成了人所追求的目标，人受制于现代化这架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巨大机器，而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却失落了。

（二）存在主义的影响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理性主义的局限，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逐渐兴起。“非理性”的那部分，如人的生命冲动、本能、情绪、体验等可能更重要。非理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存在主义。

传统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才是人的本质。存在主义则认为，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人必须自己为自己决定未来。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作为一个由自己塑造自己未来的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命运。在萨特看来，自由意味着选择，不自由也是自由的选择。

存在主义另一位大师海德格尔一生的思考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存在”。他把人的存在解读为Dasein（此在），即始终处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从而彻底扭转了传统哲学的思路，不再寻求人的先验本质。

当我们反思“我是谁”时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常人”、“他人”或“大家”。于是，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下，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也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3]

然而，大家是谁？查无此人，从无此人。看起来大家到处都在，但当我做决断之时，大家却不知所在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被查无此人的大家统治着，它从我们身上拿走了责任，好像我们大家可以承担责任，可是实际上却从没有一个大家可以负责。海德格尔把这种以大家的身份逃避责任的状态称为“沉沦”。我们以为有一个永远公正永远正确的常人、公众舆论或大家替我们决定日常生活、为我们指明正确方向并为我们承担责任。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常人、公众舆论或大家，生存在世的是我们自己。海德格尔的话如晨钟暮鼓、当头棒喝，意在惊醒次在沉沦的迷梦。

那么，人为什么要逃避他自己呢？因为沉沦状态对人们具有天然的诱惑性：它免除了我在生存活动中面对可能性进行选择时的痛苦和承担责任的负担，它使我感觉到生活中的一切都秩序井然，而且都处于最佳安排中。也就是说，按本性来说，人是自由的，但他却不愿意把自己看做是自由的，那样他就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并且自己来承担选择的责任和后果。海德格尔通过“畏”这一情绪说明了人的现实处境。畏启示着虚无，当你被迫进入畏之中时，突然间，诸神隐退，万物消融，世界陷入一片虚无。你，只有你自己，面对虚无而无依无靠，就在这无依无靠之中，人被迫面对自己的自由。因此我在畏中便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境遇，那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我作为自己存在时，我感受不到家的温暖，而当我作为大家存在时却感到我在自己的家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始就沉沦的原因所在，我们不敢直面虚无，我们在逃避自由。

如何从沉沦中解放出来，立足于自身而在世呢？海德格尔回答说“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在”。然而，当海德格尔破除了大家的独裁，使我们直面虚无，勇敢地承担起生存的重负，自由地去选择和筹划自己的未来时，我们固然没有了普遍性的本质、规则等的约束，却也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

1966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时，海德格尔说：“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当时记者问，还要控制什么吗？一切都运转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好吗？海德格尔回答说：“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运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当我而今看过从月球向地球拍的照片之后，我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们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4]

（三）虚无主义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哲学对于西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具有一定影响。随着西方哲学从古典哲学转向现代哲学，形而上学寿终正寝，人们放弃了对永恒、神圣的最高价值的追求。随着西方中心主义逐渐丧失主导性地位，人们逐渐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社会都采取西方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凡此种种导致西方社会的价值多元化、道德相对主义和宗教信仰危机。

虚无主义标志着绝对精神价值的丧失，它对西方文化的侵蚀早已开始，若用一句话表示，那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精神价值相继崩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一句话表达了人们深刻的恐惧：“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惩恶扬善的上帝不存在了，那么意味着善恶、是非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这个世界肯定会乱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基里洛夫感到上帝是必要的，但他又知道上帝并不存在，这就意味着人生是荒谬的，根本没有意义，人甚至没有活下去的理由。的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善良、公平、正义、规则、意义……那么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西方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试图以某种绝对价值如存在、理性、上帝等抵御虚无主义。当所有的绝对价值丧失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面对虚无主义，面对荒谬。什么是荒谬？法国哲学家加缪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和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乡的记忆和热情，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5]荒谬根源于人丧失了意义和理想。荒谬并不是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生命的一种状态，是生命与世界的一种非价值关联。所有的荒谬都来自于人与世界的分离。

面对虚无，面对荒谬，人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一种处境尴尬的自由，是一种不得不自由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作为人的一种本源的存在已经成了人的宿命，成了人对世界一种无法摆脱的黏着，而这就是荒谬。在萨特看来，人生在世，具体选择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有一点是你不能选择的，那就是你必须选择，哪怕你选择了不选择，这也是你的选择。并且一旦你做出了选择，你就把自己置于了所选择东西的规定性之中。你选择了，你就得对你的选择负责。因此，面对荒谬，你所能做的也就是走向荒谬。例如希腊神话中那位荒诞英雄西西弗，他因泄漏了神的秘密而被罚不断往山上推一块巨石，每当巨石快到山顶时又会快速滚下来，一切又得从头开始。然而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无声的快乐全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