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人文春风，人类历史步入了现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加快了中西方交汇的步伐。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各种翻译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强烈冲击，甚至颠覆。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历时共生形态呈现出强势的对抗特征。
7.2.1.1 哲学学派翻译理论
20世纪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为翻译研究送来了怡人的春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5）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正式诞生，书中对理解、语言及其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层面阐释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翻译研究。
“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是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中标志性的思辨。他对“理解”的理解既不属于传统神学阐释学中“对释经过程中要求译者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主观意愿、避免误解、绝对忠实地把握原义”的技术性层面，也不属于近代哲学阐释学中施莱尔马赫及狄尔泰所主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而属于承续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而形成的哲学本体论层面。伽达默尔旨在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中“理解”现象的普遍性本质特征。“理解”，本是一种传统的“避免误解的艺术”，一项解经释义的技艺，在现代阐释学这里却转变成了阐释人类自身存在的哲学本体论，这也是近年译界关于“译者主体”思想的哲学依据。
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被广泛用于翻译研究中，“理解的历史性与相对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阐释学概念被移植到对翻译的审视当中。翻译研究的“误读”“再创造”思潮盛行一时。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有意识”的误读是阅读的“能动力量”，“开放性”阅读会“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进而实现对文本的“再创造”。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与理解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译者不是消极地接受文本，而是积极地创造文本过程。其实，近代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早就指出，真正的理解是对语篇作出“创造性”的重新解释。斯坦纳认为，理解即是翻译。他在其《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1975）一书中提出信任、侵入、吸纳、补偿四个具体阐释步骤，对翻译与理解的关系、造成理解的困难、译者应追求的目标等论述不乏新意，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普瑞查德（Evans Pritchard）认为“翻译即阐释”。纽马克提出了阐释性翻译（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我国学者谢天振等对阐释学的翻译研究应用也做过深入探讨，并进一步提出译学研究应当“现代化”。
7.2.1.2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哲学基础。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飞跃式发展，翻译研究开始转向语言学理论视角。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们对翻译的研究逐渐挣脱了传统的“感悟式”和过分依赖直觉的主观主义研究模式，使囿于文本本身的、纯语言转换技巧的、文字层面和静态的研究深入到语言的整体结构和系统当中，使语言的系统性、抽象性、规约性得到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尤金·奈达、卡特福特、纽马克、雅各布森等人的翻译理论，就是运用语言学手段阐释翻译活动的结果。奈达明确提出了翻译是科学的主张，翻译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是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西方最早从语言学方向研究翻译者之一，“翻译是科学”观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翻译思想有：第一，语言存在共性、可译；第二，跨语言翻译的全过程分三步骤——分析、转换和重组；第三，翻译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他的“等效论”，摈弃了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元论。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主要借用了韩礼德（Haliday）的“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他把翻译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根据翻译的范围，把翻译分成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另一类是根据翻译的层次把翻译分为完全翻译和有限翻译；还有一类是根据语言的级阶把翻译分为逐字翻译、直译和意译。他的这种划分削弱了由来已久的直译和意译之争。
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语言学派翻译研究代表之一，他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他还认为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我们所拥有的关于翻译过程的知识体系。他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就文本的功能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前者更接近于直译，后者更接近于意译。
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语言表层之间转换的翻译研究模式，深入语篇、语境、语言的内部原理来审视翻译，从对“琐碎的语言”认知转换到对“整体的语言”把握，使翻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7.2.1.3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源于西方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兴起，该学派强调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尤其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诸如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赫尔曼（Hermans）于1985年发表的《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开启了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并发展为多个分支，如以勒弗维尔（Lefevere）、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翻译理论，以谢莉（Sherry Simon）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韦努蒂（Venuti）、罗宾逊（Robinson）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尼南贾娜（Niranjiaha）、斯皮瓦克（Spivak）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这表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一道新的景观。以巴斯奈特、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及译作对译语文化的极大影响。
多层面、多视角、全方位是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新景象，其表现是“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11]。除语言学科外，人们更加关注翻译和文艺学、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人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性质。翻译不仅研究跨文化交际当中的一系列文化问题，那是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思想层面，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翻译理论思潮更加关注翻译的政治性、民族性、种族性和帝国主义性等政治色彩问题。他们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又在宗主国成长，是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如尼南贾娜、斯皮瓦克）。后者认为，从英语到第三世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语言到英语的翻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活动，而后一种活动中的民主法则会变成强权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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