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语言、文化的重大变革期，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中国语言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而这个过程是在大量译介的西方文学与政论的推助下完成的。在众多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产生了一批文学翻译的思想与方法，除了鲁迅的“宁信不顺”外，主要还有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朱生豪的“神韵”观等，都是对严复翻译观的锦上添花之笔。这些看似重“神”不重“形”的翻译思想，并非是对原作的叛逆，而是对原作本真与精髓的忠实追求。艾思奇以哲学家的眼光对“信达雅”做了辩证性的肯定，认为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是第二义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各种翻译理论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传统的“忠信论”提出质疑，认为“信”只能在定性方面提出标准，但无法做定量分析[12]；朱光潜也认为，“信”是极难的事……译文也只能得原文之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一时间，“信”与“不信”之争甚嚣尘上。
20与21世纪之交，北京大学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根据以色列特拉维夫派学者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新世纪的新译论”，倡导“信、达、优”。“优”即译文应和原文竞赛，看哪一种语言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意思。就此，“创造性”翻译观一时兴起，并进而导致了“译者主体性”颠覆性观点的论战热潮，这场论战占据了21世纪头十年。面对译者能动的叛逆与主体的创造，原作与原作者一时显得卑微起来。“译者主体性”之后紧接着是对“主体间性”的追问，即参与翻译过程中的“任何人”都是主体，包括原著作者、译者、读者、译审、编辑、出版商、审查人、译评人等。
近年来，中国译论研究轰轰烈烈，除上述思潮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翻译研究视角，也产生了新的理论观点（如黄忠濂“翻译变译理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理论”等），这些研究无疑会推动中国译学的成熟与发展。翻译学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就很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研究实现了两次飞跃：一是把结构主义、交际理论等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实现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二是把翻译研究置于文化语境、历史、传统等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展开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发展取得了三个根本性突破：第一，翻译研究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第二，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第三，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而是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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