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译学研究

西方译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变革

学术范式通常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自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很快便风行于科学哲学界，同时也为包括语言学、翻译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吸收采纳。1989年语言学家科尔勒缩小了“范式”的指涉范围，只用它来指语言学史上堪称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传统语言观念的理论体系。科尔勒在这个意义上分别讨论了“施莱歇尔范式”、“索绪尔范式”和“乔姆斯基范式”，为语言学界重新进行颇有理论深度的学术反思提供了理论框架，曾引起广泛重视。但本文却在经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因此从中抽绎出精神信念、研究传统、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这四大要素去观照中西译学，并认为西方译学通过这四大要素的历史整合已经完成本世纪最为深刻的范式革命，其所创造的译学理论也成为国际译学学术共同体的共享价值。中国译学如欲塑造自己的学术品格，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提高自己的学术境界，以更坚实的学理基础着力进行译学研究，在知识、学术和思想相互化合、相得益彰的前提下为本学科的历史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则似有必要参照西方译学范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为新世纪中国译学的发展提供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需要说明的是，在范式的上述四个要素中，精神信念关乎译学思想与学术品位，研究传统关乎译学知识的探索过程及其“层累叠加”，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则直接涉及译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四者耦合，才可构成译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并借以形成译学研究的学术面貌，因此绝对不可偏废。在对西方译学范式的发展脉络进行历史的考察以后，可以看出西方译学体制化完成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作为一种经验存在却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如从范式的角度考察，大概可有如下三种范型：古典译学范式、近现代译学语言学范式、当代译学文化整合范式。

一、西方译学的古典范式

古典译学范式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字译与义译之间的区别，二是提出了“翻译复制/摹写说”，三是以《圣经》翻译为先导从事翻译实践，为当代译学提供了理论根基。这个范式以关于semiotics的讨论开始，由克劳狄奥斯·盖伦（Claudius Galen，129- 199 AD）开启先河；后有西塞罗（M.Cicero，106- 43 BC）提出著名的“翻译通则”，反对verbum pro（逐字对译）；接着又有贺拉斯（Q Horace，65- 8BC）踵事其华，奠定西方译论之雏形。西方古典译论以罗马人为代表，其时潜在的理论倾向是“风格至上”，因此自希腊文译入拉丁文除可满足罗马人丰富拉丁文传统的追求以外，这种翻译活动亦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文体实验”。罗马译论的主要贡献是就“逐字对译”与“因义对译”两种译法作了某种程度的界定。罗马人摒弃“字译”，推崇“义译”，这种传统传至后来以圣·杰罗姆（Saint Jerome，347- 420AD）为代表的《圣经》翻译家，遂被推向极致，因为翻译经文显然是“教义”重于“技巧”，如文风差可吻合，即算成功的翻译。自10世纪以降，翻译之宗教功能已转为对母语“雅化”的普遍信仰。公元1380年至1384年，《圣经》开始译入英国，英语地位上升，既强化了英人的民族意识，亦打击了教会势力意欲中央集权的扩张意图，翻译自此开始具备认定文化身份的功能。1522年，德国《圣经》翻译家及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出版《圣经》德文译本，之后又发表了著名的《翻译通信》（1530），就“翻译”与“德语化”两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圣经》的翻译传统一直延续至当代并在奈达手里获得了新生。“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圣经》翻译以及奈达这些现代翻译家的理论表述里，今天大半的译学研究才觅得了自己的理论根基。”⁽¹⁾

16世纪译论大兴。其时，理论焦点主要集中于“翻译之为模仿”和“原文与译文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之上。“字译法”被广为抛弃，翻译被视作“原文的复制或模仿”。荷马译家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与多列（Etienne Dolet，1509- 1546）认为译家应尽力直逼原文“精神”，处理原文宜如学问，严谨准确却又恰如其分。文艺复兴时译家既想“复制与摹写原文”又想“别创体制”，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原文”孜孜以求“谦卑”与“谦恭”二者之间的平衡。

18世纪中叶，泰特勒（Alexander Frazer Tytler，1747- 1813），针对当时流行且蔓延至整个18世纪的“意译”（德莱顿称之为“释意”）倾向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翻译理论，其中又以其“翻译三原则”为代表。“意译说”源自西方古典译论范型的“因义对译说”，其实质是所谓“散译”（loose translation），其理论基础是当时流行的“翻译原创说”，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职业应该具有创造性，不应将其仅仅当做工具看待。当时的雪莱、歌德、卡仁斯基（Ferenc Kazincky，1795- 1831）、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elgel，1767- 1845）以及朱可夫斯基（Vasily Zhukowsky，1783- 1852）等人分别讨论了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想象力的作用问题，同时还就意义本质以及艺术天才等问题发出了新的诘难。

二、近现代译学的语言学范式

17世纪，新兴的语言理论受到青睐，西方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亦随之渐具雏形。当时，德莱顿、布瓦罗、蒲柏和伏尔泰等人在译学领域里从事着与比较语言学性质类似的工作，并因之形成传统，对后世的译学研究产生过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就理论模式而言，基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传统，这种范式早期的研究主要强调语义成分和语法结构的细致分析，及至本世纪中叶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分析的层面也开始渗入语篇结构及其功能分析，但也没有跳出“目标本体观”这个层面。早期的研究亦强调译文须“持之有故”，“信达”兼得，但较之于古典范式，对译本“雅化”的追求已大为减弱。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翻译活动的目的不同，一因“重现或摹写典籍”而翻译，二为语言学习要做必要的练习而翻译，三则出于经商敛富之需要。

18至19世纪，语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深入发展，关于翻译语言之类的重要理论问题亦开始引起讨论。在当时比较活跃的学者中有一位关键人物，即是德国译论家施莱尔马歇（F.Schleiermacher，1768- 1834），他提出为译本创制一种“次语言”，曾在译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是译学语言学范式的真正形成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出现以后才得以逐步完成的。

20世纪随着语言学理论的逐步成熟，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也有了很大发展。它主要以欧美结构主义为理论背景，同时又兼收并蓄，几乎吸取了包括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等人的语言学思想在内的所有语言学营养，为构建现当代译学的强健机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世纪，在这个范式渐进发展的各个时期，曾有北美的维奈和达贝尔内（J P Vinay& J.L Darbelnet）、奈达（E.Nida）、穆南（G Mounin）、卡特福德（J.Catford R）、雅各布森（R.Jakobson）和斯泰纳（G.Stiner）等人筚路蓝缕，为此奠定了学科与学理基础。维奈和达贝尔内两人的贡献在于为译学建立了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和相应的规则系统，这两者奠基于比较文体学、语法学和语用学，同时又杂糅翻译实践，处理的层面从词汇与句法结构直至语篇，建立的规则体系涉及字译、直译以至语篇调适手段。他们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结构这两个方面出发致力于译学建设，非常关心遣词造句与谋篇布局亦即译学规则体系的建构，认为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是要细致地考察宿语系统各个层面、各个成分在翻译过程中“表情达意的方式”，而不是“表情达意”，因此建构规则体系便成了译学研究的第一要务。1958年，两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译学名著《法英比较文体学——翻译方法论》问世，既为译学研究创立了堪为时代典范的学术范式，又在译学领域树起了一座学术丰碑，对本世纪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0年代至80年代苏联的谢维伊泽尔（A.D.Shveitser）和烈茨科尔（Y.L.Retsker）以及美国的马龙（J.L.Malone）步其后尘，纷纷着力于规则体系的建构（前两者提出了翻译的具体化、逻辑派生、反义、补偿等规则，相对粗疏；后者提出了翻译的迎合、迂回等五项原则，分别涉及替换/方程、分异/和合、放大/缩小与裂变/聚变等规则，相对明晰），为译学范式的成熟作出了努力。至于由卡特福德的“语篇等值”、奈达的“动能等值”和科米萨诺夫的“模糊等值”所构成的“等值模式”则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谢维伊泽尔的“重写规则”以及马龙的“搭桥规则”一样，都是译学语言学范式的深化，既强化了学术共同体关于语言学范式的学术信念和研究传统，又借助所创立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增强了译学范式的理论阐释力。当然，除了上述学者以外，自70年代以后，在西方还有如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凯力（L.G.Kelly）、列夫维尔（Andere Lefevere）、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和图瑞（Gideon Toury）等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相继为当代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20年西方译学关于学科定义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引起了对于“语言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长期思考。例如同属比利时/荷兰学派的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列夫维尔就曾经把翻译定义为是“对源文本的重写”，这种“重写”不论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观念系统和诗学理论，可以据此对文学文本进行“调适”，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发挥作用。这样，翻译之为“重写”又成了一种“调适”的手段，主要在某种权力的支配下予以实施，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大可有助于某种文学与社会的进步。不过，翻译既为“重写”与“调适”，就必然会被视作是一种自足独立的调节“手段”，可以默认各种语言与“异域风情”相携而来，并且做到“随遇而安”。应该说，“重写”与“再创造”并无区别，二者均要求将所谓源文本作为“生机勃勃”的实体看待。翻译时，不论形式转换还是文义再生皆须“充满爱意、无微不至”（lovingly and in detail），这样才能使现存语言得到滋补，确保其世代“繁衍生息”。和庞德一样，当代译论家也认为利用那些空泛的语词范畴从事翻译通常会无一例外地强化既有的泛指特征，因此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要逐字或逐个意象地诉诸译笔。只有这样，那些独具异域文化特征的成分才可进入我们自己的语境，进而拆除我们那些凝聚着母语经验、由各种母语概念形成的“文化藩篱”，确保母语文化的健康成长。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翻译应该乐意接受异邦语言的影响，其语言既能因“通变”之法收放自如，又可据“守常”之纲“从一而终”。德里达为翻译再定义，称其“形变不离常纲”（regulated transformation），正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当年闻一多先生倡“戴着镣铐跳舞”之说，大概也应是此说最形象的注脚。

三、当代译学的文化整合范式

译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以长足发展，这是20世纪80至90年代最可称道的“学术盛事”。这门学科在世界各地衍生发展，多元并进，日趋成熟，正以强劲的势头向21世纪推进。自70年代至90年代（尤其90年代为代表），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自此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这段时期，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译学之为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已成学术共识，人们熟知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明显转型。译学更具宏观认识论意义的“文学渗透法则”业已提出，标志着译学新型范式的确立。这种范式既要关注深入的个案研究又要切入译学各体系，就其互动关系进行宏观透视，同时还要深掘译学多位系统的分层特征，以期达至“乘一总万”之“概论”。与此前静态的“目标本位论”相比，译学新型范式却以动态的“迁移转换观”为其主要特征，这便动摇了既往译学重主体手段及译者个体创造的传统根基。德国哥廷根学派从认识论意义上指出：“文学翻译即是文学作品阐释的翻译，它将受制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既是某国文学语言的一部分，亦是一种文化活动，必将有贡献于该国文化遗产，并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²⁾弗兰克（Armin Paul Frank）甚至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这种理论无须从别的体系派生而出，亦不具思辨性质，只需具备“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透溢而出的那种特别的精神”⁽³⁾。在加拿大，译学研究正向“文化身份的认同”这个问题推进。殖民主义、双语文化、民粹主义、文化遗产、弱势文学体系以及性别角色等问题已登上译学舞台，为当代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索契机。与此同时，美国传媒的国际化正逼使译学“分心旁骛”，认真探讨传媒所传递的文化渗透力，而传媒学者也正在转向，试图从译学研究中获取本学科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学术共同体由分到合，殊途同归，范式变革拓展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译学研究的思想力量。知识、思想、学术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译学“自成高格”，为在21世纪纵横捭阖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上述范式重构以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学科整合为特点，统而言之，正是做到了德里达所谓的“视野融合”。这股大潮席卷西方，“各路诸侯”纷纷响应。比如比利时/荷兰学派告别传统的“翻译语言观”转而将翻译视作文化现象，微观的结构描写已经让位于宏观的结构阐释，同时注目于宏观体制化的权力结构及其从中衍生而出的微观层次转移。他们公开声称，90年代的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即就微观的实证研究而言，在范式变革的深刻影响下，该派的理论探索亦不乏新意，标举着独特的学术品格。拉姆伯特认为，任何意义上的翻译都不能独立看待，相反，它们都是各种符号处理程序发生作用，从而生成离散活动的结果与起点。在他看来，每一种文本、每一个单词，都包含着“业已翻译”的各种元素。这些“业已翻译”的文体中又包含着许多离散元素有待翻译，因此，在译学描写工作中，“待译元素”范畴将愈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拉姆伯特的译学理论也因之被视为“目标本体实证科学”与“符号迁移实践”的结合。⁽⁴⁾面对90年代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建议将各种意义上的翻译都看做是一条永无尽头的符号链环环相扣、日益延伸之过程中的某一步。基于自己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提出了译学的“历史描写研究法”，认为据此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各种翻译现象，通过讨论“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的文学而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学研究模式”⁽⁵⁾。关于在既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发现的各种文学类型，他也提出质疑，认为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通常并没有按照它们植根于其中的某种文化的文学来理解，而只有通过嵬集在某个既定的社会内部问世的各种经典、非经典抑或超文学的文本，通过建立某些机制使文化现象得以及时保存积淀，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文学现象之间建立某些联系，从而真正明白这些“或能说点什么”的文学模式。但是，拉姆伯特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似乎永不消竭，就上述文学现象之间的各种联系问题，他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谓接触非接触、单向关系多向关系以及分层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拉姆伯特来讲，至关重要的是要确立现存于某个既定的语言组成或社会之中的某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各个层次。拉姆伯特的思考源自其深刻的译学研究，因此影响深远，上述问题目前已在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社会学、国际关系、政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引起反响，研究正在深入。但就拉姆伯特本人而言，这些思考仅是冰山一角，范式革命尚在继续，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译学范式的重构与变革、译学思想的革新与深化，都有赖于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描写，有赖于对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否则理论不能前行，译学便将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巴斯奈特、列夫维尔和拉姆伯特三者“殊途同归”。有鉴于译学研究对理论模式的现实需要，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首先对现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梳理爬抉，而后推出“实证—历史研究法”，以回应当今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并对体制化权力结构及其微观层次转移作出解释。这种模式不仅依靠诗学以及诗学手段的引进，也对再现的意象和观念予以足够的重视。自1987年起，列夫维尔即对“批评的学术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解构批评的复杂性、翻译分析的科学性以及翻译理论的抽象属性这些问题时，列夫维尔兼收并蓄，将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合二论之，认为二者将使某些文化价值获得永生，同时又会摒除另一些文化价值，甚至使其边缘化。列夫维尔不但对译学研究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改造，革新了传统的研究内容，开放了独特的视野，引入了全新的研究对象，甚至还对译学研究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提出了非难，认为译学研究必须“超越阐释”，为达此目的，就不应再行期望翻译批评会继续奉献出任何客观或武断的阐释；相反，倒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些阐释对规定文学生产与接受的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所构成的网络进行一番梳理。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分析以及对“重写模式”（翻译即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重写”形式）如何确保文学的恒久延续所作的分析，都必须在随时考虑诗学及各文学系统之影响的同时，也对观念体系和权力体制予以同样的关注，突出任何一方，任何理论模式都将是残缺不全的。为此，比利时/荷兰学派在向理论深度进军的同时，也从罗兰巴特和福柯二人有关的文化理论中汲取营养，为自己的译学研究构筑更坚实的学理基础，提供更丰满的学术肌理。

现代译学研究发轫于结构主义模式，但后来的发展却是众声喧哗、流派林立。美国式的“译场”起而强调雅趣与文旨，后又耽于翻译“科学”，以规定的方式着意“求质”。早期的译学研究以各种文学手段独擅胜场，在文化进入一方“技压四座”，尽显“功力”。其后又有分层系统理论强行施压，以“客观性”为其研究。最后，解构主义模式继之而起，不料只是灵光一闪，却早已远离文化交流，没有留下真正的印记。这些模式要求译文“纤毫毕显”或曰尽量“客观”，常常以教条的方式努力“建构共识”，却无异于杀鸡取卵，终而导致译学“内讧”。缺乏合作的结果自然就谈不上真正的跨文化交流，遂使本学科偏居一隅，远离学术主流，边缘化的状态也日趋严重。

80年代以后，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了一系列变化。译学研究的焦点除源文本和宿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外，似乎也开始集中于以翻译为媒介的各种话语以及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之间的调和方式。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首开先河。受其影响，翻译的哲学观被纳入学术视野。文学批评与社会学家步福柯之后尘，亦对翻译在学术界和社会内部政治层面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90年代，这些先前尚须借助解构主义理论模式进行学术操作的翻译理论家不光仍然活跃于自身学术领域的前沿，同时也开始着力与相邻学科进行别具深意的学术对话。

上述变化触发了对译学学科定义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使学科界限得以消解。这种积极的范式重构使西方译学受益匪浅，亦对西方世界以外的译学研究大有裨益。1991年，巴斯奈特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西方文化霸权已有裂缝出现，比如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冈玻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ompos）援引德里达的理论建立了某种类似后现代主义与欧洲中心论背道而驰的译学模式。他们将这种模式用于文学翻译，拒绝文化霸权仅凭己方意志强行派定的任何翻译文本。在冈玻斯兄弟看来，翻译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形式。他们的译学思想在学术概念与术语上面的体现，就是“自铸伟辞”，绝不唯西方马首是瞻。在他们新创的概念中有一个核心名词，即是cannibalism（摄食）。他们认为“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annibalism”（翻译是一种摄食形式）⁽⁶⁾。不过，这个概念并不指对原文的“占有”，而是指翻译作为一种“争取自由独立”的形式，它将摄食、消化原文，并从原文中独立，最终获得自由。可以看出，冈玻斯兄弟的cannibalism这个概念与西方译学观大相径庭。原有的“暴力攫食”之义已经消失，却被注入了某种“敬重”的含义，即是说，翻译实际上是“拿来主义”的一种象征行为，但“拿来主义”的态度却源于敬重和热爱。当然，翻译活动同时也是另一种象征，即指通过“输血”而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据此，翻译活动的意义得以重新解释。它不单是要借“他山之石”，同时还要“借力发力”（empowering），借他人乳汁哺育自家孩子（nourshing）。德里达曾将翻译视作“载道之气”（life-force）可以确保文学文本繁衍生息。上述观点差可与之近似。需要指出的是，冈玻斯兄弟非常欣赏庞德，认为他的《神州集》（Cathay，London：Elk in Mathews，1915）“妙造天成”，正是因为庞德热爱中国文化，景仰之情“溢于言表”，遂有无穷灵感产生。他们认为，这便是典型的cannibalism。⁽⁷⁾毫无疑问，冈玻斯兄弟所提出的译论几与中国古典哲学暗合。通过庞德，他们几乎已抵达中国文化的津梁。从译学范式变革的角度来看，此举意味深长，值此中国译学反思之际，这不啻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养料。

学术范式的重构与变革对西方译学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广。除上述论题以外，译学的研究范围渐趋扩大，其中还包括：利用翻译及译本厘定人类无意识的“文化误读”；确定翻译调适的所谓“无言区”以及相应的主观翻译策略；审读现存译本，以揭示影响文学与文化演进历程的文化及体制调节因素；基于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开始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认为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扎实、方法论成熟，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利用自己独创的方法论体系完全可以揭示文学之演进与其他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比较文学之地位应予重新思考，或许作为译学研究的从属学科倒更为合适；“单语操持者”从事译学研究的困难及所存在的“盲区”；文学批评过分看重阐释是否“准确”；“拾人牙慧”已成通病，通过现存的文学译本以细读与比勘方式凸显文化迁移、认知错位及其相互关系倒更能见出真知；翻译批评与“翻译误读”及其与原文的比较、二者的关系、原因的甄定，等等。

在列夫维尔看来，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具有的“比较性”，这种特性使译学研究积学甚厚却能“宽以待人”，常常“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不拒细流，自身的学理基础因之愈加雄厚，学术肌理更加丰满，学术视野更加宏阔，知识、学术、思想三者相得益彰。当前，在汩汩流入译学大潮的千洄细流中，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文学、民俗文学）、不同类别（传媒文学艺术）、不同性别（妇女文学）、不同国家（西方以外或西方世界以内的小国）的研究正为西方乃至国际译学研究注入生机。比如加拿大学者哥达德（Barbara Godard）向传统译学的等值模式提出挑战，认为在女性文学的框架内，“差异”（difference）或“不等值”（non-equivalence）现象应给予正面评价，其研究重点主要是探讨基于差异概念的翻译理论与女性语境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对女性语境与翻译本身进行理论解说。一位专治爱尔兰文学的学者图莫契科（Maria Tymoczko）研究口传文学传统中的翻译问题，将其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试金石”看待，这无疑又为译学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加拿大学者约特（Anne Mette Hjort）着力研究语言符号的指涉问题及其对翻译的影响，其内在的研究动机源自他本人对语言哲学家奎因（W.E.Quine）怀疑论的关注，重点在所指之“不可理喻”及对翻译可能产生的后果。波兰学者塔芭科夫斯佳（Elzbieta Tabakowska）则以“语言复调之为翻译难题”作为研究课题，深入研治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内心对话”之间的关系，对译学研究也有启示。

通过上述勾勒，可以看出西方译学20年来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呼应国际学术潮流，以“文化转向”为中轴，一边扬弃古典范式粗疏而封闭的研究范式，在重返历史深度的同时，既使学科定义得以延续深化，由“重写摹写观”而至“调适观”，又使富于使命感的宗教译论在今天获得知音。这场革命还使近现代语言学范式得以升华。它以文化相对主义实施渗透，遂使译本语言载荷着异质文化交汇的结晶建构当代文明，同时它又时时建构着翻译活动的主体——人自身。近20年的范式重构在认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颠覆了古典及近现代译学的“目标本位论”，代之以“文化迁移转换观”，将翻译从译入语的本位观中解放出来，让其以文化通观的态度穿梭于异质文化的各个分层系统，试图通过翻译的文化整合力量击碎传统译学的“七宝楼台”，然后建构成未来崭新的文化大世界。译学不“画地为牢”，其内部研究与外向探索相携并进，正呈现出一片盎然生机。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6期，第30- 34页）

参考文献

[1] Catford，John C.1965.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Chan Sin-wai（ed）.1995.A topical 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Fawcett，Peter.1997.Translation and Language.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4] Koerner，Konrad.1989.Practising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Selected Essays.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5] Kuhn，Thomas.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Robin，Douglas.1997.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 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7] Toury，Gideon.1995.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注释】

(1)Susan Bassnet，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ed）Chan Sin Wai& David E Pollard C，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5：389.

(2)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age），1993：184.

(3)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age），1993：184- 186.

(4)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age），1993：184- 186.

(5)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age），1993：184- 186.

(6)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age）.1993：187.

(7)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Routleage）.199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