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活跃的西方现代翻译生态场

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彻底的变革。这个世纪的初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殖民扩张变本加厉，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二战”前的西方翻译，重点放在对近、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尤其是俄国、北欧各国的作品，这一过程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的英译俄翻译家有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她翻译了几乎所有的俄国经典小说，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女翻译家；还有托尔斯泰的权威译者莫德夫妇（Louise and Aylmer Maude），他们译出了《托尔斯泰全集》（21卷），影响深远；另有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他原籍俄国，后来侨居欧美，是西方最推崇的20世纪文学家之一，他的翻译颇受西方青睐。

此外，北欧文学和戏剧，如安徒生、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也产生了英、法、德等多种译本，中国的经典译本也迅速进入西欧各国，汉语热潮出现。

“二战”之后翻译的形式、规模和成果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仍以文学作品为主流，出版形式有了飞跃式变化，以专家、研究机构、出版社组织人力和物力出版各种丛书，作品的出版变得系列化、系统化。1952年，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西方名著丛书》（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共54卷，443部作品，分文学类、政治类、科学类、哲学类，丛书展示了西方各国的智慧和文明的硕果。

除文学翻译外，“二战”以后的非文学翻译（或称实用翻译，也称应用翻译或语用翻译，指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行为，也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空前繁荣，这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末，计算机、互联网、通信设备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形态产生了质的变化，各种促销、保健、技术手册、网页等交际形式不断衍生，对翻译的速度、语种、人员、工具设备、管理等方面的要求非昔日能比。翻译不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为解决语言障碍的不便，以达到客户的要求。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最恰当的方法、最低廉的成本来完成翻译任务，就必须借助先进的科技工具，如数据库检索、机辅翻译系统、翻译记忆工具、翻译软件等。翻译的产业化、职业化已呈明显趋势，翻译活动更多地依附于意图、利益和权力关系，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语言问题。职业译员不仅是双语专家，更是文化协调者，要认识到各自产品、价值观的相对性，从而取得尊重与互信^[12]。

总之，人们对翻译的研究视野从来没有如此广阔，对翻译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宽容，对翻译的方法和手段从来没有如此丰富，对翻译的速度从来没有如此的快捷；而翻译之于信息与技术的传播更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瞬间即至。这一切，都是翻译生态场中新的、诱人的勃勃生机，翻译体现出了强大的共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