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史简述

1.2.1　西方翻译史简述

早在3 000年前，就有文字记载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翻译活动。埃及第18王朝时期(前1567—前1320年)哈图西利斯三世与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269年左右签订的合约就是典型的翻译活动。这份“梯埃”合约由赫梯语和埃及语互译两个版本组成，被认为是最早记录下来的翻译实践活动。然而，西方的早期翻译活动并未以此合约的签订为契机而兴旺发达起来。真正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兴起于公元前2世纪至3世纪。此后的2 000多年中，在翻译领域里辛勤耕耘的译者或研究者们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各地区之间频繁交往的环境下，大量地或大规模地从事翻译活动或翻译研究，并使之日益兴盛。

西方翻译经历了如下六次高潮(谭载喜，2004:5):

(1)第一次大约始于公元前4世纪末。当时，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退，罗马开始强大起来。然而，由于当时的希腊文化仍然优越于罗马文化，大量的古希腊文学(如《荷马史诗》等)被翻译成拉丁语传入罗马，这为后来西方集成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高潮出现的主要的翻译理论家之一就是Marcus Tullius Cicero，他主张活译(即意译)，反对直译。

(2)第二次始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这次高潮的出现主要源于宗教的需要，以《圣经》翻译为主要代表(例如Jerome的译作)。Jerome于382年至405年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不仅为基督教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译作同时也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Jerome不仅是这个时期翻译实践的先驱，同时也是颇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家。他主张把“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区分开来，而且在翻译过程中提倡灵活的翻译原则。

(3)第三次是在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这段时期基督教和穆斯林的频繁交往导致了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被译成拉丁语。在西班牙的托莱多聚集了以Boethius为代表的许多西方翻译家，他们将很多阿拉伯版本的希腊典籍译成拉丁语。Boethius主张一种客观主义的翻译观，他的翻译原则是宁要“内容准确”，也不要“风格优雅”。

(4)第四次是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次思想和文学的革新给翻译实践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具体表现为:翻译渗透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各个领域，该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好的翻译作品和杰出的翻译家，代表人物有Erasmus和Luther。前者主张《圣经》的翻译靠的是译者的语言知识;后者主张翻译必须采用民众的语言。

(5)第五次翻译高潮从17世纪下半叶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翻译家们在翻译大量的古典著作的同时，引进了大量近代和当代的作品。此外，Shakespeare(1564—1616年)、Cervantes(1547—1616年)等文学家的作品也相继被译成各国语言(在这一时期，东方译作也方兴未艾)。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翻译家探讨了语言意义与对等，Nida(1993)提倡动态对等，Newmark(2001)提出了研究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观等。这些翻译家对后来翻译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6)第六次翻译高潮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所发生的翻译活动。这一期间也是翻译实践和理论空前发展的时期。其翻译范围之广泛、规模之空前，使得翻译活动成了当今世界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交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译组织陆续成立;翻译专业化教育遍布全球，如美国、法国、英国等相继成立了翻译学院/系等;机器翻译也有了长足发展，高科技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实践和研究。随着翻译实践的精深化，翻译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翻译理论研究得益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发展，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研究成果日益显现出跨学科的特征。各学派也相继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翻译家。语言学派代表包括主张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Jean-Paul Vinay和Jean Darbelnet、研究翻译转换的Catford(1965)、创建并运用转换分析模式的Kitty Van Leuven-Zwatt;功能翻译理论学派代表包括强调话语层面对等的Reiss(1977/ 1989)、主张翻译行为理论的Justa Holz-M－ntt－ri，以及主张目的论的Vermeer(199(7);系统论学派代表包括提倡把翻译作为目的语文化历史等多元系统中一部分的Itamar Even-Zohar(1990)和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Toury(1995);文化学派包括主张“翻译即重写”的André Lefevere(1992)、主张女权翻译的Sherry Simon(1996)以及后殖民翻译的代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毋庸置疑，信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将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